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德诗学与政治哲学

从原理上看，柏拉图的道德诗学思想，不管是在《理想国》所描述的“最好城邦”里，还是在《法礼篇》所构想的“次好城邦”里，并无多少差别。但在某些细节上，两者彼此补充，互为参照。有趣的是，在《理想国》开篇，首先讨论“何为正义？”的问题，继而从讲述“戒指喻”开始，进入诗乐道德问题和艺术教育的讨论。在《法礼篇》开头，首先讨论“法礼精神何在？”的问题，继而从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的名句切入，进入德行准则与艺术教育的讨论。从两者类似的书写结构中，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诗乐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可看出与此相关的道德诗学在其思想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另外，我们也发现，在城邦构建中，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实属一枚奖章的两面；相应地，道德诗学与政治哲学也密不可分，犹如同一乐曲中的变奏。当柏拉图基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立场，试图探讨这两方面的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阶段，其思想反映出人类理性与灵智的不同活动模式。总体而言，它往返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之间：一端是凝照玄思的模式，所思考的对象是理式、美、善、真与正义等，带有理智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色彩；另一端是实践探索的模式，所涉及的对象是城邦、教育、人性、伦理与生活等，具有道德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工具主义等特点。但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哲学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柏拉图一直试图借助哲学这种爱智求真之学，将人类的种种激情和欲望归属于理性的合理管辖，并使人类思想活动既可上达凝照玄思的模式，也能下启实践探索的模式。有趣的是，柏拉图所推崇的哲学训练，一直与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有着不解之缘。在其所有对话作品中，每当争论或思辨进入到关键之处，柏拉图经常会采用简述神话或借助喻说的方式，将对话者和读者导入一种更为鲜活生动的语境之中，并由此切入与展开推理或劝诫，让他们进而感悟、反省、追问或探索相关的论证或话题。到了晚年，特别是在《法礼篇》里，柏拉图虽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立场出发努力构建“次好城邦”及其法礼体系，但从开篇第一字就谈到“神”，继而决意造访（宙斯）神栖居过的“洞”，随后谈论起提尔泰奥斯的“诗”，接着又出人意表地将此作喻为“悲剧”，同时再次讲述起“克洛诺斯神话”与创造诗乐歌舞的“神明”或“缪斯”，等等。这一切表明，柏拉图有意返回到其思想不断运动的那个“固定中心”（fixed center）。按照有的学者所言，该“固定中心”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是“诗人”。[1]在这里，我并非是说由此可以得出柏拉图始于诗人、终于诗人的结论，而是要说柏拉图作为诗人哲学家，具有充足理由和条件随意游走在诗与哲学之间。要知道，恰恰是在这两个互动交叉的领域里，柏拉图的诗性智慧与哲思才得以卓异地展现。为此，本章在讨论诗学与哲学的变奏时，特意分析了《法礼篇》采用的几则喻说与神话，借此窥知柏拉图哲思的些许妙处。

[1] Kevin Crotty，The Philosopher's Song：The Poets' Influence on Plato（Lanham et al：Lexington Books，2011），p.222.本书作者得出的结论很值得重视。他认为：“作为一位思想家，柏拉图本人一直在运动之中，不断地跨越其思想的不同阶段，围绕一个固定中心在运转。我试图通过这项研究表明：诗人就是这一固定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就像柏拉图围绕诗人旋转一样，柏拉图的哲学生涯正是人间反映天体永恒运动的例证。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他自己的思想运动不止，这或许就是灵魂不朽的最确切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