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

第一节
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

关于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学者历来比较关注的问题。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将重点放在康有为与廖平的交游、学术纠葛等环节的考证上，忽视从康有为早期著作[1]中发掘其思想的演变轨迹。

（一）早期著作中的经学倾向

康有为在1889年所作的《与沈刑部子培书》，可为了解其经学立场确立之时间提供一点线索。康氏在信中自述为学次第，称“至乙酉之年（笔者按：系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2]，然细究下来，该说法是有一定偏差的：其一，康有为在1889年年底与1890年年初，曾与廖平进行了两次会晤[3]，正如梁启超所说，廖平经学思想对康氏学术发展影响很大[4]，因此至少在1890年前，不能说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已然成型；其二，直到1891年《新学伪经考》初刻本刊行，才明确标志着康有为彻底转向今文经学，其公羊学建构也日趋成熟，而在此前康有为的相关著作中，只能发现散见的基于今文经学立场的片段，大部分文字是看不出经学立场的。

康有为在1891年前曾撰写或编纂过以下六部专著：

1. 《康子内外篇》；2. 《教学通义》；3. 《民功篇》；4. 《毛诗礼征》；5. 《实理公法全书》；6. 《广艺舟双楫》。

其中，爬梳《民功篇》《毛诗礼征》《广艺舟双楫》的若干文字或体例可以发现康氏早期经学立场的一些蛛丝马迹，而《教学通义》的某些篇章，则透露出康氏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

《民功篇》和《毛诗礼征》，在康有为生前皆未刊行，就其性质而言，应属于古文献汇编。《民功篇》是康有为在查阅《周易》《尚书》《世本》《帝王世纪》《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二十余种古籍的基础上，纂辑太昊帝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六位传说中帝王的事迹而成，康氏于文中时下按语，并张大古帝“有功于民”的一面。在内容与形式上都颇类于《世本·作篇》，但《世本·作篇》仅涉及古代各种生产工具、应用技术、武器和乐器的发明[5]，康氏则在此书中引而申之，将医药、官制、礼制、文字、历法、事功等皆悉纳入，其主旨是把这些事迹归功于古圣帝王。康氏所援引的材料不少是古书的辑佚本，如《世本》《逸周书》等，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并不排斥征引《左传》《国语》《说文解字》等一些古文经或有着古文经学背景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在《新学伪经考》中却是被康氏所摒弃的[6]。此外，康有为还引用了《易稽览图》《易坤灵图》《孝经钩命决》《春秋命历序》等纬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纬书具有一定今文经学背景。总体来说，康有为在此书的编纂中，简择文献也不过是但求所需，并未透露出明显的今古文经学倾向。

《毛诗礼征》则是康有为择取《诗经》毛传关于“礼”的阐述所作的类编，除第一节为辑纂毛传中具有纲领意义或较为重要的诗前小序作为“特抄”外，全书共分授时、爵国、州国、田赋等四十八类。在类的设置上，有如下几个来源：1. 有模仿《仪礼》篇目的，如昏、丧、乡、燕飨（附：饮食、赐予）、射、聘（附：馈赠）等；2. 有沿袭小戴《礼记》篇目的，如内则、曲礼等；3. 有受到《白虎通义》篇目影响的，如爵国、州国（附：夷狄）、乐律、学校、五伦（附：夫妇）、五伦（附：父子）、五伦（附：老幼）、五伦（附：君臣）、五伦（附：朋友）、宗族（附：姓字）、养老、选举（附：谏诤、致仕）、卜筮、耕桑、天地（附：高禖）、明堂、日月星辰、山川五祀、宗庙、巡守、吊唁（附：问疾）、帝王、灾异、刑罚、军旅（附：马政）等[7]；4. 有受《周礼》启发的，如器械之于《周礼·考工记》，爵国所附“内官”之于《周礼·天官冢宰·内小臣》。

