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及相关范式考察

“康有为研究”属于显学，而史学维度的考察一直以来又是该研究的重心。前辈学者在康有为的家世生平、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保皇会、“孔教”运动、“张勋复辟”等方面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考察。本书所涉论域是康有为思想之研究。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尤其是作为核心内容的公羊学思想，奠定了其政治思想、社会学思想[1]的基础，无论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学理依据，抑或是流亡海外后逐渐成熟的“大同”理论，都是由康有为的公羊学理念议题生发出来的。

（一）研究状况综述

在对康有为公羊学思想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关于康有为的相关研究作一概述，辨章学术而考镜源流，期待使本书的研究能够在前人不足与盲点上有所突破，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康有为的经学理论。

兹分五个方面对较有价值的研究予以述论：

1. 传记、年谱类：

关于康有为的评传性质类著作，以董士伟《康有为评传》和马洪林《康有为大传》《康有为评传》为代表，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康氏生平以及思想框架，而于今看来，有些观点已颇显陈旧。此外，夏晓虹主编的回忆录性质的《追忆康有为》《追忆梁启超》在对康梁交游、行事等资料的简择方面较为精当，颇具特色，对于理解康氏的心路历程多有裨益。

由于海内外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偏重于史学领域，因而在涉及康氏生平、政治活动的史实方面，可供参考的文献较为丰富。年谱类资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康梁师生合谱》，沿袭了传统年谱的优点，繁而不芜，详略得当；此外，茅海建的《从甲午到戊戌——〈我史〉鉴注》，以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为依托，对康氏戊戌时期的活动、著述等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辨，举证详赡，尤其注重辨析康氏在《我史》中所作的“诡笔”，力图挖掘康氏作伪的目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唯一缺点是仅仅以康有为的自定年谱为依托排布资料，而没有将康有为在甲午前、戊戌后的活动一一罗列，以致缺乏整体性、全面性。另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体例精当、资料丰富，大量收集与康氏相关的来往书札，是研究康梁事迹的重要参考史料。

2. “戊戌变法史”与“变法”思想研究：

关于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研究，一直是康氏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材料丰富，引证严谨，结构清晰，详细阐释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的政局、康有为早期“变法”活动、组织学会发行报刊等活动、湖南维新运动、“保国会”、改良派、“百日维新”及“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与意义等议题，还在书末将1884年至1901年间的史实编纂为大事记，展示了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变革、思潮递嬗，是不可多得的杰作；汤志钧还撰有《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以“戊戌变法”这一政治变革为中心，将彼时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帝党”，以及慈禧、荣禄、袁世凯等顽固派的言论、事迹均作一简要传述，要言不烦，对于理解戊戌时期的局势、人物、事变很有帮助。此外，汤氏还撰有《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史论丛》等书，就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今文经学立场”“孔子改制”“维新”“改良”等思想进行了专题论述，解决了许多文献形成、思想溯源方面的问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康氏“变法”思想的内涵。

另外汪荣祖在《学人丛说》中有一篇《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新见迭出且不乏睿智，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另外，在历史资料的汇纂方面，翦伯赞主编的《戊戌变法》史料集，收文详尽，体例得当；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为戊戌前后的史实一一编列标题，列举史料，详而不芜；另有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也与以上数种资料相得益彰。

关于康有为“变法”思想形成、发展时期历史背景的研究，诸如《大公报》《万国公报》《不忍》《中外纪闻》《孔教会杂志》《时务报》《时报》等报刊也是绕不开的第一手资料。苏舆《翼教丛编》纂辑了反对康有为“变法”及公羊学思想的书信、文章与奏折等，侧面反映了康氏“变法”思想的社会效应，从这些反对的言论中可以爬梳康氏思想的许多不足；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的《维新旧梦录》反映了晚清以来西潮侵袭的大背景下学人求变革、议政、“改良”的思想历程。

