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热情的“崇华派”：大哲难忘的中国之恋

罗素离开俄国之后，却发现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多拉也跑到俄国去了，并且与他正好相反，她对俄国充满了好感。此时，罗素接到中国讲学会的邀请信，到那里讲学一年，他提出必须同时邀请多拉同行，否则就不去了，结果中方答应。他就设法通知多拉，结果她终于赶回；5天后，他们就一起动身前往中国，于1920年10月8日到达上海。在船上，罗素曾担忧过英国特工有所行动；因反战的“罪行”，英国当局怕他“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英国领事馆的人早已盯梢他了，并与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去电商议，几乎要把他押送回国。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沟通的问题，罗素发现到达上海港时，竟没有主人来接，以为是中国人开了一个国际玩笑，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乌龙”。后来，总算主人得知有误，急忙赶来迎接贵宾。

第二天，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申报、基督教救国会等团体在大东旅社召开欢迎晚会，超过百位的各界人士莅临。罗素发表即兴演讲，在谈了访华初感后，便希望中国能开拓新路，不要不分好坏抄袭别国，并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贾主义，并认为进行中国社会改造时，教育为先。罗素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一文中，谈到自己对中国人的殷勤接待印象深刻：“热烈的欢迎令我惊讶与感动，到处都是深情厚谊。人们很自然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我却被那些问题的复杂性与困难性所困惑。对一个不懂中文的新来乍到者，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些问题。只要这种情况存在，我就无法摆脱表面性与无知性。”[1]罗素后来还回忆道：“……我应邀访问了中国，并在那里逗留了近一年时间。我热爱中国人民，但显而易见，他们对军国主义的反抗必定导致摧毁自身文明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除了被征服或者接受敌方许多邪恶的东西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但中国也教会了我一件事（东方倾向于把这一点教给那些怀有强烈同情感研究东方的欧洲人），即不要在眼前的逆境中产生绝望的念头，而要用长远的眼光观察问题。二十年来阴云日益笼罩着这个世界，就是这种习惯才使我感到这个世界稍可容忍。”[2]

据《申报》《时事新报》等载，罗素于10月14日游览上海华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申报》记者在对罗素采访后，写道：“盎然有学者风，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烟斗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谈话时，博士还随时与记者以烟茶，殷勤和蔼，毫无种族之见、阶级之分，则博士之言行，均含大同之精义，固非常人所能及也。”不过，由于罗素下船伊始，不明就里，故对中华传统文化溢美有加，如提到“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3]。这就迎合了一些守旧人士的心态，故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罗素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罗素这番话，或者是主客交际上必要的酬答也未可知。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4]

罗素在上海发表了三次讲演，即1920年10月13日，应江苏教育会、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等团体的邀请在上海大东旅社发表“中国应保存固有之国粹”的演讲；10月14日，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发表“社会改造原理”的演讲以及10月16日，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三团体的会上，发表了“教育之效能”的演讲。接着，他访问了杭州，做了讲演。罗素在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哲学”的讲演，倡导以逻辑推理与科学方法求知，在南京另外还讲了“爱因斯坦引力说”，居然来了七百多人听讲。罗素在访问汉口后到达长沙。1920年10月26日，罗素在长沙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罗素于1920年10月31日到达北京。1920年11月7日，罗素在北大发表“哲学问题”；在此之后，他一连发表了“心之分析”“物之分析”“社会结构学”以及“数理逻辑”的系列讲演，号称“罗素五大讲演”。11月9日，在北京讲学社的欢迎会上，发表有关中西方文化比较的演讲。同月，罗素在北京女师大发表“布尔什维克之思想”的演讲；12月10日，在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发表“未开发国的工业”；这一期间，在北京师大，发表“物质是什么？”的演讲。此外罗素还发表过“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教育问题”等演讲。当时知识界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当年12月14日、21日以及28日，罗素参与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共产主义何以不能实现于现在的中国”的讨论。1921年7月6日，在教育部会场举行的欢送大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到自由之路”最后演讲。