据康氏自编年谱《我史》记载，光绪三年（1877），康有为曾精研三礼之学，在祖父去世时，“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逾”，以至于“人咸迂笑之”[8]。可见，康氏早年对礼学颇下过一番工夫；另外，在他戊戌流亡后所作的《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等书中，对涉及礼制的经文作注尤详[9]，于康氏重礼学之特点亦可见一斑。就《毛诗礼征》一书的作意来看，康有为肯花费精力为一部古文经传作类编，亦说明在1886年前后他还没有对今古文经学进行刻意区分的意识，较诸《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次举十五条理由力证《毛诗》为伪[10]、攻击古文经传不遗余力的立场，只能说康有为在编纂此书时尚没有转向今文经学的意图。应当注意的是，《毛诗礼征》分类体例基本沿用了《白虎通义》，康有为1894年在桂林讲学时曾指出“《白虎通》为十四博士（笔者按：该十四博士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所立，皆研治今文经）荟萃之说，字字如珠，与《繁露》可谓孔门真传秘本。赖有此以见孔学”[11]，从经学史角度看，《白虎通义》内容确是今文经学的[12]。由此观之，在此书小类设置上，康氏一方面有意采用今文经学系统的典籍，一方面又兼采古文经的代表《周礼》以及混淆今古文学的大戴《礼记》等书[13]，因而在体例编排上杂糅了不同经学立场的文献。综言之，康有为所编纂的《毛诗礼征》体现了他当时今古文兼采的经学立场。

《广艺舟双楫》，一名《书镜》[14]，则是康有为在1888年至1890年间所撰的书法理论专著。据《我史》记载，康氏在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建议，主张变革，但受到旧派官僚阻挠，上书不达，遂接受沈曾植的劝慰，不言国事，“以金石陶遣”，徙居汗漫舫，搜集“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日以读碑为事”[15]，续包慎伯之《艺舟双楫》作《广艺舟双楫》。该书以阐释书法理论为主体，间或有关于今古文经学问题的议论，为我们考察康有为早期经学立场提供了若干线索。

譬如，康有为在论述清代书法风格演变时，援引了“今、古文经学”这对概念来判释书法发展史：“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16]；并在书中鲜明提出“变”的理念，认为“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数千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17]。可以说，康氏在这一阶段的思想中，今古文经学泾渭分明的态度逐渐显露出来，变革的理念呼之欲出，相较于其后（1891—1897）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张大“改制”思想的公羊学学术规模，此时突出“变革”正可谓公羊“改制”思想之先导；然而，康氏思想上之求变，也不是一味的“破旧立新”，与旧学、旧形式划清界限，而是崇尚复古，在书法艺术上认同上古、秦汉、魏晋，判定唐代以后“每况愈下”[18]，这些理念正可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刻）中所阐发“孔子托古改制”的思维模式相呼应，两者皆预设了一个关乎学术、政教的理想而完善的“古”，并希冀通过“复古”使今之学术、政教得“解放”。

另外，康有为在书中还有一些关于刘歆“伪经”的散见表述：

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若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苍颉篇》不同也。……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19]

但是，康有为断定刘歆以伪造钟鼎的手段来达到伪造古文的目的，结论颇为武断，而且前后陈述有矛盾之处，一方面，说刘歆杂采钟鼎上的铭文伪造了古文，另一方面，又认为钟鼎铭文的来源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则古文的来源应为春秋战国各国书体，但同时又云刘歆伪造钟鼎所采文字甚古，造成了逻辑的混乱。启功先生曾就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的武断表述评论称，康氏认为“古文字体，为刘歆杂采各国文字所伪造，钟鼎器物铭文为春秋战国字体，故钟鼎亦俱为刘歆所伪造”[20]，这样的论证难以令人信服。甚至梁启超也对康氏思想的主观臆断表示不满，“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21]。但需要注意的是，康氏在此书中已有零星的、基于今文经学立场的论述，粗略地抛出了刘歆伪造钟鼎以伪造古文经的论断，然时有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这不免令人疑惑：康有为两年前的著作《民功篇》与《毛诗礼征》，或无今古文倾向，或兼采今古，到了《广艺舟双楫》却有意流露出今文经学论调，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康氏萌生了这些新的观点？查《广艺舟双楫·叙目》康氏自云：该书之写作始于戊子（1888）之腊，己丑（1889）之腊则董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澹如楼。[22]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88年开始搜集资料，直到1889年年底、1890年年初全稿才杀青。据白沙推测，康有为既然在叙目中言“旧稿”，则在京时至少应写过一部分，至还乡后17日内完成了全书写作。[23]

而据陈其泰、房徳邻等学者的考证，康氏曾于1889年底及次年初在广州与廖平有过两次晤面，颇受廖平经学第二变“尊今抑古”的影响[24]。《广艺舟双楫》在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的初版也刻于1891年，不排除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付梓前添补了些许以今古文学立论和攻击“伪经”的内容，但更为可能的是，他在撰写《广艺舟双楫》的两年里，将从廖平那里吸纳的今文经学观点融入到创作中去。