萧公权先生的《康有为思想研究》花了大量篇幅详细撰述康有为的“变法蓝图”，将其改革分为政治、行政、经济、教育四个部分，对康氏“变法”思想的各个层面都论述得十分有条理。由于占有资料全面，结构精审，叙述清晰，评价公允，成为迄今为止在康有为“变法”思想上分析最为深入的论著。此外，萧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关乎康氏的章节亦可作为该研究的补充。

关于“戊戌变法”史实的考证，也有若干著作是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的，如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与《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等大量档案材料，对戊戌政变时间、过程、原委，“公车上书”诸细节以及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的问题等充满疑窦的史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在研究“戊戌变法”史实方面是极具分量的著作；还有台湾学者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对戊戌奏稿作伪、康党武装夺权等问题也作了翔实的阐释。此外，相关的博士论文还有白锐《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2]

3. “大同”思想研究：

首先应当提及的仍然是萧公权先生的《康有为思想研究》，他将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概括成两部分：“到大同之路”与“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

《大同书》是康有为阐述“大同”思想以及理想社会建构最为集中的著作，也是学者历来最为关注的康氏著作之一。汤志钧先生校订整理过《大同书》，并在该书前冠以“导言”，要言不烦地梳理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与成熟以及《大同书》各部分内容的意义与价值。

朱维铮先生《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3]将康有为从“公法”、“公理”到“大同”范畴这一思想演进过程诠释为康氏独具特色的“乌托邦论”，并对《大同书》的撰述时间作了较为可信的论证，把《大同书》与《春秋董氏学》等完全在公羊学语境下展开的著述截然划分开来。笔者在这点上颇倾向于朱先生的论证，因此本文没有将康有为以《大同书》为中心的“大同”理论归入其公羊学体系。[4]

0关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博士论文有李演都《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以〈大同书〉为中心》[5]，硕士论文有李喆《〈大同书〉与传统儒家之关系——兼论康有为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6]等。

4. 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角度的相关研究：

首先，在经学史脉络中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论著颇值得称道。

最有影响的是收入周予同先生《周予同经学史论》中的几篇文章，言简意赅，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例如，《康有为与章太炎》将康章二人视作近代以来成就、影响力相当，学术立场对立的两大经学家，破斥论者重章轻康的态度，提出康有为的政治言论与活动是有学术根据的，不能轻率地将康氏的理论视作与时代进程相悖的，应当整体把握康氏的观点，将之还原在康有为特殊的叙述语境中，摒弃断章取义的视角，予以连贯的理解。譬如，“保皇”、“复辟”等行为，在康氏理论中是有学理基础的，即从“据乱世”演化至“大同世”，“一世”应匹配“一世”之“政制”，丝毫不可“躐等”。如果能斟酌康氏的“改良”主张，对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革的思想有全面把握，就不至于仅仅将他的一切言论、活动斥责为“荒谬”的，从而发现这些思考背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周予同的研究高屋建瓴，启示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康有为经学思想的价值，摒弃片面、武断的研究方式。

另外，周予同还在《中国经学史讲义》的《康有为与章太炎》一章对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作了点睛式的评论：认为《伪经考》材料很有用，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总结，在经学史上是具有地位的；《改制考》则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结论虽不无武断，但材料也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周予同将《大同书》所述视为康氏“乌托邦”思想，是康氏的“一个阶段的政论性著作”，与《伪经考》“在材料上有用”的性质是不同的。[7]也就是说，周予同倾向于将《大同书》划在康有为经学著作群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启示我们在分析康有为“改制”“三世”等学说时应该合理处理“大同”思想[8]与康氏整个公羊学理论架构的关系。

台湾学者丁亚杰在《清末民初公羊学研究》中以皮锡瑞、廖平、康有为三位今文经学大师思想为主线，梳理了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脉络，尤其对于康有为的治学方法、经典诠释、经典观、孔子观、三世理想、维新思想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剖析，并将康氏公羊学放在与皮、廖二人的对比中彰显其独特的学术旨归，对于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渊源与创新、与同时代经学家纠葛等问题有独到见解。