顺便提及，1921年3月14日，罗素在河北保定的育德中学演讲时受到风寒，感染了肺炎。他在一家德国医院治疗多日，3月26日濒于死亡。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签了字。消息传回英国国内，伦敦报纸曾报道罗素已病逝。他在给波兰公爵的妹妹——即情人奥托琳(Ottoline Morrell, 1873—1938)的信中这样悲怆地写到：当望着窗外的太阳时“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看到他！”[5]但在4月17日，罗素竟奇迹般地好起来了。此时，多拉已经有了身孕，罗素决定回国。在罗素垂死时，有人建议将其葬在西湖边上，并盖座庙供后人朝拜。罗素听闻后，以其惯有的英式口吻说，中国人要像供神那样供我，而我又是个无神论者，这可如何是好？一家日本报刊报道了他已去世的消息，并始终不愿更正这个消息。总体来说，罗素对日本的印象和看法都不很好。罗素回国取道日本，那家报社又来采访，他便吩咐给每个记者一张字条，上写着：“罗素先生已死，无法接受采访。”

从1920年10月8日抵达中国到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罗素的访华约九个月之久。这位西方大哲发表上述演讲时，“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而且内部张力和外部拉力都前所未有，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分裂”[6]。

罗素在告别演讲中感叹：“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所以决计不是一味效法西方，中国人才能为他的国家或世界谋幸福。”他尤其对于中国人民复兴民族与文化，寄予厚望：“不特中国，即是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7]

《罗素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冯崇义曾评述说：

……罗素不是“东方不败”，到了东方便不尽如人意。他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的中国之行，是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酸楚经历。他乘兴而来，因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厮杀中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以政府嘉宾的身份对苏俄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也使他感到困惑，他因而热望能够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学到拯救“西方文明”的某种智慧。他败兴而归，情由颇为复杂。这绝不是因为他行非其时。恰恰相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的“五四时期”，既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黄金般的“五四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奔腾咆哮；社会的思想观念像风驰电掣般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人们以极为开放的心灵像海纳百川一样吮吸新知。罗素的酸楚也不是因为东道主对他的行程安排不周。发函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是尚志学会、新学会、北京大学、中国公学四个团体，后由1920年9月专门成立的“讲学社”具体安排，主事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等学界泰斗。罗素曾游历上海、杭州、南京、长沙等地并发表演说，但主要的讲学活动则安排在位居全国之冠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讲的是《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五个系列讲座。在上海等地公共演讲的题目则包括《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和《中国到自由之路》（临别赠言）等。罗素得到的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听众，而且无论是他的公开演讲还是专题讲学，都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广为宣传。东道主给他的待遇也相当优厚，负责他的所有差旅费、给他配了专门翻译（赵元任），给他的酬金使他在北大讲学期间能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并雇用专门的厨师、车夫和家僮……[8]

那么他的酸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冯崇义的结论是：“……罗素的酸楚主要是因为知音难寻及方方面面对他的误解。罗素在他自己的国家是被政府视为激进的危险人物来打压的，旅华期间则一直被新知识界部分人士作为保守人物来攻击。而且，当最初的新鲜和兴奋过去之后，罗素本人也很快丧失了原来的激情。他在给几位友人的信中一再抱怨北京气候的恶劣、抱怨人文环境的冷酷、抱怨他的中国听众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来与他进行高层次的交流以砥砺学问……”

不过酸楚归酸楚，也许访华的成果不尽如人意。但从中国回去以后，罗素还是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及其文化产生了终生的情感与关注。他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引起极大的反响。这是“其第一部历史研究的著作，也是其访华的丰富成果”[9]。徐志摩称： “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10]英国历史学家兼中国研究权威费兹格拉尔德(C.P.Fitzgerald)曾评价说：从任何标准来看，《中国问题》都是一部值得称道的著作，这本书充满着“敏锐的洞见”。[11]在《中国问题》中，罗素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两派军队开战，而其中一方即将获得完胜时，日本人就会出面扶持快要失败的另一方，以此让中国内乱延续不断。1927年5月3日，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时，日本人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屠杀了中国军民六千多人。这个历史悲剧验证了罗素的先见之明。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与评论。