（二）《教学通义》所反映经学立场之转变

康氏于1886年撰写了两部专著：《康子内外篇》与《教学通义》[25]。两书所涉主题、学术范畴以及篇章形式等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康氏在撰写两书时所关注之问题、所持之态度有一定同质性。而反映康有为经学立场转变的思想片段多集中在《教学通义》一书中，在辨析这些问题时，参考《康子内外篇》的主旨更有助于理解《教学通义》的写作目的，对于辨明他对经学问题的不同论述多有裨益。《康子内外篇》在康有为生前未付梓，仅《阖辟篇》《未济篇》《理学篇》《爱恶篇》《性学篇》《不忍篇》《知言篇》《湿热篇》《觉识篇》等九篇曾刊登在《清议报》上，其余六篇在康氏生前未发表[26]。全稿用15个专题对理学、人性、政治、地理等方面问题进行了阐释，折射出他早年的学术根基与治学倾向。康氏自云写作目的是言“天地人物之理”与“政教艺乐之事”[27]，全书侧重用政治、哲学、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去解释中国当下的文化、制度、思想诸问题，间或有关宗教、宇宙生成、认识论、中西差异的思考，杂糅儒法、出入释老、兼涉西学，并能看出康氏对传统权力哲学的认同[28]。但就此书观之，康氏在这一时期似不宗任何一派，“他博览群书，除经书之外，诸子百家、佛道以及西书，莫不涉猎。既涉猎，多少有影响”，因此试图将其思想划归为汉、宋、今、古乃至汉宋兼采的治学路径，都不免成为“一偏之谈”[29]。

无独有偶，《教学通义》全书诸多篇目的风格亦是“杂糅今古”与“不别汉宋”[30]。该书旨在“论证社会改革应从教育改革入手”[31]。康有为在《叙目》中即说，“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因是倡导要师古之“精意”[32]，进而盛赞古书中所描摹的“三代”政教，并就国学、私学兴起与发展的进行阐释，综合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教应当囊括什么内容，采取怎样的形式、手段，达到怎样的目的，从而能矫正整个社会的学风与民风，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与《康子内外篇》内容可以相参的是，两书均反映出康氏早期思想观念的驳杂[33]，同时，康氏在两书中皆欲通过对旧学命题（如理气、德行、教、学等）的融会与新诠，发掘解决当前社会、学术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旨在解决经学问题[34]。

但是，《教学通义》中却有相当多的细节透露出康有为在今古文经学问题上的态度，并且多有矛盾之处。这要溯源于《教学通义》复杂的成书过程。据朱维铮考证，该书在康氏生前并未成型付梓，康氏曾试图将后来接受的今文经学观点通过整合补入其中，但造成前后内容不类、篇幅差别过大，并有数篇有目无文，最后只好废去旧稿[35]。黄开国、唐赤蓉在朱维铮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一书中的添补实集中于《春秋》之后的诸篇，尽管不能排除之前的篇目也杂糅了些许后来的经学观点，但大致是以《春秋》篇为界，呈现出前后思想的迥异：

1. 康氏早年是以王者经世之法为探讨对象，《春秋》以后则多囿于经学史问题的讨论；2. 康氏早年强调的是服务于现实，《春秋》以后则大讲与现实无关的今古文经学区分的学术史问题；3. 康氏早年主张学术必须有用，《春秋》以后多探索原本被认为无用、无实的经学；4. 康氏早年认为自孔子开始就失落了周公教学之法，而《春秋》以后则认为变乱始于汉歆；5. 康氏早年极尊周公，而《春秋》以后多尊孔子；6. 康氏早年以六经皆出于周公，而《春秋》以后则以六经出于孔子；7. 康氏早年以孔子所传的六经仅为空文，而《春秋》以后则以六经为治中国之法；8. 康氏早年以孔子为无制作资格的布衣，而《春秋》以后多言孔子改制、素王改制；9. 康氏早年认为孔子及其经学是脱离实际的无用虚学，《春秋》以后则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甚至日本之治皆为孔子和经学之功；10. 康氏早年对朱熹及其《大学章句》多有批评，《春秋》以后则以“尊朱”为说。[36]

