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斯巴达诗人的德行观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每论及“德行”与“教育”时，喜好引用诗人的诗句作为例证。在《法礼篇》里，柏拉图依然如此，只不过所涉及的诗人为数寥寥，唯独对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特别重视，因为这位诗人的德行观，代表了多里克式（Doric）或斯巴达式（Spartan）的理想德行准则。开篇不久，在讨论了斯巴达和克里特旨在赢得战争的立法精神之后，便开始分析勇武德行的利弊问题。先是引用了提尔泰奥斯的下列诗行——

虽然一个人最为富庶，

虽然一个人财产巨多，几乎无所不有，

但在征战之时，

若他不能证明自己总是勇冠三军，

那我认为他的名字不值一提，

他的事迹不值一叙。[1]

柏拉图随之发出这样的感叹：

无疑，你们也听到过这些诗句；我们的斯巴达朋友麦吉卢斯对这位诗人更是赞赏不已。我们情不自禁地会对他说：“哎呀，提尔泰奥斯，您真不愧是最富灵感的诗人，在我们看来，您是如此聪慧和优秀（sophos kai alathos），能把杰出的战士颂扬得如此精妙。在这方面，我们这三位老人都完全赞同您的看法。”[2]

为什么提尔泰奥斯享有如此高的声誉呢？相关的研究表明，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提尔泰奥斯的诗歌再现了斯巴达的教育理想，其中有关德行的表达对斯巴达人来说就是标准，要求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吟诵，直至烂熟于胸。在其他城邦的希腊人看来，提尔泰奥斯的诗歌是斯巴达人德行观念的体现。这种看法持续了数个世纪。可以说，只要希腊文明中的斯巴达因素依然存在，这种看法还会绵延不断。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发现的一首诗就是明证。这首诗写于希腊化时期，铭刻在一位为国捐躯的教师墓碑上，大意是说他在战斗行动中，始终保持着自己从提尔泰奥斯诗歌中受到的“教育”。柏拉图看来也持同样的想法，将提尔泰奥斯的作品视为“德行的文献与法则”（documents and laws of aretē）。[3]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柏拉图作为一名立法家，试图用德行的理想来激励所有公民的人生时，他必须从提尔泰奥斯那里借用德行的理想，因为这位诗人是人生的最高立法者。实际上，柏拉图的教育理想扎根于历史事实——这正是其思想为何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原因。柏拉图常把诗人视为理想准则的经典代表。因此，他认为这些诗人应该用最高的标准加以评判，同时他自己也以辩证的方法来考察这一标准，这便是他对教育实践做出的哲学贡献”[4]。

那么，提尔泰奥斯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诗人呢？要而言之，他出生于雅典，移居于斯巴达，是公元前7世纪著名的希腊哀歌诗人，现在仅存一些残篇，其诗作多以描写征战与英雄为主，旨在鼓舞斯巴达人的战斗士气，表现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因此在军事与政治意义上，他可以说是斯巴达城邦的“桂冠诗人”，其相关吟唱，可以说是斯巴达战士的精神之源。

在不少作品中，提尔泰奥斯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斯巴达人所崇拜的勇武无畏之德。譬如，在《德行颂》[5]里，他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

即便他貌美强健，胜过提托诺斯[6]，

即便他富甲天下，赛过迈达斯和辛拉斯，[7]

即便他像国王，超过坦塔罗斯之子帕罗普斯，[8]