罗素曾回忆道，他访华回英以后，英国政府准备解决庚子赔款的问题，当时美国早已明智地决定放弃这笔钱，英国却不愿这样做，而采取某种折中变相的方式继续索款。所谓“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向清政府索取的“战争损失费”。1900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由攻占北京后，于1901年与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要求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按当时中国的人头算，每人一两），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每年从关税、盐税中扣除，按一定比例分付各国。1908年，占赔款总数7.31%的美国，为缓和与中国的矛盾，恢复扩大远东贸易市场，决定用赔款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逐年输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占赔款总数11.24%的英国在14年后，即1922年12月才宣布：“以后中国应付逐期庚款预备悉数退回。”此时，清朝早已垮台了11年。然而在华的英国教会和英国商人却提出退款应用于英国在华所办的教育和医学事业。为此，中英双方争执不休。1924年1月，对华态度比较温和的首相麦克唐纳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庚款，特邀罗素作为该会的教育委员。相当兴奋的罗素便推荐了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并立即提交了《备忘录》，批驳在华英国教会和商人的建议，强调将庚款应全数用于中国教育的五点理由：“一、此乃最有益于中国之用途；二、别种用途不能赢得中国人心；三、英国之利益在赢得中国人心之基础上方能有所保障；四、美国早就将庚款移用于中国教育，英国若采用别种用途，过于相形见绌；五、主张采用别种用途之论据皆出于腐败之动机，即通过政府之权力谋取私人之利益。”[12]

对于罗素的义举，蔡元培写给罗素的感谢信中说：“工党执政后，您曾经就庚款问题致函首相，这使我寄希望于您这位中国的伟大友人致力于借教育挽救处于危难中的古老文明。”在英国国内为庚款用途激烈争论之际，旅英的北大师生组织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并与在巴黎考察的老校长蔡元培联系。与此同时，国内教育改进社等机构也敦促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为特命代表，与英国交涉。1924年3月27日，蔡元培抵达英国，并在3月30日由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及留英工商学共进会组织的欢迎会上疾呼：“庚子赔款问题，其为特别性质而关系全国”，“此番由法国来英，本专为庚子赔款一事”。蔡元培立即进行了各种外交活动，接触媒体，拜访社会名流。1924年4月4日下午，蔡元培试图拜访罗素，但因其仍在美国讲学，出面接待他的是曾与罗素一起访华，后成为第二任夫人的多拉。4月14日，蔡元培在多拉的陪同下会晤英国外交部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力陈庚款应用于中国教育事业，后者表示将参考这个建议。蔡元培曾说道：“经（罗素）夫人介绍，我会见了一些令人尊敬的英国朋友，他们的亲切会晤使我甚为感动。我相信，如果没有这种热情帮助，我很难了解到英国官方人士、学界权威和众议员对庚子赔款问题的意见。我利用这次机会，同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但却是十分认真的讨论。”4月15日，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蔡元培草拟一份《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分别呈交英国国会以及外交部。这份《备忘录》的要点是：一、此款主要部分用来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馆；二、一部分用于资助某些著名大学建立或扩展科技系、科；三、一部分配给某些国立大学用以购置研究英国科学、艺术、文学的设备（包括聘教授、购图书、设奖学金）；四、一部分设立基金，用作派遣我国大学教师、毕业生赴英学习费用；五、一部分用作邀请英国学者来华研究中国文哲等学科费用；六、一部分用于购回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七、一部分用于英中两国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13]

1924年7月15日，蔡元培致信罗素说道：“在工党政府还没有赞同我们的观点之前，您就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使他们理解。英国政府在一项提交议会的议案中，决定将赔款基金给予我国教育事业，这一对英中关系的明智措施正是您倡导的结果。目前，还需要通过相互了解来推进这项政策。……希望能获得您全力支持，并允许中国人民将您视为自始至终真诚关心这一教育运动的第一人，此运动在中国各方面发展中无疑会取得成功。”他还将《备忘录》的抄本寄给罗素。经罗素积极努力在英国各界开展活动，1926年年初，英国国会终于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并规定用之于教育文化事业。1933年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14]

在北伐战争期间，1926年9月，英国军舰悍然炮轰四川万县，屠杀中国军民近千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万县惨案”；对此，罗素万分愤慨，发表《中国的白祸》等文章加以声讨。