就《教学通义》文本脉络而言，该论证还是比较有力的。这就为我们探究康有为经学立场之转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就《教学通义·春秋》篇前后关于若干重要经学问题的不同表述，爬梳康有为经学转变的方向。

具体说来，《教学通义》一书，以《春秋》篇为界限，有若干矛盾表述，或者前后就某一主题阐释时侧重点发生了滑转，我们可从两条线索对此进行辨析：

1. 尊周公、崇《周礼》→尊孔子、崇《春秋》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对康有为早年学术兴趣及撰写《教学通义》一书的宗旨有这样的描述：“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37]此处虽把书名误作《政学通议》，却将康氏写作该书的学术背景很好地揭示出来了。就《教学通义》的创作旨趣来说，康有为试图将《周礼》中所体现周公之政教视为古代社会理想教法的蓝本，绎对当下政制有启迪、有裨益的原则，但还没有表现出尊崇古文经的意识。在《春秋》之前诸篇，康氏宣称“道法备于周公，教学大备，官师咸修，盖学之极盛也”[38]，认为周公是“以天位而制礼”所以能够“范围百官万民”而“无不曲备”，并与孔子的地位、作为相比较——孔子“虽圣而绌于贱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损益百世、品择四代之学”，因而“但行教事”，不过与“史佚之徒”贡献相当，不能与周公那种“为万民百业计”[39]的功绩相较。

康氏在《春秋》篇前，又重点依托《周礼》阐述理想的“官制”。譬如在《公学（下）》，他认同《周礼》“典分六官”的设官分职之法，并因之敷衍出一套读法、纠戒的施教程序，盛赞如此教化民众将会使得时民对于本朝政典“耳熟能详”“几于无人不通”[40]；康氏在《私学》篇中则更进一步，以礼官、乐官、兵官、射官、史官、卜官、地舆之官、民官、教化之官、刑法之官、行人之官、会计之官等为大的门类，将《周礼》中近百种官职囊括其间，勾勒出他理想的古代私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41]的教学传承模式。

康氏依托《周礼》对理想官制的演绎，能很好地印证梁启超所云乃师“贯穴”《周礼》的创作旨归。自《叙目》到《亡经》的十数篇，大体上是根据周公政教、《周礼》来谈经世教学之法[42]，康有为《教学通义》本来的创作主线也正在于此。但《春秋》篇之后，康氏不时张大孔子、《春秋》等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往往给人突兀之感，因为在前文叙述中，这两个主题并不鲜明，而且，康氏更明显透露出前篇所没有的经学划分意识与今文经学倾向。

譬如《春秋》篇明确地加强了对孔子、《春秋》等范畴的诠释：

诸经皆出于周公，惟《春秋》独为孔子之作，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春秋》者，孔子感乱贼，酌周礼，据策书，明制作，立王道，笔则笔，削则削，所谓微言大义于是乎在。……讥世卿、明助法，讥丧昏娶，定百里之封，逮三等之爵，存三统之正，皆孔子制作之微文，与周公之礼绝异。……孔子亦曰，“知我”以之，“罪我”以之。良以匹夫改制，无征不信，故托之行事，而后深切著明。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且尊孔子为先王。《淮南子》：殷继夏，周继殷，《春秋》继周，三代之礼不同。直以孔子为一代矣。故自周、汉之间，无不以《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43]

康氏在此篇中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与之前的篇章颇有矛盾，如在《私学》篇，他认为“《春秋》出于外史”，在《失官》篇则将《春秋》归入“方志”并隶属于“小史”[44]；此外，康氏在《春秋》篇里还特意诠释《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孔子将讥世卿、存三统等微言大义寄寓在书中，而且因为改制度、讽当世不能见容于大人，对某些“微言”即“别详口授”，不著于“竹帛”[45]。在《春秋》篇之后，康氏别有《尊朱》篇，提及朱子对孔子改制之意“隐而未明”[46]，由此为朱子之学不明孔子精义而惋惜。令人费解的是，康有为在《教学通义》前面的篇章里，还明确地对孔子无暇“制作”给出说明：

（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宏，求三百五篇于太师，得三王、五帝及百二十国宝书于外史，得《易象》《春秋》于鲁太史，闻《韶》于齐，正《乐》于自卫反鲁之后，学《易》于五十之年，修《春秋》于获麟之岁。区区数者，不过先王一官一守破坏之余，……孔子以一身备掌故之宗，嗣文王、周公之道，然既不得位，自无制作之事相迫而来。[47]

