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医生喻说”中的法理原则

在柏拉图所构想的“次好城邦”里，虽然依法治邦（the rule of law）为主、以哲治邦（the rule of philosophy）为辅已成国策，但是，如何立法的问题，对于柏拉图来讲，既是法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不仅事关城邦建制与发展的前景，而且事关法治与管理的成效。因为，柏拉图明白，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管教城邦居民，但其有效性取决于居民的服从与遵守，而服从与遵守又取决于所定法规是否符合居民的实际需要。在古希腊，城邦居民通常分为自由民与奴隶两大类。鉴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立法家务必考虑如何区别对待的立法原则。为此，柏拉图这样写道：

我们委任的立法家，在他制订出的法典前面就没有令人满意的序论吗？难道他只是简单地宣布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再加上一些惩戒违背行为的措施，然后就转入下一条法律了吗？难道就不附加上一句鼓励与说服大家的话了吗？这就好比给人看病各用一套方法的医生（iatros）。我们要像儿童恳求医生采用最温和而体贴的方法给他们看病一样，提醒立法家注意这两种方法的差异……其中一类医生是奴隶出身（oi douloi），他们是在师父的指导下学医，凭借观察和实习行医；另一类医生是自由民出身（oi eleuthroi），他们是通过研究自然来学医，老师将系统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般说来，城邦里的病人既有奴隶，也有自由民。奴隶出身的医生通常给奴隶看病，决不在意病人的抱怨，也不询问病人的病情，他就像一位鲁莽的抄写员，满不在乎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好像看一眼便能确诊似的，随即就给病人开出处方，然后匆匆忙忙地去看下一个病人，全然一副独断独行的派头（kathaper tyrannos）。自由民出身的医生则不然，大多都能以科学的方式给自由民看病，像对待朋友那样与病人亲切交谈，认真了解发病的过程，尽力向患者说明情况，排忧解难，在未得到患者的同意之前，不会给其开出处方；他会耐心劝导患者，使其平心静气，继续合作，然后对症下药，直到患者康复。上述两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哪一种是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或健康教练员所使用的方法呢？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应当考虑运用于立法呢？[1]

在此喻说中，至少有四点值得我们关注，即医生的诊治态度、患者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职业培训与立法的基本原则。

首先，从医生的诊治态度来看，这两类医生对待这两种患者的态度截然相反，一是直接诊断就立刻开方，二是详问病情后对症下药；前者冷漠专断，不由分说，简单鲁莽，犹如给士兵下达命令一般；后者耐心友善，注重交流，说明病理，凸显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医治方式，使人不由想起荷马史诗里描述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做法。在《伊利亚特》第二卷里，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根据梦神所托之梦，扬言要放弃攻城，准备领军回国，以此试探军心。但为了避免误解和骚乱，他先请心高志大的长老会议事，彬彬有礼地重述神梦，仔细说明原委，赢得大家赞同。随后，他让传令官召集军队，自己手握权杖，对将士大声宣布：你们要按照我的吩咐服从命令，让我们坐船逃回亲爱的祖国的土地，因为我们攻不下街道宽阔的特洛伊城池。未料想军中有一士兵特尔西特斯十分倔强，不但不听招呼，反而大声叫嚷，责骂阿伽门农贪图女色，私下藏娇，虽然身为统帅，却是懦夫恶徒，不该让阿开奥斯人遭受灾难。在场的长老会成员之一奥德修斯闻言，即刻来到这位士兵身边，用权杖将其打得肩膀淌血，满面流泪，吓得再也不敢吱声。经过此番波折，最后的结果是军心振奋，饱餐战饭，继续攻城。[2]从中可见，阿伽门农深谙权变之术，做法因人而异：对待长老，他重在说服；对于士兵，他下达命令；这与医生对待自由民和奴隶的不同态度颇为相似。

其次，从患者的社会地位来看，有一方是奴隶出身，另一方是自由民出身。在当时，不同的出身是前定的或与生俱来的，这便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相应地，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城邦里的工作范围、生活方式乃至医疗条件。换言之，在医疗方面，奴隶出身的患者理应就诊于奴隶出身的医生，自由民出身的患者通常就诊于自由民出身的医生。这样一来，医生采取何种诊治态度与患者接受何种医疗方法，都是因循城邦既定制度的结果。于是，我们可以由此推知古希腊自由民与奴隶在城邦生活中的不同境遇。在普遍实行奴隶制的古代社会，奴隶通常被当作从事苦役的工具与财产的组成部分，其教育、权利、尊严、福利乃至生老病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由民则不同，他们享受着城邦公民所赋予的诸多权利，包括参政议政、立法诉讼、宗教祭祀、节日庆典、管理义务与社会福利，等等。柏拉图本人所关注的对象，是作为城邦公民的自由民而非奴隶，因为奴隶或奴隶制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习俗惯例而已。在其对话作品《欧绪弗洛篇》（Euthythro）里，柏拉图曾描写过一桩奴隶被主人虐待致死的案件，但并非是为了替这位死去的奴隶伸张正义，而是为了论辩“何为虔敬？”这一带有宗教色彩的德行问题，其潜在用意则是为了澄清“虔诚”观念的模糊性乃至危害性，因为当时掌权的雅典政客正是借用“不虔诚”的“不实之罪”，特意挑动民众将他们的严厉批评者或“政治牛虻”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总之，在这篇对话里，柏拉图是言此而及彼，旨在为师辩护，至于他对待奴隶与奴隶制的态度，显然是因循旧制、听之任之，这也是他屡遭后世诟病的要点之一。现追究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我们还是回到“医生喻说”的讨论上来。