1928年，在《怀疑论集》一书中，罗素专门将其中第八章题为“东西方的快乐观”，主要阐述了中国有关快乐的观念，在结尾写道：“中国的体制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说，它缺乏能力让自己抵御好战的国家。如果都像中国，整个世界都可以是快乐的。只要其他国家好战，而野心勃勃，那么中国要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也就不能再隔绝，而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复制我们西方的恶习。”[15]这说明，根据以往列强的侵华史，罗素已预见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逼近的危险。日本在甲午战争崛起，接着加入八国联军攻战北京，随后又在东北发动日俄战争。这一连串的行动使之变本加厉以满足完全霸占中国的野心。

罗素不断地发表文章或演说，为中国的重建出谋划策。罗素坚决反对日本、英国及欧美各大国对中国侵略与压迫的政策，尤其是在1931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他揭露真相，抨击英国媒体混淆是非的伎俩，指出这场运动乃是中华民族谋求独立的运动，而非排外活动，从而给予中国人民反列强斗争以很大的精神支持。1936年11月22日，以沈君儒为首的著名七君子遭蒋介石逮捕后，罗素与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等纷纷发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要求释放这些人士。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罗素同杜威等人联署公开信，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当日，即“南京大屠杀”的同一天，罗素又联合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布《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的宣言，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军国主义。在此期间，罗素格外关注中国的时局，包括各种报道，甚至小说。1938年，罗素在读完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的首部小说《目的地：重庆》(DstinationChungking)后说道：“这是一本极有价值和信息量的书。花一小时阅读她的小说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在那儿住上几年还要多。”[16]

1946年，罗素在《损害人类的观念》一文中指出：种族傲慢比国家傲慢更有害。他提到在中国时，感到自己有幸遇到的那些有教养的中国人比任何其他人更文明；而许多粗鄙无知的白人仅因为黄种肤色而看不起优秀的中国人。总体来说，在这方面，英国人比美国人更应受到谴责，但也有例外。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自己同一位受到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中国友人去租车；而车店店主是一个很坏的人，竟然视这位中国友人为粪土，轻蔑地称他为日本人，“这种无知加恶意的态度使我怒火中烧”[17]。1950年夏，罗素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要求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并说西方世界“假如早一点善待新中国，世界局势当已好转”。1951年，在《当前的困惑》一文中，他对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总司令麦克阿瑟(MacArthur)斥责道：“我们都必须回到鸦片战争的年代，在我们屠杀数百万中国人之后，那些幸存者还要接受我们道德的高尚性，还要将麦克阿瑟作为救世主加以欢迎。”③1959年，罗素撰写了一部插图本通俗读物《西方的智慧》(WisdomoftheWest)，竟题词道：“将此书献给毛泽东”。50年代末，罗素还出面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这也是当时国际最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之一；除了直接的领土问题，它还涉及了西藏问题、中印两国综合利益问题、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争霸问题以及中国本身的国际地位问题等；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亚洲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战争分两个阶段，即10月20日至28日、11月16日至21日，中国赢得了重大军事胜利，而印度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罗素致电周恩来和他的剑桥校友兼老朋友尼赫鲁，敦促双方尽速停火撤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并建议印尼苏加诺总统、加纳总统恩鲁玛等参与调停。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很快对他进行了回复，并都派大使馆官员拜访了他。

据一份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月二十二日给英国罗素先生的信”的外交部解密文件，周恩来曾这样写道：“尊敬的罗素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从报纸上看到你十月十四日在伦敦发表的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侵略罪行的演说；在此之前，我还收到你就越南局势问题给我的来信。当此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周恩来接着又于11月16日复电罗素，并于11月24日再写了一封长信给罗素。[18]

