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彩纷呈的一生

罗素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新贵族家庭，其祖父曾两度当过英国首相。然而，罗素从小却形成了对宗教的怀疑，并对传统产生某种强烈的反叛精神。18岁时，罗素进入了剑桥大学。怀特海主持过他的奖学金考试，并把他引见给许多高他一、二年级的学生。结果在一周内，他便结识了不少成为自己终生朋友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为自己开拓了一个无比灿烂的新世界。他骤然发现，当他谈出自己思想的时候，人们似乎都认为值得考虑。罗素回忆道：“那一阵子我发现有许多同期同学都很有能力，认真勤奋，对自己专业以外的各种领域，如诗歌、哲学、政治、伦理甚至精神探索的整个世界也都满怀兴致。我们常常在星期六晚上争论不休，直至深夜。而星期天又聚在一起吃早餐，然后一整天四处游逛。那时，有才气的青年人还没有采取玩世不恭的超然态度。这种态度是若干年后在剑桥由L.斯特雷其首先时兴起来的。在我们的眼里，世界仿佛是稳固和充满希望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坚信19世纪的进步将延续下去，坚信自己应该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当然，1914年以后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出我们当时的那种快乐心情的。”[1]

罗素所共处的一帮同学，从黑格尔派哲学家麦克塔格特(McTaggart,1866—1925)那里受到很大影响，他机智地介绍黑格尔，并教导说英国经验主义是粗鄙的。那时罗素愿意相信黑格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康德，具有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他心目中一贯正确的穆勒所没有的深刻性。在剑桥的头三年，罗素因太忙于研究数学，而没有去读康德或黑格尔的书；但在第四年，他全神贯注地钻研了哲学。到了剑桥后期，罗素已不像刚到剑桥时那般羞涩和书生气了。大学四年级时，他变得快乐而轻浮。在读了泛神论后，他向朋友们宣布自己就是上帝，于是他们在他两边摆上蜡烛，进行顶礼膜拜的仪式。罗素声称：“哲学总体上对我似乎其乐无比，我享受着那些伟大哲学家提供给想象、并以好奇方式所构想的世界。”在剑桥期间，罗素说自己最愉快的事就是同一个团体有联系，其成员称之为“社团(The Society)”，而圈外人倘若知道它，则称之为“使徒(The Apostles)”。这是一个很小的研讨社团，每周六晚上聚会，平均每年级有一两人作为成员。这个社团从1820年就已存在，从那时起，它的成员都是剑桥的智力杰出人士；为了让那些被考虑的人选不能察觉此事，它以秘密的方式活动。正由于这个社团的存在，罗素很快结识了那些最值得结识的人。摩尔(G. E. Moore, 1873—1958) 也成了这个团体的重要成员。

1895年大部分，罗素在柏林研究经济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的第一任夫人阿莉丝是美国费城的一名贵格会教徒，因此，罗素夫妇便于1896年有3个月在美国。那时，他们访问的第一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在新泽西州卡姆登的住处，阿莉丝十分熟悉他，而罗素也很钦佩他的人格与诗作。在罗素看来，这些访问有利于克服剑桥的某些狭隘观念。1894年至1898年，罗素认为有可能用形而上学来证明有关宇宙的各种事物。某种宗教情感使他相信这些事物是重要的。他决定，如果自己胜任，就将毕生献给哲学，他的研究员学术论文，即关于几何基础的论述，试图修补康德所谓时空形式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得到沃德和怀特海的赏识，这使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研究员的资格，否则他就会选择在柏林研究过的经济学。他的《论几何的基础》一书于1897年出版。1898年，罗素追随摩尔冲破了康德(I. Kant, 1724—1804)和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的思想窒碍。

罗素的第一本哲学著作《莱布尼兹哲学》的产生是偶然的。1898年在剑桥，本应麦克塔格特讲授莱布尼兹哲学，但他想去新西兰探亲，于是校方便聘请罗素代课，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庆幸的事情。1900年7月，罗素与怀特海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哲学大会。罗素称这次大会是他心智生活的一个转折点，这里他从皮亚诺(Peano)的符号逻辑那里受到了启发。从1900年到1910年，罗素与怀特海合作，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三大卷《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撰写上。罗素写于1902年的《数学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Mathematics)成为《数学原理》的某种雏形。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还涉及与其他数学哲理的争论。这两位大哲之间10年智慧加友谊的合力，聚变成人类知识史上最野心勃勃的尝试之一。1903年，当张伯伦反对自由贸易时，罗素以一种世界主义的态度撰文并发表演说来反驳他。罗素还积极参加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鼓动工作。

