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从2007年才开始在新准则中将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并开始允许企业将满足五个条件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因此，为了研究上市公司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隐性选择，我们取2007—2012年剔除金融、保险企业之外的所有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可以运用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年份为2007年，至2012年，共有6年的样本。为了研究连锁董事对企业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将前两年定义为会计政策的“学习年”，后四年定义为会计政策的“运用年”。因为，一方面，新准则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规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前的会计准则不允许开发支出资本化，要求所有的研发支出都要进行费用化处理，加之允许资本化的五个条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企业对于新准则在这方面的规定有一个理解和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7年和2008年实行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企业分别有138家和183家，只占到当年整体上市公司的9.1%和11.6%。从2009年开始，实行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逐年增加，2009年为239家，2012年增加到451家，分别占当年上市公司总数的13.9%和18.9%。这说明在新政策出台之初，企业确实有一个观望和学习的过程。由于我们想研究在会计政策的“运用年”新增的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所以我们在2009—2012年的样本中，剔除了前两年已经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

对于公司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数据，我们均是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整理得到的。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万得（Wind）、国泰安（CSMAR）金融数据库。本文所有数据的整理、计算和回归过程所使用的软件为SAS V9.2和STATA 13。为了避免极值的影响，我们对每个连续变量1%前和99%后的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研究设计

对于有开发活动的企业，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无非是三种情况——完全费用化、完全资本化或部分费用化部分资本化。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按照谢德仁和刘永涛（2013）的定义方法，将部分资本化（亦即部分费用化）的观测值也归到利用了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这一类观测值中。即本文的因变量为表示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虚拟变量，只要“开发支出”账户t年末余额大于零或虽然该账户年末余额为零但t年“开发支出”账户转入无形资产的金额大于零，我们就将上市公司界定为选择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为了检验假设1至假设3，我们建立如下Logistic回归模型：

Capit=β1+β1Networkit+β2Sizeit+β3Levit+β4ROEit+β5Pisit+β6Fshrit

+β7Mshrit+β8Trdshrit+β9Shrhfd10it+β10Issueit+β11Lossit

+β12HighTechit+β13Chair_Cit+β14Big10it+β15RDit+εit　　　（1）

自变量中，对于董事连锁网络指标Network，我们用直接的连锁董事虚拟变量（D_Link）、连锁董事频次（Freq）和独立董事在整体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Score_Median）三个指标来表征。其中，连锁董事虚拟变量（D_Link）是表征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虚拟变量，如果在会计政策的“学习年”（2007年和2008年），公司i的独立董事中有在其他公司任职（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且他兼任的公司在“学习年”采用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连锁董事频次（Freq）表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的“学习年”兼任的人数或次数，即如果上市公司在2007年或2008年有n个独立董事在其他进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兼职，则连锁董事频次（Freq）取值为n；同时，我们也将同一个独立董事在不同年份的兼职情况也计算在内，即如果上市公司的n个独立董事，不但全部在其他实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兼职，而且其兼职的公司在2007和2008年两个年度都选择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则连锁董事频次（Freq）的取值为2n。独立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Score_Median）为计算独立董事个体层面的四个网络中心度具体指标（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之后，对其进行分年度排序并分成十组，赋值0—9，作为网络中心度排序指标，然后对四个排序指标进行平均，计算得出公司层面的综合网络中心度指标^[1]，详情参见陈运森和谢德仁（2012）、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

由于影响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很多，涉及企业几乎所有利益相关者，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尽量控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董事长变更（Chair_C）、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hr）、管理层持股比例（Mshr）、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Pis）、流通股比例（Trdshr）、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Shrhfd10）、所聘审计师是否是当年“前十大”（Big10）；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增发或配股的业绩条件和避免被“特别处理”甚至退市而会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因此，我们还控制了当年是否有增发或配股的再融资行为（Issue）和是否连续两年亏损（Loss）。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和研发投入水平（RD）。为了研究董事网络对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在各年度和行业的影响情况，我们还引入了所在年份和行业的虚拟变量。详细的变量说明见表1的变量定义。

表1　变量定义表

（续表）

[1] 尽管都是中心度衡量指标，但是表征的是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不同维度：董事网络的程度中心度是某个董事在整个网络中有直接联结关系的数量，描述的是董事在整个董事网络中的活跃程度；董事网络的中介中心度是指整个董事网络中其他董事之间互相联系需要通过该董事的程度，衡量的是董事个人作为网络中的“桥”使其他董事产生联系的能力；董事网络的接近中心度是指董事与其他董事之间联结距离之和的倒数，衡量的是董事能否在较短距离接触到董事网络中的其他董事；董事网络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是把那些与特定董事相联结的其他董事的中心度考虑进来而度量的一个行动者中心度指标（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