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胡军

根据自己多年来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经验，我认为在培养博士生的诸多环节中最为重要的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论文题目的确定要严格根据博士生的学术背景、学术兴趣，尤其重要的是要看博士生对于将要从事的课题研究的能力等。应该说，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论文的质量。

论文选题的确定大致有如下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就是由导师建议学生研究某个题目。导师建议的研究课题如果符合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兴趣等，也能使学生写出好的博士学位论文。但通常的情况是经由这一途径写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很难有上乘的质量。

第二个途径是由博士生自己选定题目，这就要求博士生对于某个科研题目有着长期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一课题研究。

常超同学对于康有为的公羊学早就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2008年9月确定由我来指导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他就明确告诉我，想以康有为的公羊学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当然给予积极肯定。那时我就认定，常超同学不只是为了念个博士学位，而是有着自己执著的学术追求，且有着明确的学术目标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其实，这种学术方面的问题意识应该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决定因素。

“戊戌变法”以来，康有为始终是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现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政界等关注的重要人物。因此，康有为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研究的显学，研究成果颇丰。可以预料，选择康有为思想作为研究课题无疑会有不少风险，难有学术上的突破。难能可贵的是，常超同学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历史及其成果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学界前辈对康有为的研究集中在“戊戌变法”及“大同学说”等方面，而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等却没有得到深入系统的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康氏的学术思想仅仅被认为是其进行政治变革的幌子。

基于上述认识，常超同学将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明确定位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尤其是作为核心内容的公羊学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康氏的公羊学思想为其政治思想和社会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他正确地看到了，公羊学作为儒家传统学问，自古以来既有学术研究的理论维度，同时也有对现实社会政治进行干预的维度。康有为的公羊学继承了这一传统，较好地处理了学术理论与政治干预这两个维度。从这样的研究角度出发，常超同学正确地批评了某些学者认为康有为只是为了变法维新而利用传统的经学为其支撑的片面看法。

应该说，常超同学的这一批判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公羊学者运用经义断制现实问题、将理论研究拓展为实际政治操作的意图。他如斯说道：“今文经学浓郁的经世、讽世、干政倾向能够在公羊学上集中体现出来。”或者更具体说就是，公羊学的学术理论维度为公羊学者提供了合适的“工具”来审视或研究现实政治或社会的运行。

也正是基于上述看法，常超同学的博士论文重点研究的是康有为的公羊学。这就必须研读康有为的著述及相关原始文献，他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研究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一课题涉及的不只是哲学或思想这一学科，同时需要相当深厚的文学和历史等方面的坚实基础。即便细读了康有为的全部著述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系统地研读经学发展史，细致地比较和挖掘康有为经学思想与历史上经学家思想的异同。

深入地研究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必须在文字的训诂、典籍的注疏等方面有较好的知识积累。常超同学在古文方面有相当好的基础，但他不满足于此，而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课题研究的需要，他对古文字学也下了不少功夫，如他经常赶往清华大学聆听李学勤先生开设的古文字学的课程，就是在这方面积极努力的表现。这为他高质量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打下了很牢固的基础。

要写好博士学位论文仅仅有问题意识和基础训练仍然不够，还必须有其他相关的学术训练。所谓的相关训练在常超看来就是他提到的这样几种方法：1. 文本细读；2. 概念分析方法；3. 经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法。这里所说的第三种方法上面已经简要提及，只是提法略有不同。需要注意的是，常超所谓的“文本细读”与一般所说的阅读之间的区别。他强调的细读指的是要关注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此种对应关系亦即他所说的“义群”之间的对比、承接、反复、寄寓等关系，通过上述各种关系来烘托或反映文本所具有的思想整体性。

尤其要注意的是常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运用的概念分析方法。阅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康有为的经学文本所使用的概念有着仔细透彻的解读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学界老前辈张岱年在研究中很是关注概念方法的运用。其实哲学研究中，概念分析方法本身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最为重要的方法。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清晰的概念组成判断，并进而依据严格的思维规则组成具有体系性的思想结构。很难说，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具有这样的结构。但是常超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是注意从这样的视角来研究和查看康氏的经学思想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的主体结构由五个章节组成，此五章节不只是简单的罗列，而是努力呈现康有为公羊学萌生、奠基、发展、成熟的内在逻辑，也努力反映康氏经学展开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他试图将逻辑的和历史的原则统合起来，更好地彰显康氏经学的系统性。这样的解读是否正确反映了康氏经学思想，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评判，但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常超在努力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组织成具有思想结构的文本。我本人是很认可这样的学术研究路向的。

上面我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常超博士学位论文的特点。

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常超的博士学位论文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各位老师高度评价了他的论文，一致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哲学系的学位委员会及校学位委员会也高度认可他的学位论文。尤其是校学位委员会授予常超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常超同学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积极参加校系的各项活动，担任博士班班长几年中积极协助博士班班主任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高度认可和积极评价。因此，他毕业前又分别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以品学兼优来赞扬他丝毫不为过。

我期望常超同学能够接续其康氏经学研究的路径，进而研究康氏经学与变法维新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公羊学历来就有理论研究的维度和经世、干政的维度，那么康氏试图以公羊学来变法图新，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有张力的。康氏在其后的“大同学说”中又明确地舍弃了公羊学的“话语模式”，这是否也暗示康氏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公羊学理论与现代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张？

常超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马上就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就拉拉杂杂写下了这篇序言。

最后还得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的杨书澜编审，正是由于她积极主动的推荐和努力，为常超同学争取到了出版资助，才使其论文得以尽快出版。魏冬峰编辑也为常超论文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上述两位的工作在此谨表谢意！

201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