1910年，《数学原理》完成后，罗素正遇上自由党与上议院有关预算和议会法案的争论，他突然萌发参政的欲望。罗素希望竞选议员，但如果当时自由党选举委员会没有惊讶地发现他是一名自由思想者，那他就如愿以偿了；这是因为他在填一张问答时露了“马脚”：他不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连偶尔参加国教教堂活动都不愿意；他的太太也不愿意……。也正在这个时候，罗素接到了三一学院担任数学讲师的聘书。要不然，他真还处于两难的选择：是从政，还是从学。1910年至1914年，对罗素是一个很特别的过渡期，如他所说就像浮士德碰到梅菲斯特之前与之后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素产生了新的兴趣。他开始关注战争以及如何阻止未来战争的问题，他这方面的著作使他成了被广大公众所熟知的人物。

罗素积极参加反战运动，某次，他遭到一群男女暴徒的围打，而警察则袖手旁观，一位夫人让他们出面保护，而他们不置可否。她说道：“他是有名的哲学家呀！”他们毫无反应；她接着说道：“他是举世闻名的大学问家呀！”他们还是无动于衷；她继续说道：“他是一位伯爵的弟弟呀！”他们这才过来帮助，但动作太晚了，他被一个年轻女子所救。

战争期间，在剑桥三一学院任教的罗素征集同事的签名反对英国参战。一些和平主义分子形成反征兵的组织，呼吁青年拒当炮灰；在当局逮捕了不少领头人士后，罗素却接任主席。他亲自编写传单为拒服兵役的鄂内斯特·艾弗利特一案辩护，当六名会员在散发传单被捕时，他马上出面承担作者的责任。在法庭上，罗素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出于“良知”而拒绝征兵，结果被判以反战宣传罪，罚款100英镑；他不接受这个审判，也拒付罚款，故受到牢狱之灾，并且部分财产遭没收，图书馆的私人藏书也被变卖。坚信自己无罪的罗素，拒绝照当局的指令流亡美国。罗素身为工党党员，为了反对那些不愿到前线作战的年轻人去送死，他亲手撕碎了自己的党员证。由于因兵源吃紧，征兵年龄提高，44岁的罗素也成了应征对象，但政府怎么也找不到他，因为忘了已将他关入大牢了，否则就因他拒绝当兵而罪上加罪；在此之前就有37个青年因拒绝参军竟被判了死刑，而罗素也参加过营救，终于使他们免于一死。在这以后，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其教职也被三一学院解除。罗素始终坚持全球范围的反战活动，并与泰戈尔等国际知名人士合作，为和平到处奔走。1916年威尔逊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罗素立即在致他的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出面调停来解决国际争端。战争期间，甚至在监禁中，罗素撰写了《战争中的正义》(1915)、《人们为什么战斗》(1916)、《自由之路》(1919)等三部有关和平与反战的论著。他出狱后，英国外交部拒发护照给他，尼克尔森爵士斥责他为“这个国家最有害的怪物之一”。由于他的国际声望，1922年，罗素计划去意大利参加一个和平会议，独裁者墨索里尼得知后下令手下不准伤害罗素，但与罗素接触的任何人均可实行暗杀。获悉此事的罗素只得放弃前往这个法西斯策源地。战争几乎改变了罗素全部人生，包括他的职业和人性观，但也使他获得对生命的一种新的热爱。

在战时，他觉得应该把和平的愿望化成一种有理性的决心，以此来避免未来的大战。然而，凡尔赛和约打破了他的幻想。他的许多朋友把希望寄托于前苏联，但当他1920年访问前苏联时，却发现并没有什么事物是值得他称道和喜爱的。

1920年，罗素还应邀访问了中国，并在中国逗留了近一年时间，被中国知识界誉为“德先生”和“赛小姐”的代表。他写道：“我热爱中国人民，但显而易见，他们对军国主义势力的反抗必定导致摧毁自身文明中很多最有价值的东西。除了征服或者接受敌方许多邪恶的东西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但中国也教会了我一件事（东方倾向于把这一点教给那些怀有强烈同情感的研究东方问题的欧洲人），即不要在眼前的逆境中产生绝望的念头，而要用长远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阴云日益笼罩着这个世界，就是这种习惯才使我感到这个世界稍可容忍。”罗素后来出版了名著《中国问题》一书，并始终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随着两个孩子约翰和凯特的出生，罗素对儿童早期教育产生了兴趣，并花费了极大的精力。1927年，夫妇俩人共同创立了一所教育实验学校贝肯·希尔学校或称灯塔山学校(BeaconHillSchool)。由于教育理念与道德观念的前卫，这所学校被称为“荒诞的试验”，以失败告终。