相较于《春秋》篇强调改制之义，这里将“孔子制作”的意味完全冲淡了，孔子仅仅被刻画为一个赓续文王、周公之道的古文献整理者，对《易》《春秋》等经籍的修治大体上是依据既有典章，并没有寄寓某种更为深刻的含义。

“孔子作《春秋》”“《春秋》为改制之书”等命题在1890年前康有为的其他著作中是不曾见到的，却在康氏自述作于1886年的《教学通义》里兀然出现，难怪会使朱维铮等学者对该书的写定时间提出质疑。《教学通义》一书在思想上的不连贯，印证了学者关于康氏受廖平经学思想影响并对该书进行一定程度补释的论断。从以上所引康氏在全书后半部分发明孔子改制等观念来看，他对廖平经学第二变“尊今抑古”的思想有所吸收[48]，尽管在全书文字上造成了诸般矛盾与不清晰，但至少说明康氏在1890年后有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

此外，在《教学通义》中，康有为还对古代政教衰落的缘由有不同解说：《春秋》前将之归咎为失周公之教法[49]，《春秋》后则指出是由于刘歆变乱经籍[50]。还有只言片语道及《周礼》曾被刘歆窜润[51]，《左传》仅为鲁史，《公羊传》《穀梁传》才传经义[52]等基于今文经学立场的观点。虽然在该书的语境中或多或少与原作有些隔阂，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康氏经学的走向，对于理解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过程多有裨益。

2. 今古文经学的区分不明→刻意彰显今古文经学差异，并倾向于今文经学

上文曾就康有为早年撰写的《民功篇》《毛诗礼征》《康子内外篇》等书的经学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其间或是没有区分今古文的意识，或是为兼采今古的立场，并没有在康氏经学的发展方向上有明确显示。《教学通义》一书，从《叙目》所反映的撰写初衷[53]以及梁启超等人的评论上看也是这样，仅仅揭示出康有为酷爱《周礼》、憧憬周公政教的旨趣，但这并非是由于康氏偏好古文经学所致。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提及康有为早期思想来源的驳杂[54]，也有人就《教学通义》指出，尽管康有为“选择周公、《周礼》作为论说基本思想的史料”，“但这绝不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讨论周公与《周礼》，更谈不上与今古文经学有任何联系”[55]。在《教学通义·春秋第十一》前诸篇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凡四代之学皆并设之，三百六十之官皆兼张之，天人之道咸备，其守官举职皆有专学，以范人工，理物曲，各专其业，传其事。若太卜掌《易》，太师掌《诗》，外史掌《书》，宗伯掌《礼》，其余农、工之事皆然。官司之所守，即师资之所在。[56]

《备学》篇这段文字以周公时教学之法为背景，受《汉书·艺文志》“诸子学出王官”的学术史观影响，试图从官学的角度对《诗》《书》《礼》《易》等典籍的起源进行解释，但却回避了今古文经学的立场，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史学观念诠释经籍产生的诠释方法颇有同源之处。[57]此外，康有为在《公学（上）》中阐释周时“六官皆学”，而有“公学”、“私学”之分，其中公学的第一个名目称“幼学”，讲习《尔雅》以释训诂，并且六到九岁的学童都要研习《尔雅》之学[58]。在此篇的语境中，康氏仅仅将《尔雅》作为幼教启蒙之书，与乐、诗、射、御放在同一层面上，并没有作任何经学立场上的评断。但《尔雅》在其后的《新学伪经考》中被视为伪书，即刘歆在伪造了古文经《毛诗》《周官》之后，企图运用训诂的手段证成经说，遂伪造了《尔雅》[59]。相较之下，可见《教学通义·春秋》篇之前的篇章并未从今古文的角度区分经书，甚至对古文经的来源都不加质疑：

《礼》尤破坏，惟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淹中多得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河间献王得《周官经》及七十子后学所记百三十一篇。然淹中经藏于秘府，不立学官，简册亦灭，致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坏崩甚矣。[60]

康有为在此处不仅不对古文经的来源加以证伪，还就经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表示惋惜。

