二

20世纪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产生的争论引起了每一个具有哲学自觉性的实践者的注意，回顾这场争论的主要线索已没有什么必要。这是一场并不新鲜的争执，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早期。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去回顾，那就是，那场争论取得了一项在19世纪不可能取得的解决方案，而且，根据人们目前的理解，那场争论超越了任何一种纯粹方法讨论的局限。

首先，在19世纪，科学尚未在各门学术学科中取得像今天这样的霸权地位。当代的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解释的性质更为明确了，科学家自身也已成功地把握了物质世界，而这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只是他们的梦想。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像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同科学思想相媲美”这样的话，已经被人们当作简单的事实予以接受；这句话不会被当作诸学科争霸的一种夸夸其谈而被驳斥掉，尽管在19世纪极有可能会这样。今天，正如卡西尔接下来所说的那样，科学被认为是“我们所有人类活动的顶点和完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章，是人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可以针对科学的结果或者它的第一原则进行争论，但是它的一般功能是不容置疑的。正是科学向我们保证了一个共同的世界”。

科学在我们时代所取得的这些非凡胜利不仅激励社会进程的研究者去努力构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而且也加剧了他们对历史学的敌意。许多社会科学的实践者目前有关历史学的思想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传统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既是有可能致命的文化疾病的一种征候，也是它的一种病因。因此，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的批评具有一种道德之维。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消灭传统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建构真正社会科学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且是他们最终提出的社会疾病疗法的一个实质性内容，他们希望这一疗法能够引领病态社会重返启蒙和进步之路。

在贬低传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方面，当代社会科学家得到了哲学家目前有关历史研究的性质和历史解释的认识论地位问题的争论的支持。对这场争论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欧陆思想家，但自1942年以来，这一争论也在英语世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卡尔·亨普尔于这一年发表了他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

我们不能说参与这场争论的思想家们就历史解释的性质达成了任何的一致意见，但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这场争论所导致的唯一后果是，它在与卡西尔持相同观点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和不安。卡西尔承认物理科学在诸学术学科中的霸权地位，但也同时重视历史研究。相当一批哲学家似乎已经断定，历史学要么是科学的第三级形式，它与社会科学相关，如同自然历史曾一度与物理科学相关一样，要么是艺术的第二级形式，其认识论价值是靠不住的，其审美价值也是不确定的。这些哲学家似乎已经认定，如果说存在某种科学等级的话，那么，历史学就处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林耐的生物学之间的某个位置，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奇异世界观和低级神话收集者的某些兴趣，但对于建立卡西尔所说的“共同的世界”没有多少贡献，而科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得到日常经验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