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公民德行的教育理念
那么,这样一座基于“混合政体”的“次好城邦”,又当如何着手构建呢?对此,柏拉图虽然是从立法谈起,但随之就将焦点放在教育之上。实际上,柏拉图从始至终,都一再强调公民德行与公民选择问题。他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提出了“正确教育”(paideian kaleisthai)的原则[1]与“城邦净化”(katharmous polieō)的学说。[2]这里仅谈前者,后者留待后文再论。
我们知道,城邦(polis)不是城墙而是人。换言之,城邦首先由其成员构成。这类成员享有城邦所赋予的政治权利,因此称其为“公民”(politēs)。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能力超群,民望较高,能代表大家领导和管理城邦,故而称其为“治邦者”或“政治家”(politikos)。但不管怎么区分,他们都属于公民阶层,应具备基本的公民资格或品质。在古希腊语里,用来指称“公民资格、身份、权利、义务”或“公民品行”的politeia一词,也同时用来表示“城邦体制”“城邦管理”“公民与城邦的关系”以及“政治家或公民的生活”,等等,这说明在词根上源自“城邦”的“公民”“政治家”与“城邦政体”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互通关系。
首先,从“城邦体制”与“公民品行”的联系来看,一般的说法是:体制的好坏,决定公民的好坏。这似乎就像重视制度建设的人们所言:制度好,坏人也能变好;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但情况未必一定如此,因为制度是人所定、由人所管,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像城邦这样一个人多的地方,情况更是如此。事实上,人如果不好,特别是掌握权力的人若是不好,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搞糟,也会发生蜕变。在《理想国》里,柏拉图专门论述过城邦政体的衰败与更迭,譬如从民主体制的腐败与僭主体制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经历的政坛乱象,正好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辩证地看,城邦体制的好坏,会影响城邦公民品行的好坏;反之,公民品行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城邦体制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讲,从事城邦设计与建设的公民是最为重要的。
其次,从“城邦管理”与“公民品行”的联系来看,这等于对公民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柏拉图认为,“城邦管理”也就是“治国理政”,实属一门错综复杂的艺术,在所有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这兴许是他以Politeia为名,撰写《理想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难想象,“城邦管理”的事务包罗万象,从组织生产、兴建设施、促进贸易、处理纠纷、议政决策、护法执法到保土安民,等等,这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和素养。而这些所需的能力与素养,如果达到才德卓越(goodness and excellence)、英武非凡(prowess and valour)、美善兼备和声名远播(manly beauty and reputation)的程度,并因此得到“同辈和后人的称颂”的话,[3]那就等于具备了古希腊人所推崇和敬重的“德行”(aretē)。因此,讨论“公民品行”(politeia),也等于在谈论“公民德行”(aretē politēn)。
另外,在“城邦管理”与“公民品行”之间,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互动影响。在一般意义上,前者如果清正廉明、公正公平,后者就会遵纪守法、尽职尽责,这时的执政者与民众双方都有可能讲求公德,彼此尊重,相互协作,把城邦治理得井井有条,建设得和谐宜居,由此形成良性的循环效应。相反地,前者如果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后者也会上行下效,违法乱纪,甚至唯利是图,由此可能导致恶性的循环效应。上述两种现象使人不由联想到“良民”与“刁民”的传统说法。但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妥当,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公民品行”或“公民德行”的重要性。
那么,那些被选择为“玛格尼西亚城邦”的公民,到底应当具有什么“德行”呢?柏拉图对此费了不少笔墨,列举了一系列所需的“德行”,认为只有具备这些“德行”的人,才能“成为完善的公民”(politēn genesthai teleon),[4]成为“城邦伟大而完美的男子汉”(ho megas anēr en polei kai teleios),并因此而获得“卓越德行奖”(nikēphoros aretē)。[5]如他所述:
节制(sōphrosunēs)、智慧(pronēseōs)以及能够传达和展示给别人的其他善德(agatha),都应受到同等的赞扬。如果一个人能够将这些德行传布给他人,那他就应被尊为德行最高之人;如果一个人虽然愿意但却没有能力将这些德行传布给他人,那他就应被视为德行次高之人;如果一个人心存嫉妒,只想垄断这些德行,那他就应遭到谴责,但不要因人废德。相反,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学到这些德行。我们期望每个人都以慷慨的精神,积极修德向上,因为这是个人有益于城邦的途径。[6]
