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熹思想本于洛学，然其易学诠释则异于程颐。《周易》诠释之法，汉代偏于取象，魏晋重于用义，逮至唐宋则兼顾二者。程颐撰《周易程氏传》，踵继王弼，以义释《周易》，但不全废象数^[2]。朱子以《周易》本卜筮之书，其《周易本义》即据此阐发义理。钱穆先生言“宋代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治，二曰创通经义。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至。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3]较之王安石，程朱二贤着力“创通经义”，学问可谓一贯，但二贤释经原则之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周易》文本再诠释上的分歧。

程朱易学向为研学之巨端，前贤时彦之相关论说，可谓洋洋大观。现分三部分综述之：

（一）程子易学

程子易学，与之同时之尹焞已有论，他认为程子易学之切要处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4]。程门后学论《易》，亦常及之。林择之云“伊川易说的理也太多”，朱子曰“伊川求之太深”^[5]，就其发挥言之。黄震《黄氏日钞》载：“伊川自千余载之后。《易》之以卜者，今无其法；以制器者，人无其事；以动者尚变，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专主于辞以明理，亦岂非时之宜而《易》之要也哉。”^[6]则明确程子于《易》实为一大功臣。历代关于程子《易》学研究成果，已有学者作过综述^[7]，兹不赘论。

（二）朱子易学

朱子易学实承《程传》而后有变。据顾永新先生研究，乾道二年（1166），朱子开始校正《程氏易传》。六年，《程传》由吕祖谦在婺州刊刻完成。七年，朱子又在建阳重刻。朱子于乾道至淳熙年间草创之《易传》，即为推崇《程传》而作。淳熙以后，朱子转向图书、象数之学，故其在修订《易传》之时已杂以象数之说，但与其《易学启蒙》专言象数揲蓍不同，《周易本义》即在《易传》之基础上增广而成。《本义》草创于淳熙十五年（1188），朱子生前并未梓行，正式刊刻是在宁宗嘉定中党禁解除之后。嘉定五年（1212）前后，其弟子胡泳南康刻本《本义》是最早刊行的定本。^[8]

《本义》虽为《易》学史上之大典，在当时之流传却只限于朱门后学之间。直至宋末^[9]，始尊奉程朱之学，咸淳前后，出于方便诵习之需要，朱子再传董楷撰《周易传义附录》。宋元之际，胡方平撰《易学启蒙通释》，发明朱子《易学启蒙》之旨^[10]。其子胡一桂撰《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和《易学启蒙翼传》，前书“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为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合于《本义》者纂之，为之‘纂疏’，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断”^[11]，后书则为推阐其父之书而作。之后桂子胡炳文撰《周易本义通释》，汇合诸家，以羽翼朱子《本义》。类似之书，稍晚有熊良辅所撰之《周易本义集成》。朱子易学，论者多从其思想特质、对象数和义理的态度、朱子解经之诠释系统以及其易学著作的刊刻与传世版本诸方面来讨论^[12]。其中亦见有比较程、朱异同之作^[13]，诸家研究所本，多为《周易程氏传》、《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三书，或从版本演进，或从诠释理论来分析朱子如何变于程子，成果丰硕。

（三）程朱易学比较

关于程朱易学的讨论，罗璧《识遗》“卜决疑”条已云：“近代工《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节《易》主数，伊川《易》主理，晦庵《易》主卜筮”^[14]。已肇三家《易》说比较之端。元人赵采撰《周易程朱传义折中》云：“康节邵子推明羲、文之卦画而象数之学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画之礼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义》，厘正上下经、十翼而还其旧作。《启蒙》本邵子而发先天。虽《本义》主卜筮，然与门人问答，又以为易中先儒旧说皆不可废，但互体、飞伏、纳甲之类，未及致思耳。”^[15]赵采是书节录程子《易传》、朱子《本义》之说，益以《语录》，故其已见出朱子易学之复杂性，后世论二贤差异者，因其所本材料亦多为此三类，故所论不出赵采之说。

程朱易学之异同问题，播迁既久，钻研已繁，似已无可申者。然治思想史、哲学史者，多据语类为论，试图从整体上对程朱易学予以把握。治经学史者，虽偶涉例证，却亦只为其宏观言说取据而已。前论鲜见有依托于一点来串联比较，进而对程朱解《易》异同进行整体把握者。另外，朱子解《易》，继程子而有变。这种变化并不只因为二者学术宗尚上的差异，其同南北宋时局及学风之转变亦多有瓜葛。鉴于此，我们选择二贤对卦爻辞中“无咎”的传解为切入点，从文本上对二者解《易》之实践进行系统性把握，力避前说笼统之失^[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