但到了《春秋》篇之后，康氏则对今古文经的渊源、宗旨与要籍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辨今古礼，当先别其书。今学者，周公之制，以《周礼》为宗，而《左》、《国》守之。孔子改制之作，《春秋》、《王制》为宗，而《公》、《穀》守之。[61]

可以说，这里已经有明显的廖平经学痕迹。廖平经学第一变是“平分今古”，提出以制度为标准，来区分今古文经，以《今古学考》为代表作[62]；第二变是“尊今抑古”，以《知圣篇》《辟刘篇》（增订本更名为《古学考》）为代表作[63]。康有为在此处将今古文经学的差别概括为“周公之制”与“孔子所改之制”，与廖氏经学第二变颇有雷同之处。

从以上分析可见，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一书中的主题，以《春秋》篇为界[64]，在这些关键的经学问题上有了若干明显滑转。

康有为曾于1888年从友人处借阅过廖平的《今古学考》[65]，另据顾颉刚先生云，曾在康有为家看到过《知圣篇》的原稿[66]。可以说，康氏经学与廖平的学术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此问题至今仍聚讼不已。本节试图提供一个审视康廖学术纠葛的视角，不纠缠于文献不足征且难以坐实的繁琐考证，而着眼于康氏著作本身，寻找其经学观念的发展线索，以期对康氏经学思想的导向有所把握。

康有为受廖平经学的影响，逐渐有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意识，并流露出转向今文经学的倾向；康有为与廖平晤面前，见过廖平《今古学考》一书，受廖氏经学“第一变”“平分今古”思想的启发；康氏在广州与廖平会面，其时廖平思想已转向“第二变”（《辟刘篇》《知圣篇》正在酝酿），康氏虽未见其稿，但受到廖氏“尊今抑古”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与廖平的两次会晤，为康有为提供了转向今文经学的契机，在《教学通义》一书中可以看到康氏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在此意义上，“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67]。

以上从文本角度对康廖二人的学术纠葛进行了简要梳理，可以发现康氏从今古文经学立场不明、兼采今古到具有鲜明的平分今古文意识并尊崇今学，是有迹可循的；也可藉此发现康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廖平学术影响。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坐实康有为在1890年年初曾寓目廖平的《知圣篇》与《辟刘篇》[68]，但康氏学术方向深受廖氏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一是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意识；二是“尊今抑古”的经学立场。从以上对康有为早期著作经学倾向的分析来看，约在1890年前后，康氏的经学思想有了崇今的转向，但此时的康有为对于怎样建构一个学术体系还不甚了了，从廖平那里受到的启发还没有与其固有学术思想很好的结合，《教学通义》里所反映的诸种矛盾与“遁词”证明康有为新的学术架构正在“难产中”[69]，直到1891年他讲学长兴里之后，康氏以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才渐渐成型。

[1] 本书将1891年《新学伪经考》初刻本刊行前，确定为康有为思想形成的早期。康氏在《新学伪经考》中阐发了秦焚六经未尝亡缺、刘歆伪造古文经、今文经学为孔门正学、伪经授受淆乱今文学等重要观点，确立了其经学思想的发展方向，标志着康氏今文经学立场确立、公羊学思想架构成熟。因而，康氏此前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可被纳入其经学思想的早期阶段，期间所撰《康子内外篇》（1886）、《教学通义》（1886）、《民功篇》（1886）、《毛诗礼征》（约1886）、《实理公法全书》（约1888年前）、《广艺舟双楫》（1890）等书应视为康氏早期著作。

[2] 《全集》第一集，《与沈刑部子培书》，第237页。

[3]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24页。

[4] “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清代学术概论》，第63页。

[5] 参见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2002，第62页。

[6] 在康有为其后所编著的《新学伪经考》中，《国语》被视为刘歆伪造《左传》所依据的蓝本，“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托之古文，此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全集》第一集，第431页）；而《说文解字》被看作为刘歆伪经张目的著作，并特意作《说文序纠谬》，称“伪字之光大则赖许慎之力”，许慎由此被康氏称为刘歆“干城”（《全集》第一集，第456页、第440页）。

[7] 将《毛诗礼征》与《白虎通义》目录对勘下来，会发现康有为基本是依照《白虎通义》的分类方式设计《毛诗礼征》体例的。

[8] 《全集》第五集，《我史》，第62页。

[9] 参见《全集》第五集，《孟子微·政制第十一》；《全集》第六集，《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文公》《论语注·乡党第十》等。