至于“其他善德”,也就是其他德行,柏拉图特意强调了“勇武”(andria)和“健康”(hygieivos)两种。如此一来,具备上述四种德行的人,就可过上四种相应的生活:节制的生活(sōphrona bion)、智慧的生活(bion pronimon)、勇武的生活(bion andeion)与健康的生活(bion hygieivon);反之,不具备上述四种德行的人,就会过上另外四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放纵的生活(bion akolaston)、愚蠢的生活(aphrona bion)、懦弱的生活(bion deilon)、有病的生活(bion nosōdē)。相比之下,节制的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是温柔敦厚,对于苦、乐、欲、求,都能把握有度,适可而止;放纵的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是恣意妄为,对于苦、乐、欲、求,都会疯狂追逐,走向极端。于是,无论在数量、程度还是频率上,节制生活中的快感超过痛感,而放纵生活中的痛感则超过快感。将智慧、勇武和健康的生活与愚蠢、懦弱和有病的生活相比,各自的情况相应如此,前者总比后者更为快乐。概而言之,举凡基于心灵德行(aretēs psychēn)与身体德行(aretēs sōma)的生活,不仅要比充满邪恶(mochthrias)的生活更为快乐,而且更为高尚、正直、道德和荣耀(kallei kai orthotēti kai aretē kai eudoxia),这便使有德之人比无德之人生活得更加幸福(eudaimonesteron)。[7]当然,这种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柏拉图先前所说的“最正义的生活”(dikaiotaton bion),[8]而正义(dikaiosynē)这一德行,正好是节制、智慧、勇武与健康等四德的综合结果。
另外,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举凡具有上述德行的人,必将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人;而没有这些德行的人,就会变为一个虚伪说谎的人。这种有德之人作为公民,不仅自己不会违法乱纪,还会阻止他人胡作非为。在此意义上,他可以说是一个顶俩,理应倍加赞扬。[9]再者,这种有德之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恪守和完成自己对城邦和同胞所负的责任,该责任不只是赢得奥林匹克的冠军,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赢得比赛的头筹,而是终生竭诚遵守和维护城邦的法律,由此获得的声誉使他出类拔萃,远超他人。[10]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出这些公民德行呢?柏拉图认为没有什么捷径,唯有从儿童开始推行“正确教育”。如他所言:
我们所说的教育(paideia),是指从童年开始培养人的德行(aretē),使其渴望成为完美的公民(politen teleon),从而懂得如何适当地治人与治于人。这种特殊的培养方式,正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教育”一词的确切用意。不过,也有一种培养方式,只是教人如何赚钱或如何健身,甚至教人从心眼里蔑视理性与正义,这实在是庸俗至极,根本不配称作“教育”。然而,我们无需在称谓上争来论去,我们还是持守我们刚才赞同的那种说法,即:凡是受过正确教育的人,通常会成为善的,这种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诋毁教育,因为这在赠与最善者的最佳礼物中首屈一指;假如这种教育一度出现差错,但只要能够重回正道,那么每一个人,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不遗余力地教育好自己。[11]
很显然,柏拉图十分鄙视只顾“赚钱”或“健身”,无视“理性和正义”的“坏教育”或“不正确教育”,认为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庸俗至极”,不仅没有资格使用,而且还会玷污“教育”这个圣洁的称谓。相比之下,他极力推崇“正确教育”,认为只要是正经人,就应学正经事;只要人活一天,就应接受好教育,须持之以恒,终其一生,方能实现“成就善德”的最终目标。自不待言,这种“正确教育”,就是要培养公民德行,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完美公民”(politen teleon)。这种公民为了城邦的共同利益,不仅知道如何“适当地治人”,也就是能够公正而有效地管理别人,而且知道如何“适当地治于人”,也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正确领导并竭力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这便是“完美公民”或“理想公民”的本义。而“完美公民”所应有的品行,就根植于上面所说的节制、智慧、勇武、健康与正义等德行。培养这些德行,无疑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因为,在柏拉图看来,要做一个“善好的人”(agothou andra),就需要从童年开始,矢志不渝地追求善的东西。他无论在游戏时,还是在工作中,都不应该有任何懈怠或须臾偏离。[12]只有如此,这种追求才会成为一种习性,才会由此成就一种善德。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语中,paida,paidia与paideia源自同一词根paid-,paida意指“儿童”,paidia意指“儿童游戏”,paideia意指“培养儿童长大成人”,也就是常说的“教育”。柏拉图深谙这三词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一再强调“游戏”对“儿童”的意义及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正确教育”从一开始,就应当从儿童(甚至从胎儿)[13]抓起,应充分利用儿童的天性和游戏的功能,将儿童在游戏时的“种种快乐和欲求”(edonas kai epithumias ton paidon)[14],引向他们追求的那个“最终目标”(telos echein)[15],也就是那种具有善德的“好人”这一目标,由此奠定他们的人格品质或“公民德行”。
