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东西方对话的历史语境中重温罗素
我认为，为了使我们这个醉醺醺的时代恢复清醒，历史学可以起到一种重大的作用。我不是说这应该由任何一种假定的“历史教训”，或者由任何一种易于用某种言语公式表述的东西来实现。历史学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要为历史学家们而且要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罗素[1]
“所有真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哲学大师克罗齐(Bendetto Croce, 1866—1952)给人类留下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2]对此虽有争议，但从历史的延续性角度说，自有其高超的道理。重温历史，那场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引发的东西方思想对话，曾闹得轰轰烈烈，对今天的中华崛起仍有着现实的意义，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罗素于20世纪秋访问中国，并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显示了东西方之间的碰撞。”[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素的访华，是现代东西方思想直接对话的一次伟大尝试。若要充分了解这场亘古未有的对话，最好先将其置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特定语境中，再来展开我们的比较与审思。西方有一些学者就注重影响罗素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语境问题。钱穆(1895—1990)在谈历史作用时指出：“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4]
1928年，号称“20世纪最伟大经验主义哲学家”[5]的莱辛巴赫(H.Reichenbach,1891—1953)曾指出：“罗素令人惊叹地将数理逻辑与和平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相结合一，但对这点，人们若审视他的心理根源就可以理解。他准备推翻逻辑上的陈旧传统，同时用更多的资产阶级自由，来揭露古代理念的虚幻特征；并且毫无畏惧地摈弃那些过时的价值观。”[6]这也是为什么罗素在访华时受到盛况空前欢迎的原因之一。由于在逻辑与认识论上的非凡建树在当时的中国罗素已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7]。有学者认为，在访华时，罗素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的声名，十分有助于提高他的社会政治观的可信度。实际上，罗素在这之前出版的一些著述，如《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1919年）、《社会重建的原理》(1916)等，已经在欧洲引起广泛的反响。[8]
与几乎同期访华的杜威一样，罗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空前的，尽管不一定是绝后的；但历数访华过的西方哲人或著名学者，至今还没有哪一位能达到这种热烈程度这种。“空前”至少表现在一：、除了杜威，在罗素之前，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重要西方哲学家或著名学者（传教士除外）来过中国；[9]二、综合来说，当时罗素的博学智慧与文理皆通的学术造诣、思想的敏锐与丰富的阅历、人格的力量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堪称举世无双；三、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社会转型与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动乱暂停百废待兴而相对和平发展的短暂阶段，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跃，科学态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的精神是古今未有的；四、罗素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10个多月中，作过大量的讲演，也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接触，特撰写了《中国问题》这一专著，并在后来的各种著作和场合经常提及中国，以致形成了独到的中国观与难以忘怀的中国情结。大哲罗素与中华文化难以割舍的关系，正是形成于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刚刚发生的时期。
什么是罗素访华时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语境？有西方学者对此评析道：“从政治上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年代。被罗素与英国1868年光荣革命相提并论的辛亥革命，从理论上说，使这个国家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形态，但实际上，它变成了权力真空的状态。在孙中山领导下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国民党，正是罗素和杜威所希望获胜的力量。尽管为毛泽东等所质疑，但在1920年的中国，也存在着以非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学生与政治进步分子中，出现了一种强烈而广泛的要求，即渴望某种新的政治哲学。尽管有不少人试图采取苏俄式的方式，但仍有很多人来听罗素的讲演，希望这位《社会重建的原理》与《自由之路》的作者，能提供可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相竞争的学说。”[10]可以说，尽管也许有些偏见，但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看法。就在杜威刚到中国不久，就有中国学者欢呼道：“我们在国内的人，居然有机会把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请了来，听他的言论，接近他的声音笑貌，这样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他所说的，我们多数人或者未必全能领会和了解，但在‘观感之间’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家尊仰的‘论师’在我们中间，新思想就得了一个很好的指导，很有力的兴奋。顽旧的人，能听听这样名哲的议论，或者能受些感化，换些新空气，也未可知。”[11]有学者评述道：“1919—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年多，短者数月。主办者为此作了精心的组织与宣传：每位开讲之前，都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场场爆满；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纸杂志都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各地热销。因之，讲学一时风行海内，盛况空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在学界与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热点；每位学者的影响自有不同，但作为整体，却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12]
[1] 罗素：《论历史》，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
[2]Croce,Benedetto: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translated by Douglas Ainslie,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0.p.12.
[3]Suzanne P.Ogden.1982.“The Sage in the Inkpot: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Modern Asian Studies,Vol.16,No.4,1982,p.529.
[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1页。
[5]Salmon,W.,1977a,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in Reichenbach(1977a),Volume 1
[6].H.Reichenbach.1928.“An Early Appreciation.”In R.Shoenman(ed)Bertrand Russell:Philosophy of the Century,Boston 1967,p.133.
[7]Chu Shih-ying.1921.“Russell.”The Russell Monthly.January 1921.p.1.
[8]S.P.Ogden.1982.“The Sage in the Inkpot: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Modern Asian Studies.16,4,1982,pp.529—600.
[9] 在中国历史上，西方传教士曾不断来华传教，如利玛窦(1552—1610)于1583年进入中国，此后一直在华居住。他与中国最早的“大学”——白鹿洞书院的学人们开创了直接思想对话，并后来与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利玛窦等无疑对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大影响，但他毕竟是因来华以后的活动而历史留名；而不像罗素在来华之前就已经名扬世界，并在中国最根本的社会转型期进行了颇具规模和影响巨大的东西方对话。
[10]Ray Monk.1996.Bertrand Russell:The Spirit ofSolitude,1872—1921,Volume 1.The Free Press,p.592.
[11] 《美国教育者杜威》,《晨报》1919年5月14日，第7版。
[12] 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