1940年，市政府所操办的纽约市立学院实际上是罗马教廷的附庸，而那里的教授为了点缀一点学术自由的色彩而聘任了罗素当教授。这个消息立即引起宗教和卫道士们的抗议和抵制，有一神父申明罗素要为本地犯罪率负责，还有一位女士控告市政当局让罗素危及其女儿的贞操。那些传统的卫道士们将罗素渲染成是一个“魔鬼的使者”，一个“异教徒的教授”，一个“来自英国的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伦理上的虚无主义者”。其中一封化名“仇恨皮条客者”(Pimp-Hate)的在信中骂道：“你这可怜的老笨蛋！……你真可耻！这个国家每一个正派的男人女人都比你另外一些劣行更厌恶你的这种卑鄙作为，这都是你从你堕落的家族史上继承下来的……。”[2]罗素力求自己成为被告，但令人费解的是，当局愿受控，而且希望自己败诉就像那位原告希望胜诉一样。原告律师在起诉书中历数罗素的10项“罪名”：好色的、淫荡的、色情的、性病的、性欲狂的、性变态的、亵渎神灵的、狭隘精神的、充满虚妄的以及道德沦丧的(lecherous,libidinous,lustful,venerous,erotomaniac,aphrodisiac,irreverent,narrow-minded,untruthful,and bereft of moral fiber)。最后当然是罗素败诉，一个直接结果是聘约被撕毁，因为他在“道德上”无法胜任教授一职。

在罗素看来，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式迫害，罗素成了这个现代文明之国的众矢之的。他突然失去了所有的谋生手段，既不能讲课，也不能发稿，并且回国之路又因战争而阻绝，五口之家马上陷入了绝境。虽有一些正义的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出面声援，如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会就发表新闻声明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人们都无法相信，一个号称伯爵的贵族竟没有衣食来源。与他曾一同访华的著名哲学家杜威曾发信表示愤慨，并主编了一本书名为《罗素案件》的专集，组织九位著名教授揭露并分析了罗素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如有关它的内幕、审判过程、天主教会的态度、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在民主制度中所引起的教育问题以及与社区的关系等等，并指出它是一件违反正义的丑闻；[3]杜威本人还亲自撰写了其中一篇题为“与社会实情相对立的法庭政治虚构”的文章。针对教会和卫道士们的指控，一些支持学术自由，倡导以科学态度对待婚姻与性爱的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罗素辩护，其中就有爱因斯坦、杜威、艾耶尔等。爱因斯坦声援罗素说：“伟人们都曾遭到庸人们的强烈反对。当一个人不盲从传统偏见 ，而真诚无畏地使用其智慧时，庸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他。”

1937年，罗素亲笔写了一篇自我讣告(Auto-Obituary—The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他的整个一生虽任意妄为，却保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一贯性，这令人记起19世纪初叶的那些贵族叛逆者们。他的原则就是好奇，并引导他的行动。在私人生活中，他显示了并没有用尖刻的话损害了他的写作，而是一个友善并同情人类的健谈者……他是一个死亡时代的最后一个幸存者。”[4]据说他预测自己将于1962年去世，而让泰晤士报在那一年登出；结果他又多活了8年，直到他真正辞世，这家报纸才刊登了这个奇特的讣告。1948年，在从挪威奥斯陆到特隆赫姆大学的讲演途中，罗素竟遭遇风暴而飞艇失事，掉入海中，后被救起。

1950年，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原因在于他那些“倡导人道理念与思想自由的多产而有意义的著作”，以及作为“当代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杰出代言人，西方世界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无畏战士”，而与诺贝尔本人的人生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两者皆为怀疑论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现存世界都抱悲观的态度，但又都同样深信人类的行为规范仍有可能实现”。BBC广播电台将他誉为“人道与自由演讲的使徒”；《新政治家》杂志称他为“最风趣和最纯正的英文文体家(stylist)”[5]。在诺贝尔文学奖后，罗素又出版了30多部著作以及大量文章。1960年代，罗素出版了自己的三卷本自传(1967、1968、1969)。最值得一提的是，在80高龄时，罗素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郊区的撒旦》(1953)。1949年，罗素获得英王六世颁发的不列颠最高声望公民“荣誉勋章(theOrderof Merit)”；此外，他还获得加林卡奖(the Kalinga Prize,1958)，丹麦索宁奖(Soning Prize,1960)，德国奥西斯基奖(Ossietzky Medal,1963)，美国汤姆·潘恩奖(Tom·Paine Award,1963)，以及耶路撒冷奖(the Jerusalem Prize)等。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注意力开始从哲学转移到国际政治方面，如1954年他谴责比基尼氢弹试验，随后又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声明》;1958年他发动禁止核武器的示威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开始猛烈攻击美国的越南政策，并与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等人组织了国际战争罪犯审判法庭。

