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古罗斯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1]
按照俄罗斯18世纪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塔季谢夫（В.Н. Татищев，1686—1750）的观点[2]，罗斯文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文字的发明，二是接受基督教，三是印刷术的应用。（Татищев 1979：70-78）但实际上，早在这三个阶段之前，古罗斯文化（确切说是古斯拉夫文化）中就孕育着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
1.1 多神教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我们知道，在古罗斯人信仰的多神教中，与动植物拜物教（如崇拜橡树、熊、野猪等）并存的有所谓的“人变兽”（оборотничество）的说法，俄罗斯童话故事中美丽的未婚妻就常常变成天鹅、鸭子、青蛙等形象，从而昭示着人与世界“同一”的思想。除动植物拜物教外，古罗斯人还相信人与神灵可以分离，继而开始对死者尤其是本族祖先的亡灵（Род）进行祭拜，认为亡灵是家宅、家庭的保护神。这样一来，由崇拜动植物本身，转向相信动植物身上有神灵的存在，从而使拜物教发展成为多神教，即信仰多种神魔，如雷神（Перун）、太阳神（Хорс，Дажбог）、风神（Стрибог）、财神（Волос）、万物生长女神（Мокошь）、家宅女神（Рожаницы），以及家神（Домовой）、水怪（Водяной）、林妖（Леший）等。应该说，多神教作为包括罗斯人在内的古斯拉夫人的世界观，集中反映着该民族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其中人与世界“同一”的思想、动植物具有神灵的思想以及诸神“人格化”的形象等，无不是朴素的人类中心论的生动体现。我们认为，多神教在古斯拉夫民族中延续了数千年，至公元前一世纪达到鼎盛，因此是我们寻找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人文主义传统的“根系”所在。正如俄罗斯研究斯拉夫多神教专家雷巴科夫（Б.А. Рабаков）所说，对多神教进行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深入到原始时代，而是通向理解该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Рыбоков 1980：458）
1.2 接受基督教后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现
公元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其人文主义思想就集中体现在对东正教的理解和诠释中。我们知道，拜占庭的东正教与罗马的天主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前者的祈祷仪式可用民族语言，而后者则规定只能用拉丁语、犹太语和希腊语三种语言；二是在神权问题上，前者规定隶属于皇权，而后者则强调凌驾于皇权之上；三是在教义上，前者只承认圣父为圣灵，而后者则将圣父、圣子同时奉为圣灵。（Замалеев 2012：3-4）语言使用和教义上的分歧，使得东正教自公元4世纪起就坚持奉行精神存在主义的宗旨，其晶核是所谓的“宁静主义”（исихазм）。作为东正教精神实践的宁静主义，注重的是人由整体论向本体论超验的转换，认为人类精神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的全部能量与上帝的能量完全化合。而这一精神实践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承和升华，逐渐演变成为东正教的精神传统。这样一来，人与上帝的化合的思想便成为东正教义中人性或人文性的最集中体现，同时也成为与多神教价值体系共有的契合点。
古罗斯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还集中反映在基辅罗斯有文字后神学家们对宗教著作注释以及所撰写的众多“纪事”（слово）、“训诫”（поучение）、“寓言”（притча）中，其中大多涉及现实中的人和人的苦难、孤独、情感以及上帝对人的恩赐等思想。如，基辅罗斯时期第一位都主教伊拉里翁·基辅斯基（Иларион Киевский）就撰写了著名的《法典与恩赐记》（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该纪事除了从爱国主义立场对古罗斯大公们的活动和基辅罗斯所起的国际作用进行评价外，主要论述了11世纪古罗斯的神学哲学观，其中无不渗透着宗教人文主义的思想，因而对古罗斯的宗教哲学颇有影响。