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著作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俄罗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结项成果。
学界公认,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语言学研究已进入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范式。究竟何为“人类中心论”?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与历史上不同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人类中心论”有何原则上的区别?它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经历过的历史比较范式、结构—系统范式和社会范式等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它的学术指向、学理构成、理论样式等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它对当代世界语言学尤其是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又有怎样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正是这一系列的疑问激发起我的好奇和兴趣,并把我带入到对该范式语言学理论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之中。
好奇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人在近30年的学术生涯中,自始至终都以饱满的热情密切关注着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顺利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俄罗斯语言学遗产:理论、方法及流派”之后,又乘势而上,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本著作并非立竿见影的辛劳之作,而是集数十年细心观察和积累之所得,对此可以佐证的是:它有近一半的内容曾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不同年代的外语类核心期刊上。
本著作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学理的追本溯源,二是分阈的梳理评介。
在学理的追本溯源方面,本书主要探寻当代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源远流长的根脉,即对俄罗斯千余年文化传统以及近250年来的语言学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理论、学说和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思辨,以明晰出该范式语言学理论的学理演化、传承及发展情况。如,本著作的第2、3、4章就分别从哲学、宗教学、文化学、思想史等视角较为系统地追溯了自古罗斯至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人文主义传统及其主要学说,第5章着重对18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80年代前这200多年间语言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证和分析。本人自以为这是本著作的特点之一,因为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学界有对该范式进行相同或相似的追溯和求源性研究的。浩瀚生成于微小,大洋源自于细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点滴积累,就不可能有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人类中心论范式。因此,对于本著作而言,不探究该范式在学理上的文脉传承,也就谈不上学术上的创新。
在分阈的梳理评介方面,本书主要以范式理论为统领,分别从“视语言为人类自身之‘镜子’的人类中心论”“视语言为人类文化之‘符号’的人类中心论”“视语言为人类交际之‘工具’的人类中心论”“视语言为人类获取知识之‘手段’的人类中心论”和“视语言为人类意识存在之‘形式’的人类中心论”等五大视阈,对近30年来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以“说话的人”或“人的因素”为学理内核的十余种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学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审视和评介。它们分别是:语言世界图景理论、语言逻辑分析理论、词汇背景理论、文化符号学理论、功能语法理论、言语交际理论、言语礼节理论、认知语义学说、世界的语言观念化学说、隐喻学说、观念理论、言语活动论、语言意识理论、语言个性理论、先例理论、定型理论等。宏观以五大视阈总揽全局,微观以十余种理论和学说具体评介,这不失为本著作的第二大特点。需要说明的是,该五大视阈的划分并非臆断,而是在对当代人类中心论范式领属下的所有语言学理论学说的基本学理进行深入分析后“提炼”或“抽象”出来的,它们不仅体现着该范式在现阶段的五种不同哲学维度,更昭示着当代俄罗斯语言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为我们展现出语言学研究由“语言客体”转向“语言主体”后的科学内涵;至于说对理论和学说的评介,也并非没有侧重,而是依循“以介为先导”“以评为主旨”的原则,力求做到介绍时“原汁原味”,评论时“客观可信”,其最终目的是要挖掘出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俄罗斯特色”,以便为我国学界提供前沿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促进我国语言学研究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对接。
至于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遵循“整合性”和“意义”两大原则。这是由人类中心论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两大特点所决定的:它不同于以往对某一学科、某一流派或某一学者的理论学说的单独考量,而是多学科、多流派、多学者的理论学说的交叉性整合研究;它以语言的意义为中心,所关注的语言学理论并不是其在历时层面中的演化和发展过程,而是其在共时层面上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纵观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的语言学理论和学说,不难发现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这是俄罗斯语言学区别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语言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所在。如:从学理渊源看,它不仅蕴含着多神教与基督教相关思想的对立统一,也蕴含着宗教哲学中禁欲主义与约瑟夫主义的对立统一,同时还蕴含着社会思潮中欧洲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对立统一;从学理构成看,结构主义与系统主义、理性主义与体验主义、功能主义与认知主义构成对立统一;从研究方法看,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整体与局部构成对立统一;从研究内容看,语言与意识(思维)、意义与形式、内部与外部、观念与概念、人说的语言与语言中的人等,也无不构成对立的统一。因此,本质上讲,自罗蒙诺索夫以来的俄罗斯语言观,是沿着辩证唯物主义这条主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相对于历史比较范式、结构—系统范式、社会范式而言,人类中心论范式只不过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法则做出的一种当代诠释。它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语言学已经进入自洪堡特以来的“第二次人文化”热潮阶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受众的广泛性及其兴趣的不同,本著作在每一章中都附有必要的“注释”和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且在参考文献中都给出了作者、著作或论文名称、出版社、年代、页码(期刊或文集中的论文)等完整信息。此外,每章节中在第一次出现的人名、著作名、术语名等的后面,都用括弧标注出俄语原文,以求学术的规范和严谨性。
由衷地感谢课题组成员姜宏教授、周民权教授、薛静芬副教授的无私协助和支持,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帮助以及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著作中若有不妥、不当甚至谬误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赵爱国
2014年9月于姑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