周恩来与尼赫鲁一样都还接见了他的代表舒恩曼(R.Schoenman)和鲍特尔(P.Pottle)。不过，这个舒恩曼僵化的做法有辱使命，罗素后来说道：两位代表“在第一次与周恩来总理见面时，气氛是有礼、友好而有益的；但第二次会面因为他们的行为以及愚蠢的轻率而受到中国方面严厉的谴责。作为他们的赞助者，很自然我受到了质疑；对我的苦恼以及我们工作严重的困扰来说，我一直未能恢复与中国政府温暖而友好的关系”[19]。舒恩曼是一个有点骄横的人，在印度，主人问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竟问道：“在这么热的地方怎么做爱？”在中国，主人带他到湖上划船，他竟脱衣下水游泳；他想见毛泽东，等不耐烦了，便在下榻的房间里拿起电话叫道：“毛主席是一条神牛！”后来周恩来代替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但因各种原因，两位代表遭到了“驱逐”。[20]不久，尼赫鲁改变了不结盟政策，从而向美国求援；1962年11月，肯尼迪决定介入战争，并援助印度军队。中国方面则迅速撤军并归还了全部缴获的武器。

在《墨脱的诱惑》一书中，中国军旅作家金辉这样评论道：“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在《印度对华战争》(India'sChinaWar)一书中，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N.Maxwell)也感叹：“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当然，这一切是由于当时各种实际情况决定的，其中有些内幕恐怕很难明了。

不过，当时的罗素显然洞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相信这场冲突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他说道：“战火将继续，首先对中国有利。美国与英国将出面援助印度，但会发现除非动用核武器，它们无法击败中国。它们将要动用这种武器。中国将显示自己与俄国的不同，而俄国同样也会动用核武器，不止对付印度，而且对付西方。在很短的日子里，整个世界将变得与现在的喜马拉雅山一样空旷而荒凉。”[21]

罗素所作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43年以后，据2005年8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8月25日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公布了新近解密的录音带，表明在1963年5月，肯尼迪和他的顾问讨论过如果中国第二次袭击印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以及怎样防止印度成为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中另一张倒下的牌。在录音带中，国防部长麦克拉玛纳说：“在我们认真帮助印度不受中国入侵之前，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印度抵抗中国的袭击，我们必须使用核武器。中共对于那个地区任何部分的攻击都会使美国有必要使用核武器，这总比调动大量的美国军人好。”肯尼迪说：“我们应当保护印度，所以（如果印度遭受攻击）我们将会保护印度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蒂文·科恩说：“谈话的背景是肯尼迪非常非常非常倾向于印度。他把印度看是中国的天然制衡力量。”科恩回忆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他暗示说肯尼迪的顾问们提到可能使用核武器也许还有一个动机。他说：“我们在韩战打了个平手，我们很担心苏联。可见他们提到了‘核武器’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肯尼迪在印度做任何事情。这种方式是把赌注拔很高，以至于你不可能选择它。”据印度分析人士说，他们被录音带的公布惊得目瞪口呆。哈佛大学南亚历史教授博斯(S. Bose)说：“很显然，1963年和2005年不乏相似之处。主要基调是怎样遏制中国。”不过分析家指出，美国即使考虑过所谓的核武器选择，在下一年也一定会放弃了，因为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3年7月21日，周恩来致信罗素，并致印度、锡兰两国政府备忘录。说明与罗素的秘书两次会谈的情况。同日，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说：罗素的秘书是要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再让步，我已告诉他中国做不到，希望大使回国后将情况报告总理。

由于罗素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情结，故他这样说过：“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但是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22]有时，罗素为了保持某种英国绅士的风度，相当注意某种礼貌，例如在书中和在私人信件中对中国的印象还是有着区别，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的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待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23]

著名翻译家何兆武回忆说：“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罗素到中国来访问，罗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体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当时商务印书馆找我来翻译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24]1965年10月22日，周恩来致函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他在公众集会上谴责美国侵略行径、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支持他为国际主义与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11月30日，罗素复信周恩来，表示将全心全意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

时隔44年，即1966年，《中国问题》一书在英国重印，罗素在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此时的中国正爆发“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后的4年中，九十多岁高龄的老者罗素一直冷眼旁观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运动”。