另一位台湾学者孙春在在《清末的公羊思想》中。对康有为独特的“三世说”作了详细考察。他把康氏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关于“三世”的阐述分类纂辑出来，试图对其“三世说”进行全面解读，将该思想的各个层面作综合研究，彰显了康有为思想的发展脉络与某些矛盾之处，对于理解其康氏“三世说”在不同语境下的作用有很大帮助。

汪荣祖先生承续萧公权先生法嗣，更加钻研，著有《康有为论》《康章合论》《学人丛说》《晚清变法思想论丛》等书，从点的方面拓展了乃师的研究，见识独到。国内方面，以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为代表，深掘了康氏思想在与中国传统思想、西学东渐思潮撞击下的艰难抉择。此外，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有颇具意义的论述，该文在诠释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时，认为康氏所流露出粗疏的“进化”观念与传统公羊学理念渊源更近，而不仅仅是将西方达尔文主义包装成为“中国式表述”；笔者在这点上，较为倾向张先生的论述，本书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详述。此外，王中江先生在《进化主义在中国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的世界观》一书中讨论康有为与进化论关系的部分也是对此问题的重要阐释。

思想史、学术史著作涉及康有为公羊学理论的有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史（清代卷）》，汪学群、武才娃的《清代思想史论》以及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对康氏公羊学在晚清以来学术史上的地位均有述及。值得注意的是，陈其泰在阐释康有为与廖平学术渊源上给出了颇有价值的论据，认为康有为“先曾读过《今古学考》，引廖平为知己。广州会晤之后，……完全转向今文学。……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渊源在廖平。但是，廖平并未以两部书稿出示康有为，康的两部著作（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是直接祖述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9]。

此外，相关的博士论文有李强华《康有为人道主义思想研究》[10]、房徳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11]。

（二）“康有为研究”范式述评：

回顾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史，我们可以撷取若干研究论著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典范之作，它们或对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缜密考证，或提出高屋建瓴的理论框架，或采取独特视角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梳理，对于推进康有为研究的深入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

1. 对康有为思想全面、整体的研究

关于康有为思想全面、整体的研究，出版最早、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7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思想家萧公权先生的《康有为思想研究》，该书作为萧氏最后一部长篇学术论著，奠定了康有为思想整体研究的基本范式，在材料、视角诸方面都具有典范意义。

该书首先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传世著作之外，将康同璧（康有为之女）家藏的康氏著作稿本（未刊稿）纳入研究视野，对康有为的思想，尤其是“变法”、大同等理论建构进行了细致考察与深入诠释。全书分为家世与生平、哲学思想、变法蓝图、大同理想等四部分，首次把康有为“哲学的整合”作为全面理解康有为思想的基础，并详细剖析为“宇宙论”“人性论”“伦理思想”“宗教思想”四块，还对康氏晚年著作《诸天讲》所透露出的“天游思想”与“神学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阐释。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使得关于康有为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变法”“保皇”“复辟”等概括性字眼里、局限于既有的认识层面，拓展了“康有为早年哲学思考”“经学倾向”等诸多领域。

萧公权把康有为“变法改制”“孔教运动”等作为的思想源泉归因于儒家思想，并称康有为是一个“儒家修正主义者”，康氏“对儒家思想内容的修订与充实有功于儒学”，他“直接从19世纪公羊学者获得线索，并用西方以及佛家思想给予儒学以一普及的意义，因此扩大了它的伦理与政治学说……他可能是开导了第四阶段的儒学发展，所以可说是在儒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2]。萧氏还将康有为定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建立哲学系统的思想家、第一个用西学来扩大与充实中国哲学的思想者”，认为康有为整合中西思想的共享或可“比拟宋明理学结合中印思想的历史意义”[13]。因此，《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颇重视把握康氏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整体架构，对其前后期思想的发展、连贯性进行了较具信服力的论证，正如译者汪荣祖所说，“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图”[14]。

