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素的访华语境：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还原

罗素访华时的语境可看作是在当年进行的东西方对话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历史传承、时空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生态、心理诉求以及情绪景象等。本来这种语境有两种功能：一方面，它能将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交流所用观念、价值观和概念系统的原本多义性转为单义性；另一方面，它又能从这些观念、价值观和概念系统中衍生出更多的歧义。由于进行对话的语言符号，即罗素主要所用的英文与中国思想界主要所用的中文本身包含两种实际含义，即赋予义和解释义，并由此产生的语境意义甚至可超越语言符号本初的意义，从而主导东西方的交往与沟通。除此之外，中国与当时国际的语境也影响着交往主体，即罗素与中国思想界，也就是使用者对语言符号的选择与演绎。

罗素与中国思想界精英所主导的东西方对话，其语境是构成思想与情绪表达和交流的主客观环境或因素。客观性因素有当时中国的时间、空间、场景、对象、人事、社会关系、论题焦点等所有可能的外在条件；主观性因素有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各种人物，如孙中山、梁启超、张申府、张东荪、梁漱溟等的思想、理念、性格、职业、修养、家教、处境、心情等所有可能的主体内在条件。相比而言，东西方对话的社会语境比情景语境更为广义。罗素访华时的情景语境即构成东西方交流的直接环境，包括参与事件的属性与类型，参与时空的形式，如大小远近长短等，参与人员的关系、身份、地位、目的、心态等。[1]罗素与中国思想界所处的文化语境其实更有着无穷的变量，它涉及当时对话活动的所有领域：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哲学、文学、科技、价值观、社会思潮以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等。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生活习惯，如各种文明、各个国家、各个地域、各个宗教等互不相同。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各自所代表的特定社会文化必定产生特定的文化语境。当时东西方对话所用的每种书面文体或口语方式都有其专门的社会交往功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出约定俗成的图式结构，格式和套语。这些图式结构，格式和套语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改变。因此，即使在相同的情景语境下，由于文化不同，表达出来的文字与话语也不同，可见文化语境同情景语境一样，对语言交流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我们现在重读当时知识界对罗素各种讲演的文本记录，仍能感受到那个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的烙印。

罗素与中国思想界进行东西方对话的语境是一个传递文本意思，即参与双方传递思想理念的过程。从语言的角度，语境化是指在互动或沟通的情况下使用语言和话语的信号；从哲学的角度，语境化是指行动或表达可以在上下文中理解。例如，了解罗素及其特定的著作，不仅需要他所阐明的哲学论证，而且也需要了解当时罗素研究的特定语境及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人们常常在寻找普遍适用的理论与概念构架而忽略了当地的具体文化因素，即被称为语境的现实。在东西方对话中，语境化是指双方各自应用语言与话语来作为与互动或沟通场合相关的信号。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主张在教学环境中重构科学知识时使用语境化或再语境化，例如在教科书中所做的。[3]古姆培兹(JohnGumperz) 以及其他学者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研究微妙的“语境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比如语调(intonation),[4]并允许语言使用者从语境意义上来推断话语的充分含义。[5]其实罗素在访华的讲演中，正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化与再语境化中，尽量用当时中国思想界与知识界在对话互动与双向交流中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重构哲学基本问题、科学知识架构以及社会人文理论。

[1] 情景语境通常由三个变量组成：一、语场（话语范围）:即对话双方之间话语或文辞表达与交流的内容随主题而改变；二、语旨（话语基调）:即对话双方之间表达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如地位的远近、接触的多寡、感情的亲疏等，会影响语言的选择；三、语式（话语方式）:即对话双方之间所采用的口语和书面语，是语言的载体形式，随着时空的距离或长短而改变。

[2] 参见岑绍基：《语言功能与中文教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文科教学上的应用》，香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Bernstein,B.1990.Class,codes and control.Vol.IV.The structuring ofpedagogic discourse.London:Routledge.

[4]Gumperz,J.J.1982.Discourse strateg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Eerdmans,S.,Prevignano,C.,&Thibault,P.2002.Language and interaction.Discussions with J.J.Gumperz.Amsterdam:Benjam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