“文革”前的17年，中国共产党对罗素采取了思想上一定的批判、学术上一定的介绍、政治上一定的肯定的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影响，1952年第8期的《新建设》上发表《罗素——新世界战争哲学化的挑拨者》（〔苏〕波莫葛耶娃）的批判文章；1956年《学习译丛》总61期上发表《罗素、艾尔和资产阶级道德》（〔苏〕彼得·佛雷尔）；反映出当时国内追随苏联哲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所谓战斗性的党性原则。一些著名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主体批判中多少带有一定客观介绍的文章，除了上面提过的贺麟、任华文章外，还有阴法鲁的《胡适、杜威、罗素是怎样开始破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新华月报》1955年4月1日）；金岳霖的《批判唯心哲学关于逻辑与语言的思想（对罗素的批判之一）》（《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总第3期）；范杨的《罗素哲学思想的演变》（《人民日报》1962年4月13日）和《略谈罗素的分析哲学》（《文汇报》1962年5月15日）；以及全增嘏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方法》（《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在政治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作为重要文化领导人的郭沫若发表了《祝罗素先生解放》一文（《光明日报》1965年10月17日）；此外作为官方最主要代言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罗素的正面报道和评论，如《赫鲁晓夫发表公开信答复罗素主张苏美会谈讨论共处条件呼吁各国人民更加宏亮地发出和平呼声》（《人民日报》1958年1月9日）；《英国哲学家罗素发出信件谴责美国在南越进行“毁灭性战争”》（《人民日报》1963年4月11日）；《罗素谴责美国军事冒险政策强调重开十四国会议刻不容缓》（《人民日报》1964年7月2日）；《罗素谴责美国明目张胆干涉多米尼加》（《人民日报》1965年6月13日）；《罗素谴责约翰逊宣布美军参战呼吁美国人组织向华盛顿进军》（《人民日报》1965年6月15日等；《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轰炸越南水坝的万恶行动》（《人民日报》1965年8月26日）；《我对外友协负责人设宴招待罗素基金会两位理事》（《人民日报》1971年7月1日）等。并对罗素的逝世也作了报道。

胡锦涛在访英提到：“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罗素先生的话，强调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和交流、加强理解和借鉴的重要性。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的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要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必须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相互信任。”[25]

[1]Bertrand Russell.Uncertain Paths to Freedom:Russia and China,1919—22,Routledge,2000,p.250.

[2]罗素：《我的思想发展》，丁子江译，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原载P. Schilpp (ed).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44,pp.3—20。

[3]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 1920年 10月16日。

[4] 周作人：《罗素与国粹》，沈益洪编：《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Ray Monk:Bertrand Russell:The Spirit of Solitude,1872—1921,Volume 1,The Free Press,p.603.

[6]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3页。

[7] 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8] 冯崇义：《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2009年12月15日，凤凰网。

[9]John Slater.2009.“Introduction,”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Routledge,pix.

[10] 徐志摩：《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见沈益洪：《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

[11]See Alan Wood:Bertrand Russell,the Passionate Sceptic.

[12] 参见单滨新：《蔡元培与罗素》,《文史天地》2012年第6期。

[13] 参见单滨新：《蔡元培与罗素》,《文史天地》2012年第6期。

[14] 参见单滨新：《蔡元培与罗素》,《文史天地》2012年第6期。

[15]Bertrand Russell.1928.Sceptical Essays,Routledge,p.79.

[16]John Gittings.“Han Suyin obituary”,The Guardian,Sunday 4 November 2012 13.38 EST。

[17]Bertrand Russell.“Ideas that Have Harmed Mankind,”Unpopular Essays,Routledge,2009.③罗素：《当前的困惑》(1951),《罗素重要文选》(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1903—1959,ed.by R.Egner and L.Denonn,Simon and Schuster,1961)，英文版第694页。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962)》第9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19]转引自克拉克：《罗素生平》(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Knopf,1981)，英文版第606页。

[20]摩尔海德：《罗素一生》(Bertrand Russell: A Life, Viking, 1993)，英文版第533页。

[21]转引自蒙克：《罗素：热狂的幽灵》(Bertrand Russell: the Ghost of Madness, Free Press,2000)，英文版第450—451页。

[22] 罗素著：《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5页。

[23] 《罗素致柯莉的信》,1920年12月3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24]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50496.htm。

[25] 胡锦涛：《在伦敦金融城晚宴上的演讲》，新华网200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