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素与中华文人精英

中国人，即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向白人民族（尤其是美国）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还没有想透彻一般人民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罗素[1]

当然，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罗素，不可能像好莱坞的影星，或后现代时期的那些歌星球星那样，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什么直接影响，而是只局限于知识精英圈子，但无疑是这个阶层人们的一个良师；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某一观点，你都会感到一种知识与批判的力量。作为中华精英的良师，罗素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的效应？中华精英们与罗素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双向交流过程。本章与下面几章试图从中国精英的罗素观与罗素对中国精英的某些评价及其中国观两个方面找出答案。而中国精英的罗素观又从文人精英、政治精英与哲学精英等三个群体各自的角度来探讨上述问题。

这所谓三种精英的分类，并不一定完全合理，也许仅是为了行文“操作”和读者阅读的方便。其实不少精英具“两栖”甚至三重身份。其中梁启超就是最典型人物，其顶上的桂冠就有：光绪时代的举人，戊戌变法的领袖，维新派的领头人，北洋政府的高官，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发起人，“新民体”的创立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颇有造诣的著名国学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等等；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非凡的成就，其中以史学尤为显著，故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并且是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再如张申府也是兼具多种身份的“戏剧性”历史人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以及罗素研究专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周恩来联名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右派”分子以及改革开放后全国政协常委等。鉴于中国文化中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以及“官本位”的理念，对上述三大精英的划分的确有着较模糊的界限。

[1]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