这里要说的是第三点，也就是医生的职业培训问题。在当时，医生这一职业的培训方式也取决于医生本人的出身。据上所述，奴隶出身（oi douloi）的医生，是在师父的指导下学医，其传授医道的过程虽然也包括临床观察与实习，但其主要方法通常是“灌输式的”，师父一般要求徒弟切记“应该如此”的医疗手段，而不鼓励他们进行“为何如此”的科学探讨；相比之下，自由民出身（oi eleuthroi）的医生是通过研究自然来学医的，老师会将系统的知识传授给他们，要求他们视野广阔，刨根问底，求真说理。通常，老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会鼓励学生探讨“为何如此”的科学道理，而不会要求他们死记硬背，以免堕入只知“应该如此”而不知“为何如此”的陷阱。自不待言，不同的职业培训方式必然养成不同的行医方式或诊病态度。因此，当奴隶出身的医生以简单鲁莽的态度对待奴隶出身的患者，而自由民出身的医生以耐心温和的态度对待自由民出身的患者，也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医疗习俗”了。当然，柏拉图在此贬低的是前者，推崇的是后者。他之所以如此，并不只是出于自身惯例性的政治立场，而是出于如何建构一套“实实在在的法礼”的目的性追求。

最后，需要特别关注的便是立法的基本原则问题。从“医生喻说”的内在要旨来看，柏拉图是以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为例，来宣示立法者及其立法程序的原则要求。这一要求所标举的是劝导或说服，所贬斥的是独断或专制。因为，若从医道的角度看，医生诊断病情，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治病救人。若从康复的角度看，如果患者也能通过医生的说明，对自己的病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那就有助于自己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使自己早日康复。如果将这种医治方式运用于立法牧民或治国理政，那就有助于立法者与民众、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相互理解，彼此配合，达到法立民守、政通人和的预期目标。否则，仅靠自上而下、自以为是的单边式强权专制，就有可能导致法规受阻、政令不畅或民怨沸腾的负面后果。或者说，虽有多种立法，却无有效司法，亦无自觉守法。由此可见，柏拉图借用这种喻说，就是要人们从日常的就医求诊中，从生命攸关的感受中，从关乎切身利益与推己及人的心态中，去反思立法的有效方式及其科学的法治教育过程。

实际上，在随后的讨论中，柏拉图借用那位雅典人之口，以婚姻法为例，向同行的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阐明了强制与劝说并用的立法原则，认为只靠强制性的威慑不够，单凭劝说性的告诫也不成，这两种方式务必综合利用，交替行使，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如果只限于其中一种，必然会顾此失彼，陷入片面。[3]因为，法治的对象不同，有的因威慑而生畏，故不敢非为；有的因劝说而臣服，故不越雷池。再者，从实际效果上看，法无强制性威慑之力则不立，法无劝说性告诫之能则难行。为此，柏拉图特别建议，要在每部立法条款之前，加上简明扼要、言之成理的“绪论”（prooimia）部分，其目的就在于说服教育民众，知晓立法的用途，规导自身的行为，养成遵纪守法的意识。

显然，柏拉图所采用的这种喻说方式，既是一种化远为近的说理策略，也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比喻说辞。在其对话中，柏拉图经常采用不同的喻说（其中包括自己创构的神话或故事），意在表达更为深刻的哲理或立法的艺术。实际上，这也正是其对话作品富有戏剧性、文学性，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举凡读过《理想国》的人们，都会记得那个著名的“洞穴喻说”（the Allegory of the Cave）；举凡读过《法礼篇》的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个有趣的“医生喻说”（the Allegory of the Doctors）。举凡熟悉这则喻说及其用意的读者，若面对柏拉图的下列问题——“上述两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哪一种是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或健康教练员所使用的方法呢？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应当考虑运用于立法呢？”，我相信他们都会做出合理选择的。

颇为有趣的是，柏拉图在《法礼篇》里还使用了其他喻说和神话，这一方面体现了“由艾索克拉底引入阿提卡散文里的风雅特征”（the graces of style introduced into Attic prose by Isocrates）[4]，另一方面延续了柏拉图充满诗性智慧的写作与论说艺术。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也是柏拉图诗学与哲学交融嬗变的重要特征。为了进一步体认这一特征，我们不妨再看看另外三例。

[1] Plato，Laws，720.

[2] ［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阿伽门农召开全营大会试探军心。25—390行，第26—40页。

[3] Plato，Laws，721-723.

[4] A.E.Taylor，Plato：The Man and His Work（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6），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