譬如，关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变法改制”思想与流亡海外后逐渐定型的“大同”思想，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旨趣——“国家富强的追寻”与“大同理想的寻求”，前者着重构筑“现代中国”，而后者则将“新世界”抛出来作为终极目标。[15]由于萧公权对康氏思想的解读有着整体性、连贯性把握，所以他没有将这一问题简单归结为一种思想上的前后矛盾，而是将之诠释为康有为思想的两个不同层次。

这种判分并非刻意凸显两个层次间的差别，而是旨在揭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担负两种不同的任务：在儒家原则上形成一“改制”哲学，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广泛哲学体系。关于后者，他经常超越今文经学的范畴，超越既存制度与价值观；关于前者，他遵从已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并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了康氏思想的两个层次。[16]

可以说，萧公权先生的《康有为思想研究》首次将康有为各个时期的思想作连贯阐释，抛却了陈旧的史观，在广泛占有文献的基础上作了全面、新颖的研究，为推进康有为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筚路蓝缕，作为开创性的论著，也难免在若干问题的分析上存在缺陷，比如在第三章“儒学新诂”中关于康氏“对《公羊传》的诠释”以及“对其他经书的解释”，论证似显单薄。可以说，该书在论述康有为经学思想方面有语焉不详之弊（这与该书的学术定位也有一定关系）。本书研究对象是康有为的“公羊学”，因此希望在萧先生的论证上更进一步，对于康氏著作中所涉及的经学渊源、经学议题、经学新诠诸问题作较为系统、详赡的阐发。

继萧公权之后，汪荣祖秉承乃师研究课题撰写《康有为论》，以十个专题的形式对康有为的思想雏形、一元思维、大同乌托邦建构、天游旨趣等方面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彰显了康氏学术思想的内在脉络，在康氏哲学特质、治学理路形成等议题上能发萧氏所未发，在康有为思想研究方面独具只眼。

该书虽承萧公权的研究而来，但抛却了以反映整体架构为目的的“宏大叙事”，选择从思想发展脉络出发，诠释康有为思想在各个时期的特点，或考证或填补了某些研究上的薄弱环节和盲点，对康氏早年思想（如《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所反映康氏早期哲学观、经学观点等）、晚年思想（如《诸天讲》中的哲学片段、天游思想等）有一定的补述，“略人已详”，在康有为思想研究史上也颇有意义。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讨论康有为早期思想的时候，多引《教学通义》；但是经朱维铮、黄开国等学者考证，《教学通义》是康有为坚定今文经学学术立场后改动过的，如不经考证直接拿来作为反映康有为早期思想的材料，难免出现一些错误。

2. 凸显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特点

2012年9月，唐文明的《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付梓，该书《上篇》结合康有为早期著作《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广艺舟双楫》等书和康氏1890年前的诗作，对康氏在戊戌前的思想多有申论，发前人所未发。此外，唐氏不满于以往学者评判康氏在理学上独服膺“陆王心学”，而通过剖析康氏1876—1878年间从学朱次琦的经历以及康氏在《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等书中论及学术源流、治学方法的观点，提出康氏的学术理路更近于朱子学，予人启发良多。

爬梳康有为早期著作以勾勒康氏“改制”、“孔教”等思想之雏形，是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书重视康氏《新学伪经考》刊刻前的相关著作、文稿，并能合理利用康氏同时期诗作辅证论点，在材料使用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目前，在姜义华、张荣华所编校的《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还有几部论著（除《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等书外尚有《民功篇》《毛诗礼征》等）。属康氏“少作”（约作于1886年前），相较于《万木草堂丛书》[17]皆属“生前未刊稿”，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陆续被学者整理刊印。长期以来，这些“少作”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但其间不少细节透露出康有为的经学倾向与治学特色，还有待学者进一步发掘。因此，就唐文明着力凸显康氏“早期思想”这点来说，当是发现了“青年康有为”[18]。

