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法礼篇》与方法论

在历经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城邦衰败与三访舒拉古（Syracuse）的沧桑巨变之后，柏拉图这位垂垂老矣的哲人，最终踏上了一条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探索之路。在其最后一部对话作品《法礼篇》里，他通过“法礼”的重构，凸显了“正确教育”的宗旨，意在全面提高“公民德行”的同时，会通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的各自优势，在人世间创设一座可供参照的“次好城邦”（the second best city-state），谱写一部“至真的悲剧”（einai tragōdian tēn alēthestaten），借此“摹仿最美好的生活”（mimēsis tou kallistou kai aristou biou）。[1]

要而言之，这里所言的“悲剧”，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与希腊悲剧相去甚远，但作为一种隐喻或喻说性修辞方式，主要目的在于强化《法礼篇》的实质内容、立法精神和教育功能，其相关效应可从伦理学、认识论、本体论和目的论等角度予以剖析。这里所谓“最美好的生活”，则是构建这座“次好城邦”的追求目标。该目标的实现主要依据如下理路：选择适宜的城邦制度或政治体制，通过“正确教育”与“神性法礼”的引导，培养公民应有的德行或城邦所需的伦理，确立他们关切城邦共同福祉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意识，由此保障他们过上“最美好”或“最幸福”的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的最后这部对话作品，原名为Nomoi，英译名为Laws，德译名为Gesetze，法译名为 Les Lois，意译名为Le Leggi，比较流行的汉译名为《法律篇》或《法篇》，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汉译为《法义》与《礼法》。通常，nomoi（νομοι）一词被用来表示公元前6世纪雅典立法者梭伦（Solon，630-560 BC）的法规，以此与thesmoi（θεσμοι）一词形成对比，后者被用来表示公元前7世纪雅典立法者德拉古（Draco）的法规。按古希腊原文，nomoi是名词nomos（νομος）的复数形式，源于动词nemō（νεμω），主要包含“分派，布置，摇动，处理，拥有，行使，管理，控制”等意。起初，nomos表示“被分派或被布置的东西”，随后发生转义，表示“法规，条例，指示，训令，惯例，习俗，民风，音乐旋律”等。事实上，柏拉图自己明言，此书包括“成文法”（grapha nomoi）与“不成文法”（agrapha nommia）两部分，前者指涉法规律令，后者代表“祖传习俗”（patrious nomous）。事实上，古希腊城邦制度是在部落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前的部落制度在管理上主要依赖于古老的祖传习俗，其基本信念是：习俗不仅能教会你区别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而且能指导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有一古希腊谚语颇能表达这种普通的感受：“无论城邦怎么行事，古老习俗总是最好”（ōs ke polis rexeie，nomos d'archaios aristos）。因此，无论后来形成的城邦制度如何发展，其立法如何变革，都依然保持着大量历史与文化承继下来的传统习俗。这些习俗作为“不成文法”，深深地根植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影响并规范着他们的日常行为。此外，nomoi一词还表示歌唱曲调或音乐旋律，柏拉图有时将其用作双关语。伯里（R.G.Bury）与耶格尔（Werner Jaeger）等人认为，柏拉图所使用的nomos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不仅以其表示法（laws）与歌（song），而且有意将两者合而为一。[2]

总体而论，柏拉图笔下的立法过程，也是教育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律与习俗并重且并用。从Nomoi这部对话所呈现的具体内容来看，习俗内容多种多样，包括传统节庆、会饮、聚餐、婚配、生育、豢养、游戏、宗教、祭祀、诗乐、舞蹈、体操、军训等，其主要职能等乎于规定社会活动、文化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各种礼仪。有鉴于此，我尝试将此部对话的名称译为《法礼篇》，借以涵盖法规律令（法）与习俗惯例（礼）两大部分。在我个人看来，此译名一方面显得比较恰切和包容，另一方面也较少《法律篇》或《法篇》等译名所给人的那种单一刻板的印象。事实上，伯里本人也认为，从该书的内容描述来看，其标题Laws虽然不能说是“误导性的”（misleading），但确是“非常不充分的”（very insufficient）。因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律”仅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篇幅所讨论的是人作为“政治动物”（political animal）的生活以及人性之类主题。[3]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重在研究《法礼篇》的道德诗学，实际上就等于研究柏拉图晚年的道德诗学。从柏拉图的整个思想发展历史来看，这项研究不仅需要细读和分析《法礼篇》这部长篇文本，而且需要反思和比照与此关联的其他对话作品，尤其是《理想国》这部中期代表作品。另外，在具体的思索和阐释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借鉴他者的成果与经验，而且需要根据古典研究的特点适当调整古典学的研究方法，以便进一步深化此项研究工作并取得更为有效的论证结果。当然，这一切都在积极的探索之中，意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某种“前车之鉴”。

[1] Plato，Laws（trans.R.G.Bu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817b.为了排版方便，本文用拉丁语字母书写希腊引文。

[2] R.G.Bury，“Introduction”to Plato，Laws（trans.R.G.Bury），p.xiii；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trans.Gilbert Highe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Vol.III，p.252．

[3] R.G.Bury，“Introduction”to Plato，Laws，pp.xii-xiii.Also see Gibert Murray，Four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2），pp.86-87；F.R.Earp，The Way of the Gree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p.1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