[10] 《全集》第一集，《新学伪经考》，第386—388页。

[11] 《全集》第二集，《桂学答问》，第19页。

[12] 参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12页。

[13] 参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63—165页。

[14] 参见《全集》第一集，《广艺舟双楫》，编校者按，第250页。

[15] 参见《全集》第五集，《我史》，第72—73页。

[16]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第61页。

[17]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第29页。

[18]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白沙：《康有为和他的〈广艺舟双楫〉（代序）》，第6—7页。

[19]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白沙：《康有为和他的〈广艺舟双楫〉（代序）》，第23页。

[20] 《启功丛稿·题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248—249页。

[21] 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

[22] 参见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叙目》，第17页。

[23] 参见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白沙：《康有为和他的〈广艺舟双楫〉（代序）》，第2页。

[24]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24—226页，第234—236页；房德邻：《儒学的危机和嬗变——康有为和近代儒学》第一章第二节，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

[25] 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将该书的写定年代考证为1885年；而朱维铮、黄开国、唐赤蓉诸先生则与《我史》中康有为自述同，将该书的完成时间定为1886年，本书从后说。参见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导言，第15页；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6] 参见《全集》第一集，《康子内外篇》编者按，第96页。

[27] 参见《全集》第五集，《我史》，第65页。

[28] 参见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康有为先生小传》，第7页。

[29] 参见汪荣祖：《康有为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9页。

[30] 参见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第5页。

[31] 参见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第5页。

[32]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第19页。

[33]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35页。

[34] 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5] 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30页；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注释11，第15页。

[36] 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7] 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清代学术概论》，第63页。

[38]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失官第七》，第33页。

[39]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六经第九》，第36页。

[40]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公学第三（下）》，第24页。

[41] 参见《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私学第四》，第24—26页。

[42] 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3]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春秋第十一》，第39页。

[44]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私学第四》，第26页；《教学通义·失官第七》，第34页；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 1期。

[45]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春秋第十一》，第39页。

[46]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尊朱第十四》，第46页。

[47]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六经第九》，第36页。

[48] 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9] “以《左传》观之，当春秋时，诸侯专恣，如行私政，周公之道器已散，列国官制、军制无一同者，一切文字、政法，已各有变政，国异家殊。”见《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失官第七》，第34页。

[50] “自变乱于汉歆，佛、老于魏晋六朝，词章于唐，心性于宋、明，于是先王教学之大，六通四辟，小大粗精，无乎不在者，废坠亡灭二千年乎！无人得先王学术之全，治教之密，不独无登峰造极者，既登麓而造趾者，盖已寡矣。”见《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尊朱第十四》，第45页。

[51] “《周礼》容有刘歆窜润，《大司乐》章则魏文侯乐人窦公之所献，其为周典无疑。”见《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国学第五》，第27页。另据黄开国、唐赤蓉考证，这条也是康有为后来补入书中的。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52] “《春秋》者，孔子感乱贼，酌周礼，据策书，明制作，立王道，笔则笔，削则削，所谓微言大义于是乎在。传之于子夏。《孝经讳》曰：商传《春秋》。《公羊》、《穀梁》，子夏所传，实为孔子微言，质之经、传皆合。《左氏》但为鲁史，不传经义。今欲见孔子之新作，非《公》、《穀》不可得也。”见《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春秋第十一》，第39页。

[53] “上推唐、虞，中述周、孔，下称朱子，明教学之分，别师儒官学之条，举“六艺”之意，统而贯之，条而理之，反古复始，创法立制”。《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第19页。

[54]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六章第二节；汪荣祖：《康有为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二章。

[55] 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56]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备学第二》，第21页。

[57] 参见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58] 参见《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备学第二》，《公学第三（上）》，第21页。

[59] 参见《全集》第一集，《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第404页。

[60] 《全集》第一集，《教学通义·亡经第十》，第39页。

[61] 《全集》第一集，《六艺（上）礼第十八》，第50页。

[62] 参见李耀仙：《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上册，《廖平选集》（上册），“内容评介——代序”，第3页。

[63] 参见李耀仙：《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上册，《廖平选集》（上册），“内容评介——代序”，第3页。

[64] 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5] 参见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第6页。

[66] 参见李耀仙：《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上册，《廖平选集》（上册），“内容评介——代序”，第6页。

[67] 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第6页。

[68]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26页。

[69] 参见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导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