无独有偶，唐文明先生在对《教学通义》的处理方面也与汪荣祖先生一样，有些许瑕疵。

3. 抉发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特点

曾亦所撰《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围绕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展开论述，着意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合理因素，对康氏在戊戌之后极力倡导的“君主立宪”政体表示同情，将“民主”与“专制”作了较为缜密的比较研究，并揭明共和制度的诸多弊端。作者通过对康氏晚期政治思想的个案研究，提出有关吸纳传统政治合理资源的主张，高度赞赏了康有为“渐进改良”的政治变革构想[19]，是近年来在康氏政治思想研究方面较为成功的论著。

此外，该书第二章对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思想来源及理论拓展作了经学史语境下的追溯与诠释，材料丰富，论证严谨，并援引与康氏同时代的孙中山民生学说、“新文化运动”思潮进行比较，角度新颖，观点深入、透辟。

4. 对康有为重要著作的编校、注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康有为的重要论著进行了整理工作，其中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张荣华、楼宇烈等教授对康有为学术著作所作的编校、诠释成绩斐然，还藉此就康氏的相关思想进行了评述。

譬如，朱维铮编校了《新学伪经考》等几部康氏重要学术著作，所撰康有为研究论文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一书，其中《重评〈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十九世纪》等论文在研治康有为经学思想、生平考订方面都极具典范意义；朱维铮还与龙应台合编了《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纂辑了19世纪不同人物的“时论”，展现晚清“变法维新”形成思潮和运动的迂回曲折的历程。

汤志钧除编校过《大同书》外，还撰写了《戊戌变法史论丛》《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论文集，围绕康有为政治活动、经学思想等内容展开细致的考察。

姜义华与张荣华编校了《康有为全集》，楼宇烈编校了《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并撰有关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论文，收在《温故知新》论文集中。

首先，以上诸先生对康有为著作的编订、校勘较为精审，尤其是朱维铮、楼宇烈对康氏经学著作所作的编校，在版本选定、引文复核等方面都颇为考究，为后学研究做了大量扎实的铺垫工作。

其次，诸先生在编校康氏著作时，对于《教学通义》《礼运注》《大同书》等撰述年代疑窦较多的作品进行了详细考证。这对于研治康有为思想的发展过程至关重要，如果缺少对著作写定年代的考辨，那么试图从历史角度诠释康有为经学立场的嬗变、学术宗旨的确立等问题将成为空谈。

再次，朱维铮针对《教学通义》中关于《周礼》及其作者等观点有自相抵牾之处，判定该书并非一气呵成的：“很可能在1890年会晤廖平以后再加修改，只因愈改愈显得新旧观点不相容，于是不得不弃去，而另撰《新学伪经考》。”[20]揭示《教学通义》可能经过康有为的修改，对于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以及康氏在哪些关键范畴解释上作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21]朱先生以卓识给研究者开启了一条路：即要审慎对待康有为的著作，辨清康氏在各个时期思想的特点，因为康氏往往对其著作进行修改，或隐藏、或掩饰某些观点，在此意义上，不能轻信康氏的自编年谱《我史》中所叙述的思想演进历程，需要详加考辨。

以上几位学者多是作历史研究的，在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等方面都较为重视，有了这些精良的校勘与考证基础，诠释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就具备了可靠的文献依据。

