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西方国际关系学
——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内容摘要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含了该学科的研究主题和发展宏线这两个因素。在过去30年里，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推动知识生产并构成学科发展的宏线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派体系理论的学理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合作研究的力度加大、社会学理论影响的增强和人文意识的加重等特征，但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现象并没有减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怎样才能得以建构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所谓知识谱系，就是一个学科中知识发展和变化的系统，表现了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知识谱系是一个历史谱系，显示了知识的诞生、成长、发展、进步、转换、革命。要把握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脉络，就需要了解它的知识谱系。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括两个要素。首先，知识谱系必须表现学科发展的主题，即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的集合，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学科，必然有其自身的特征，亦即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比如，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资源稀缺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分配和消费问题，其主要理论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要内容产生的。再如，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行为，尤其是社会秩序、正义、稳定、发展和变革等重大问题，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也是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的。其次，知识谱系必须表现学科的发展宏线，即以重大理论为里程碑的理论发展轨迹。任何知识谱系都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了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就可以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亦即发展宏线上的里程碑。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和相互竞争形成了学理思想的发展，编织了知识发展的宏线。比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等就是西方古典社会学中里程碑式的理论。

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发展依赖于生产知识和推动知识发展的知识力。这种知识力来自竞争和借鉴，突出表现是新兴理论对原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种源头性创新理论的产生往往会确立一种新的范式，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运动定律。这是知识的生产。新的范式确立之后，会出现大量常规科学研究，即对新的理论范式的证实与证伪性验证。这些研究本身并不会产生新的科学体系，但却起到了知识延续的作用。在这种延续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与主导理论相悖的现象，于是便会提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逐渐发展为比较完整的新范式，并与旧的理论范式展开竞争，竞争形成知识力，竞争促成了旧范式的衰落和新范式的兴盛，推动知识的再生产。^[1]从某种意义上讲，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也是将竞争和批判作为知识力的基本来源。^[2]竞争的关键是新的理论对原有理论的关键性突破，亦即提出原有关键概念和命题不成立的合理论断。竞争的确是知识谱系发展宏线的重要动力，同时借鉴与融合也是知识力的重要来源。孔德曾经说过：“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一切成就，无论是同一时代的，还是代代相传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一代人的发现为另一代人的发现准备好了条件。”^[3]拉卡托斯对知识发展的基本认识是新的理论是包容旧的理论的知识体系，是具有超于内容的理论。^[4]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谱系中推动理论发展的另一种动力是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所以，理论之间的竞争可以推动知识的再生产，理论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也可以成就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竞争与借鉴是共存的。

二

国际政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呈现了自己的知识谱系，出现了一条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宏线。我们仅从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轴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际政治学者希望发现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考虑怎样才能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国际政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研究达三十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发表，到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沃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也是不可更变的。^[5]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替代了人性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突破点。将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国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命题就都可以成立了，以追逐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也就变成了以保证自我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标志性著作就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1979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政治研究新的境界。尤其是沃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宏大的理论大厦。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1957）、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维护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F.K. 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分类》（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到冷战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体系结合起来，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6]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的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成为战后国际政治学知识谱系上的重大结晶，成为战后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近三十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叶，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政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在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提出质疑，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7]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鲁杰（John Ruggie）等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政治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机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机制研究和争论的论文，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成熟的国际政治理论，也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8]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鲁杰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进行抨击的文章。^[9]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主编的论文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版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政治研究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10]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e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鲁杰的《多边主义》（1993）等。这些具有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竞争的突破点是承认无政府性，但同时指出无政府条件下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合作是可以达成的。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思想发展宏线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认为，它在国际政治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20世纪90年代跻身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了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之中，而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89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著作《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极其重要的过渡性著作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出现做出了铺垫。^[11]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1992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宣言。^[12]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国家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可以有不同的逻辑内涵。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康德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政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大辩论爆发了。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突破点是质疑无政府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那么建构主义的突破点是质疑无政府性这一基本概念本身，亦即否定新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单一解释，强调无政府性的多种形式。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5年，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的理论论文，也收入了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实证性论文。^[13]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以及韦尔兹（Jutta Weldes）《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重要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杂志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主编了专辑，总结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14]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政治学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非主流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政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学科的核心，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学智慧的精华。

三

了解这些知识结晶，不仅可以掌握大部分重要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还可以理清学科的发展前沿，把握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的走向。从西方国际政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学科发展趋势，或曰国际政治学的三个新的特点。