总体而言,柏拉图所倡导的公民德行教育,是对受教育者从小到大进行精心培养的过程,其终极目的是让城邦公民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full citizenship)。这类“公民”,既包括普通公民,也包括领导阶层。洛齐(R.C.Lodge)将其分为两组:一组是温顺而热情的遵纪守法男女,他们需要和接受管理阶层的领导;另一组是为数不多与经过特训的男女,他们被挑选出来担任领导职务。因此,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公民资格教育(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一般是指“诗乐和体操教育”;二是领导能力教育(education for leadership),通常是指“高等教育”或“理智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如同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差别,而大学教育既包括本科生教育,也包括研究生教育。[16]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礼篇》里,有关“诗乐和体操教育”的内容相当具体,从诗乐歌舞学习到体操军事训练,每个项目都有相应规定,这不仅是对《理想国》有关教育学说的一种补充,也表明柏拉图对一般公民教育的重视。本书随后对此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至于“高等教育”或“理智教育”,主要是指文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教育。《法礼篇》在论及悲剧和喜剧时,从审美和道德角度凸显了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在论及宗教信仰时,从宇宙神学的角度凸显了天文学的知识与神正论的思想;在论及夜间议事会成员的职责与贤能时,从治国安邦的角度强调了哲学的作用。在这里,哲学不仅应用于立法程序和法治教育,而且应用于城邦管理和护法活动,当然也应用于城邦公民的德行培养和理智教育。在柏拉图看来,哲学或研究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此,后面的相关论述将会证明这一点。
[1] Plato,Laws,644a,653a,969c.
[2] Ibid.,735b-736c,969c.
[3] [英]基托(H.D.F.Kitto):《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在论及希腊人的德性(或德行)观时,基托认为荣誉感对希腊人的影响非同寻常。实际上,“希腊人对他自己在同胞中的地位非常敏感。他热切——人们也期待着他会热切——要求理应属于他的一切。谦恭并不受人赞赏,被希腊人视作愚蠢的教条,美德自身就是奖励这种看法。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对德性(aretē,出类拔萃)的回报。它贯穿于希腊人的生活和历史之中,这从荷马式英雄对其‘奖赏’特别敏感这点上已开始有所表现。这里有一典型的评述:[如果你看到男人的勃勃野心,你会惊诧于它是如此的不合乎理性,除非你能理解他们渴求声名的激情。就像一位诗人所说,‘他们想在身后留下永垂万世的声名。’为此,他们随时准备面对任何危险——这甚至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他们可以为之耗尽财产,忍受任何肉体的艰辛,直至献出生命。如果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德性将会不朽,你想想,阿尔西斯蒂斯(Alcestis)还会为阿德墨托斯(Admetus)献出她的生命吗?或者,阿喀琉斯还会为了替帕特洛克罗斯复仇而献出他的生命吗?不会!一个人越高贵,他在每一个行动中就会越多地考虑到不朽的声名和永恒的德性。] 这就是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充满智慧的狄奥提马(Diotima)对苏格拉底的教导。这是常见的希腊式教诲,在哲学家、诗人和政治演说家那里都可以找到。”(同上书,第318—319页,译文有调整)
[4] Plato,Laws,644a.
[5] Ibid.,730d.
[6] Ibid.,730e-731a.
[7] Plato,Laws,734a-e.
[8] Ibid.,662e.
[9] Ibid.,730b-d.
[10] Ibid.,729d-e.
[11] Plato,Laws,643e.
[12] Ibid.,643b-c.
[13] Plato,Laws,788-790.柏拉图对于胎教十分重视,做过颇为详尽的描述和建议。本书第三章将讨论这一问题。另外,柏拉图在论及婚姻时,从一开始就对新婚夫妇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从城邦的利益考虑,设法生育出“最好和最美的儿童样本”,随后要对其进行精心的培养和教育。Cf.Laws,783d-784c.
[14] Plato,Laws,788-790.柏拉图对于胎教十分重视,做过颇为详尽的描述和建议。本书第三章将讨论这一问题。另外,柏拉图在论及婚姻时,从一开始就对新婚夫妇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从城邦的利益考虑,设法生育出“最好和最美的儿童样本”,随后要对其进行精心的培养和教育。Cf.Laws,643b-c.
[15] Ibid.,650b.
[16] R.C.Lodge,Plato's Theory of Educa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7),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