5. 驳斥《新学伪经考》的典范著作

在康有为众多学术著作当中，《新学伪经考》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也由于该书观点大胆、犀利而在当时学界、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屡遭“奉旨毁版”[22]，梁启超曾比之为“飓风”[23]，自诞生那天起就一直聚讼纷纭：顾颉刚、钱玄同认为该书“极重要、极精审”[24]；钱穆、符定一却极力论证该书虚妄，一则胪列“二十八端”，一则排布“三十一事”，条分缕析地驳斥康有为的论点。客观来说，尽管康有为汲取了清人治今文经学的可观成果，但是观点武断之处亦不在少数。因此，如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25]、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这样严格依据文献立论、详细绎康著错误的著作就颇具价值了。符书受到章太炎、黄侃的点拨、指正，备受称许[26]；而钱著一出，以《伪经考》为教材的教学遂因之中止[27]，可见两书影响之大。作为驳斥《新学伪经考》的典范之作，对辨明《伪经考》优缺点、公允评价《伪经考》自然十分重要。

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成果并考察康有为研究的若干范式，不难发现，就康氏“公羊学”这一课题来看，前人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与盲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片段的、专题的研究居多，致使对康有为经学的研究不够连贯，散见纷呈，譬如《教学通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的专题研究在点的研究上有所推进，但存在着不见康氏“公羊学”之整体性、系统性的弊病；

（2）对康有为“公羊学”的定位过于笼统、草率，将之简单地贴上“为政治服务”“为变法宣传”等标签，虚张成为“基本共识”，忽略了康氏“公羊学”构建之初所进行的学术定位；

（3）对“公羊学”思想进行评断的标准还有待商榷，譬如“公羊学”的某些独特性质，如讽世、干政等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造成在阐释康有为“公羊学”意义与价值时，论断有一定面性；

（4）在旧有的革命、进步史观观照下，康氏的思想与学术基础往往被视作反动、落后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康氏经学思想的客观评价；

（5）缺乏将康有为经学思想放在西汉、清中叶以来“公羊学”发展脉络中纵向理解的角度，因此对康氏在公羊学上的“新诠”认识不够充分，忽略了康氏经学的创造性与独特价值；

（6）在康有为经学诠释方法的研究上还存在盲点；

（7）在康有为早期讲学记中所反映的治学规模与治学特色等方面存在研究盲点。

笔者在借鉴前辈学人康有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就以上诸方面有所推进，拟对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进行探讨，以期呈现康氏经学的特质与旨趣。

[1] 关于康有为思想的性质，萧公权在《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中评论道：“戊戌变法的挫败使他（康有为）感到帝制不足以导致改革，于是在光绪廿八年（1902）他反对此一制度，乃具有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分歧，他成了社会哲学家。”萧氏倾向于将康氏在1902年后撰成的《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编校者姜义华、张荣华把《大同书》的写定年代考定为1902年之后，参见《全集》第七集，《大同书》，第2页。）视为社会学范畴的论著，并在此意义上将康氏称为“社会哲学家”。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61页。

[2] 2002年10月武汉大学刘德厚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

[3] 见于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该论文也是朱维铮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康有为大同论二种》的导言。

[4] 本章第三节谈到本书“问题域”时将对此作进一步解释。

[5] 2004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

[6] 2005年6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教授指导的硕士论文。

[7]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72—73页、第627—628页。

[8] 此处“大同”思想专指《大同书》所阐述的“大同”乌托邦理论。

[9]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26页。

[10] 2006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

[11] 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

[12]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第83页。萧氏将康有为的儒学改造称为第四阶段儒学，前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成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以孟荀所建立的相对立的两个儒家学派为代表；第二阶段，以汉代董仲舒及其他公羊学者为代表；第三阶段，因宋代理学而起，道家与佛家思想给予儒学以充实。

[13]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第94页。

[14]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弁言，第2页。

[15]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弁言，第1页。

[16]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第67页。

[17] 《万木草堂丛书》在康有为生前业已刊行。

[18] 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跋》，第200页。

[19] 参见《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封底提要。

[20] 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21] 黄开国、唐赤蓉在《〈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一文中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参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2]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出版说明”，第1页；《重刻伪经考后序》，第381页。

[23]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64页。

[24]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重印〈新学伪经考〉序》，第383页。

[25] 收入钱穆论文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26] 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叙，《〈新学伪经考〉驳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

[27] 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