第一是对合作的研究力度加大。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两战之间短暂的理想主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摧毁之后，现实主义对冲突的基本假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冷战的开始和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峙使得冲突和战争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比如人性、战争、无政府状态等在现实主义那里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于是，现实主义在二战后的30年里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尤其是决策者，将现实主义对冲突的认识视为客观事实，认定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质是冲突，战略和方针虽然可以缓和冲突，但是永远无法消除冲突。恐怖均势是最典型的例子，说明稳定和平是绝不可能的事情，非稳定和平才是决策者追求的目标。^[15]冷战后，现实主义影响仍然很大，其核心观点构成了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的基本内容。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认为一个大国崛起之后必然实行扩张政策，对原有大国形成威胁。这是典型的结构现实主义学说。但是，国际关系学界对合作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对合作的乐观主义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上面。多伊奇、哈斯等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强调了合作的可能和条件。^[16]虽然这些著作远未形成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但是却使自由主义的观念得以继续。从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国际合作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博弈论的应用、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多边主义的发展都表现了这一趋势。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断定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它从理论上阐明了无政府条件下理性地控制和削弱冲突的可能性，论证了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行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出现开始否定无政府性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合作从根本上是可能的，冲突不是国际社会唯一的逻辑。^[17]虽然现在现实主义在西方政策界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学术界已经处于守势。

第二是社会学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加大。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实主义是强物质主义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全面借鉴了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以物质主义为基本认识方法的理论体系。人们认识到的只是物质性力量，是核武器的数量与质量，是军事预算的规模，是国家之间暴力能力的比较。根据这种理论，国家的一切都系于其物质实力，国际政治中的一切最终裁决都由实力做出。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脱离理性主义的体系，但是在认识论方面开始向弱物质主义转移。新自由主义的突破口是国际机制，认为国际机制是减弱冲突、增强合作的重要因素。而国际机制本身是非物质的社会性因素，并且可以不依赖霸权国的权势而独立存在和发挥作用。^[18]同时，新自由主义学者对观念的强调也越来越明显。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将观念视为与物质性因素同等重要的变量。^[19]建构主义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观念是比物质因素更加重要的因素。在卡赞斯坦、费丽莫等人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道德伦理等社会现象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作用，看到国家之间的互动、共有知识、国际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对当今的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20]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行为体的能动作用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人的行为可以导致冲突和战争，人的行为也可以导致合作与和平。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的减弱，社会学影响的增强；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正在减弱、人的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强。

第三是人文精神的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学科意识越来越强，与法学、历史等学科的分界也越来越明显。国际关系学属政治学，所以在研究方法方面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是一致的。在美国政治学界，一些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提倡行为主义研究方式，二战后发展更加迅速，美国社会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1945年专门设立了政治行为委员会，到50年代，行为主义方法已经占据主导地位。^[21]在国际关系学界，战后的第二次大辩论主要就是围绕方法论展开的，传统派和科学派成为辩论的两大对立阵营。结果，以行为主义革命为口号的科学派占据上风，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派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科学派的胜利无疑推动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并且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科学派追求“经验事实”，强调“共时性”，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则被边际化。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发展，伦理价值、规范制度等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22]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对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的重新重视，说明了价值、伦理、规范等文化要素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出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人文意识的增强和对伦理规范的复归。随着全球民众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加大，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界更加重视对全球市民社会的研究，更加重视对全球治理的研究，更加重视对世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23]“人的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是目的”的精神被更多地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在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人”的问题，人文意识也越来越与科学精神融合在一起。

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个传统仍然十分明显。一是追求宏理论的传统，主要表现为构建体系理论的持续努力。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追求宏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标志性特征。重大理论都希望成为体系理论，沃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修正、基欧汉从跨国主义观的倒退、温特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摇摆，都说明科学观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家的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沃尔兹、基欧汉和温特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非体系理论虽然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如贸易和平论、国际政治认知理论等），成为知识发展的动力，但却很难构成知识谱系中里程碑式的理论，也难以激起整个学科范围内的学理论战。二是西方中心的传统，二战后尤其表现为以美国为重心。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理论体系都是在美国产生的，思想理念也是以西方的思想传承为主。即使其他地方也可以产生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如依附理论等，但最终无法成就宏大的理论体系，无法产生久远的学理影响。这些理论虽然重学理，但也是以美国战后面临的国际问题为核心，为解决这类问题服务的。^[24]反思主义学者在这两个方面都向主流理论发起了猛攻，其怀疑和质疑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些学者和学派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为人们所注意，却不为人们所看重。非西方理论怎样才能产生、发展并得到有意义的建构，是我们应该深思并且为之努力的事情。

本文原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3] 转引自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 I.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5]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樱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林茂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pp.391—425.

[13]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 参见Kenneth Boulding, Stable Pe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16] 参见Karl Deustch, 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4）; 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7] 参见温特关于国际社会三种文化和无政府性的论述。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18] 基欧汉：《霸权之后》。

[19]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Goldstein and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pp.3—30.

[20] 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pp.1—32;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 Robert 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in 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 eds., Discipline and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pp.249—265.

[22] 参见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3] 参见秦亚青：《制度霸权与合作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第10—12页；蔡拓：《时代的新质与前瞻》，《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第19—21页；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罗伯特·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载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0—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