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正始玄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
第一章
魏晋玄学的产生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在哲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这场变革最终结束了统治两汉时期达数百年之久的经学传统，开创了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代玄风。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哲学的发展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飞跃。玄学思潮不同于经学思潮，无论在理论形态、概念范畴、思维方法以及由此而向其他文化领域扩展渗透所形成的时代的精神风貌方面，都是带根本性的。究竟这种飞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历史的动因何在？
就思想渊源而言，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魏晋玄学所讨论的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东汉末年都由不同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提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哲学探索尚处于量的积累阶段，还没有引起质的飞跃。其所以如此，不单纯是理论上的原因，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哲学是不能超越时代的。黑格尔曾说：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1]
东汉末年，经学思潮的没落和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的社会危机的产物。尽管经学思潮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只要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体制，经学思潮的生命就不会终结。王符、崔寔、仲长统、荀悦等人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王充），作为经学思潮的对立物，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他们深刻地揭露了经学思潮的理论上的虚妄，立足于人类的理性，把神学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理的颗粒，作出了许多哲学上的创新，但却不能建立一个囊括宇宙、统贯天人的完整的体系来取代经学思潮，开拓出一个哲学史上的新时期。究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个人的理论修养不足，胸襟气魄不大，而是因为东汉末年的历史向他们提出的任务只是加速经学思潮的灭亡，不是重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如果把东汉末年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经学思潮的灭亡不是由哲学家的理论批判所完成的，而是由黄巾起义的武器批判所完成的。黄巾起义把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体制连同与之相配合的意识形态分裂成一个一个的碎片，如何依据新的形势把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就成了三国时期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的历史任务。曹魏、蜀汉、孙吴都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只是曹魏处于东汉王朝的腹心地带，历史的辩证运动在这里表现得更为集中，因而对时代精神的感受也更为深切，更有可能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孕育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在这个时期，历史的分裂的因素受到阻遏，统一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哲学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变得不同于东汉末年了。它应该积极地促进历史的进程，站在理论的高度回答时代的紧迫的课题，为人们建立一种新型的世界观来指导现实的斗争，表述他们对统一的理想。玄学的产生只有联系到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这也就是说，玄学的变革无非是历史变革的反映，如果没有东汉王朝的覆灭，没有当时各阶层的人们为完成统一大业而从事的如火如荼的社会实践，在哲学上是不会凝聚成一场质的飞跃的。
在哲学史上，变革和继承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继承，也谈不上变革，这就是所谓扬弃。这种扬弃是在否定之中包含着肯定，有所抛弃，又有所保存。因此，探究这种扬弃的过程，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观点，着眼于其内在的辩证联系和各阶段的历史发展，而不能只单纯注意其直接承袭的那些思想成分。就玄学而言，它所直接承袭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成分。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从陆贾、贾谊、司马谈、《淮南子》开始，经过扬雄、王充、《易纬》，直到马融、郑玄以及其他一些经学家，综合儒道的倾向蔚然成风，也可以找出不少玄学所直接承袭的思想成分。拿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来说，看来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玄学直接承袭的成分，但是，玄学对董仲舒的扬弃，恰恰表现在一方面否定了他的理论形态，同时又继承了他的天人之学。再拿王符、崔寔、仲长统、荀悦等人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是综合儒法而不是综合儒道，他们在哲学上的创新却是过渡到玄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事实上，玄学并不是儒道两家思想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先秦到两汉的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它不仅综合儒道，而且综合百家，特别是全面地综合了汉魏之际兴起的诸子之学的积极成果。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对当时的法家、名家、儒家、墨家、杂家的思想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它们既有所得，也有所失，说明玄学的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它的继承关系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道两家。王弼说：
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所载，未足守也。然致同途异，至合趣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定真，则谓之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俭啬，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愦错之论，殊趣辩析之争，盖由斯矣。……夫途虽殊，必同其归；虑虽百，必均其致。而举夫归致以明至理，故使触类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应，以为得其义焉。
汉魏之际的诸子之学承上启下，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各种思想冲破了经学思潮的束缚，获得了解放。它们围绕着共同的时代课题进行艰苦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方案，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表现形式来说，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先秦的诸子之学大异其趣。这些解答方案虽然包含了合理的内核，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扬弃。王弼认为，所有这些思想之所以出现偏差，是由于“用其子而弃其母”，缺乏一个根本性的原理。如果“守母以存子”，把它们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则能发挥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的作用。可以看出，玄学实际上是汉魏之际的诸子之学的理论总结和思想演变的必然归宿，研究玄学的继承关系，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历史阶段。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