其主要观点有：上帝祝福时，先用各种记载和法典证明亚伯拉罕无罪，后用自己的儿子（即福音书和洗礼）拯救普天大众；法典在先，恩赐在后；先有阴暗，后才有真理；先知之法典服从于恩赐和真理，而真理和恩赐服从于来世和永恒；法典和恩赐的楷模分别是奴隶安卡尔和自由人萨拉。（Замалеев 2012：15）这里的“先知之法典”指的是犹太教，而“恩赐”和“真理”则为基督教。基督教废除了先知之法典，就使得整个人类处在真理和自由之中。再如，在至今保存完好的古罗斯时期基里尔·图罗夫斯基（Кирилл Туровский，1130—1182）主教撰写的《蒙难者记》（《Слово о расслабленном》）中，就详细记述了一位患病达38年之久的病者的故事，并对该病者的情况做了如下福音诠释：有一次，该病者躺在浴棚旁，当天使搅动帮他治病的浴水时，他却无法进入浴棚。上帝看到此情景后，便问该病者：“你是不是想治好病啊？”病者回答说：“是的，主啊，但没有人放我进去。”上帝便说：“你站起来吧，拿上你的被褥进去吧。”话音刚落，这位病者便痊愈了。（见Замалеев 2012：17，原文引自“约翰福音书5：6-9）不难看出，该文本的整篇诠释是由基里尔·图罗夫斯基围绕一个关键句——“我没有人”（Не имею человека）建构起来的。人尤其是作为蒙难者的人，在古罗斯文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基里尔·图罗夫斯基的笔下，福音中的蒙难者并不是普通的病者或受难者，而是被遗弃的人或不受上帝庇护的人的符号和象征。他所能希冀的所有人，要么早已升天，要么因犯戒而注定灭亡。在他看来，没有人在等候着他。于是，他的这些话语感动了上帝。为了帮助他，上帝化身为人的形象：“你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我是为了你而成为人的……为了你，我放弃了山地王国的帝王权杖……为了你，我向民众显容，因为我不希望把按照我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遗弃在灰烬中，而是希望拯救他，把他带入真正的智慧。”（Кирилл Туровский 1997：195）在基里尔·图罗夫斯基看来，东正教的祈祷就是让上帝“化身为人”（вочеловечение），祈祷的目的是还人在亘古以来就被赋予的在人世间的主导地位。他把福音蒙难者提升到人类思想的高度，把上帝化身为人视作民众从先辈（亚当和夏娃）最初的罪孽中解脱出来的事实。这种解脱既是对神也是对人的理解，而对神的理解则要建立在理解人类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上述思想还比较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纪事《反逾越节记》（Слово на антипасху）中。上帝对神甫福马说：“请相信吧，就像大牧首和预言者打听到我显形的秘密后让你相信一样，这就是我……请相信我，福马，我就是雅各见到的那个人。当我在美索不达尼亚与他斗争时，正是他用精神让我领悟，当时我就答应要在他的部族中化身为人……”（Кирилл Туровский 1990：146）在基里尔·图罗夫斯基看来，上帝的化身有各种不同的面容，而化身为人只是其中的一种，其目的是对人进行再一次创造。正如圣经中所讲述的那样，偷吃了禁果但认识到自己罪过的亚当最终还是成为了懂得善与恶的人类一员。
如上可见，无论是伊拉里翁·基辅斯基笔下的“人的自由”，还是基里尔·图罗夫斯基所描述的“我没有人”以及“上帝化身为人”，都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即人类中心论思想展开的，这一思想成为古罗斯时期宗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石之一。很显然的是，它的形成又与拜占庭文化传统的影响不无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建立于以理性化的自然主义为特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础之上，又兼容并蓄以非理性化的神秘主义为特征的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文化因素”的拜占庭文化，一方面“只信奉可感知的有血有肉的圣像，另一方面则倾向于信奉上帝的超验形象”（见刘莹2014：38），其内核就是人——有血有肉的和超验的人的形象。俄罗斯谚语中的“上帝在天上，沙皇在人间”（Бог на небе，Царь на земле）的说法，就是上述思想的真实反映。
[1] 学界通常把9—13世纪的罗斯称为古罗斯，14—17世纪则是俄罗斯的中世纪；而在西欧，14—17世纪正是中世纪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
[2] 塔季谢夫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对“世界智慧教育”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