长寿以及个性的特征也给晚年的罗素带来了某种略带悲情的孤独。在他90高龄以后，所有的老朋友、老同事和老亲人都已纷纷去世，他原来的世界已离他而去。在他身边，甚至在他每年庆祝寿辰之际，除了第四任妻子，围绕着的只是一帮为他的基金会服务、年龄还不到25岁的年轻人；而在他孙女露西的丈夫（后来离婚）霍洛维兹看来，这些人并非他的朋友，仅是“从他的名字所看到的政治功利”。罗素周围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与家人也都隔绝。为了与分离10多年的小儿子康拉德相见，他的大儿子约翰又离他而去。由于各种原因，他与多年的助手分道扬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罗素越来越虚弱，耳朵也更聋了。

1970年2月2日晚7时，在英国威尔士的朋瑞德拉斯(Penrhyndeudraeth,Wales)，一代大师罗素溘然长逝，当时只有第四任妻子爱蒂丝随伺在侧，而没有其他家人在场。1966年，罗素曾立下遗嘱：不举行葬礼，不放音乐，骨灰撒在公众无法知道的地方。罗素遗体安放在一具未加装饰的橡木棺材里，四天后运往考林湾火葬场。只有大约20人聚集在那栋红砖小建筑旁，有5个人抬着棺木。根据罗素遗愿，没有摆置鲜花，而在棺木上放了一个由水仙花与蝴蝶花编织的花圈，上面写着一行没有署名的话：“致以哀悼”。火化后，骨灰被撒在威尔士的群山当中。

作为大师的罗素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当然会有七情六欲，甚至还有人性和人格上的弱点。从罗素成名开始，不仅其学术和思想，而且其行为和人格就受到来自各个方面人士的抨击和指责。罗素的家人和家庭生活充满着不幸。他去世后，孙女露西在给祖母多拉的信中写道：“如果有魂灵在那里，那么就让它们在那些雄伟的群山中伴随我们的童年吧！”撒手人寰的罗素留下了家族的“不幸”：前妻们遭受着“苦难”；与他脱离关系的大儿子约翰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约翰的妻子苏珊也有精神上的疾病，而他们的三个女儿，即罗素的三名孙女都感到自己被“躁动狂的幽灵”所困扰；后来罗素与他的第四任妻子成了她们的法定监护人。1952年，罗素与相处不好的第三任妻子皮特离婚后，他们的儿子康拉德一直到1968年才见到父亲，而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康拉德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永久的损害。

除了写作、演讲以及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罗素几乎不能掌握任何机械性的设计，也不能亲手操作任何最简单的日常生活技能。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脱离物理世界的现实。恐怕他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任何一顿饭，或安装过任何最平常的家具器皿。罗素喜饮茶而不会煮茶，他的第三任妻子皮特出门时，把煮茶的程序一一写清，放于厨房石板上，但他仍然操作失败。到了老年，罗素开始耳聋，但他若无人相帮始终不会自己安上助听器。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都在不断地困扰着他；而人们常常会纳闷，一个如此聪明的人对社会和人性竟如此盲目。这些人类精神的导师却远离人类，陷于空谈。尤其是罗素，他几乎无所不包的写作和演讲，大至宇宙的演化，小至雪茄的挑选，都要为人们把握方向。罗素在成名之后便开始抢占其他领域的“地盘”，夸大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自诩包揽一切的专家权威，致使普通大众盲目听从，甚至因他的误导，而走了弯路。他的第二任妻子就这样评价罗素：“尽管他热爱大众并为其苦难而悲愤，但他仍然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的贵族气质，而同普通人缺乏接触。”[6]

罗素的女儿凯瑟琳一生都被人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有罗素作为父亲，怎么样？她回忆，描述，分析，批评，甚至还“揭露”了自己的父亲，如他的空谈、自负、过分严厉以及对婚姻的不忠诚等等；但最后还是承认：“我将告诉整个世界，他是怎样一个伟大的父亲，多么的智慧、风趣、慈善，而使孩子们总感到有趣；他们不会把他看作永远是一个冷静和理智的哲学家。为此，我思索着，并开始写作。……他热爱真理，你不能用谎编的记忆来抬高他，你必须处理好所有错误的东西，所有困难与失望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说：他是我迄今所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这唯一我热爱的人，我所遇到的最伟大、最风趣、最美好、最可爱的人。这是一个特权能知道他，感谢上帝，他就是我的父亲！”[7]

[1]罗素：《我的思想发展》，丁子江译，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原载P. Schilpp (ed).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44,pp.3—20。

[2]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8)，英文版第344—345页。

[3]J.Dewey and H.M.Kallen.1972.The Bertrand Russell Case,Da Capo Press.

[4]Bertrand Russell.1936.“The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The Listener(1937);Unpopular Essays(1950).

[5]摩尔海德：《罗素一生》(Bertrand Russell: A Life, Viking, 1993)，英文版第466—467页。

[6]多拉·罗素：《我对自由与爱情的探索》(The Tamarisk: My Quest for Liberty and Love,1975)，英文版第245页。

[7]凯瑟琳·泰德：《我的父亲罗素》(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 Thoemmes Press ,1975)，英文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