即使他能言善辩，高过阿德拉斯托斯[9]，

但只要他缺乏尚武的勇气

我也不会称颂他一字。

除非他敢于正视血腥的杀伐，

除非他能压倒敌人，敢于正面搏杀，

否则他不会成为一名善战的勇士。

这就是德行！

……

这是杰出青年获得的最佳最美的礼物。

这是整个城邦和人民感同身受的美德

你要坚守阵地，并肩战斗，

完全抛开逃生的无耻念头。

……

凡是为城邦和父老乡亲英勇作战、赢得荣耀的人，

凡是前胸、饰盾和铠甲被刀剑砍得伤痕累累的人，

妇孺老幼都向他表示悲痛，

整个城邦都向他表示哀悼；

所有人都向他的墓地和子女致敬，

让他的子孙后代一直受到尊重；

虽然他长眠地下，

但永垂不朽，

青史留名。

显然，提尔泰奥斯所诗赞的对象，不是财主，也非神明，而是勇士。在他的笔下，斯巴达勇士或英烈，为了捍卫城邦的共同利益，笑傲沙场、视死如归，用战绩与鲜血谱写出生命的华章，不仅受到父老乡亲的敬重，而且福泽自己的子孙后代。在他的诗里，英雄式的勇士理想、德行与荣耀，三位一体，互为因果，在豪情满怀的颂扬声中逐一凸显出来。其中所强调的“荣耀”，就是胜利的荣耀，是英武的精神，是凯旋的英雄，是“勇武德行”的表现与成就。事实上，“勇武德行”是斯巴达德行的代表，是英勇善战、武艺超群和充满男子汉精神的代名词。用诗来赞美“勇武德行”，就是倡导斯巴达的尚武精神，推崇古希腊的英雄主义。相关研究表明，提尔泰奥斯在历史上已然成为斯巴达德行的预报者，他的诗歌深入斯巴达人的内心，是他们所有理想价值的源泉，代表城邦道德发展的第一阶段。他所歌颂的英雄精神与城邦的兴起紧密相连，在希腊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一个男人作为城邦公民，要想达到完善的境界，主要途径就是为城邦而生，为城邦而死，这将使他的英雄事迹铭刻在集体记忆里。要知道，唯有城邦才会让死去的英雄永垂不朽，会使凯旋的勇士名扬天下。如此看来，英雄式的“德行”或“德性”（aretē），已然是基于勇武和杰出而获得的“荣誉”（timē）了。而这“荣誉”，当然是城邦授予英雄的。

对于英雄的生活，提尔泰奥斯有过这样的描述：“他受人尊重，老少皆然；他的一生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没有人会侮辱或伤害他。进入暮年之时，他深受公民爱戴，所到之处，无论遇到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会主动给他让道。”[10]这便是英雄主义时代的社会风气，是人们崇敬英雄的必然结果，是弘扬英雄精神的传统表现。诚如耶格尔（Werner Jaeger）所言，提尔泰奥斯的“这种描述不单是辞章，而是实情。早期的希腊城邦属于小国寡民，但其本性上委实充满英雄精神和人文情怀。事实上，无论希腊还是整个古代世界，都将英雄奉为人类的至高典范”[11]。对于战事频仍、骁勇善战的斯巴达人来讲，情况更是如此。这或许正是诗人提尔泰奥斯如此呼唤英雄、赞美英雄精神、歌颂“勇武德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柏拉图对提尔泰奥斯及其“德行”观是如何重新评价的呢？首先，他将提尔泰奥斯尊称为斯巴达的“立法家”（nomothētēs），因为其歌颂“勇武德行”和“城邦英雄”的诗歌，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斯巴达人。接着，他通过分析对内与对外两种战争的起因与残酷程度，来比较参战勇士的不同表现，认定提尔泰奥斯主要赞扬的是对外作战的著名勇士。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猛击对面的敌人”，但其英勇程度不如最伟大战争中最英勇战士的杰出表现。其原因在于：后者不仅英勇，而且善战，能将正义（dikaiosunē）、节制（sōphrosunē）、智慧（phronēsis）与勇武（andrias）四种德行融为一体，这就胜过仅靠“勇武德行”的作为。一个人如果缺乏全面发展的善德，也就是上述四种德行的融合，那他永远无法在对内战争中证明自己对城邦的忠诚和帮助。而在对外战争中，有大量准备死战到底的“勇武”雇佣兵，但他们大部分野蛮无礼、不讲正义、偏好暴力、非常愚蠢。所以，每个立法家一定要确立“最好的德行”（ten megisten arēten），要借此建立“完整的正义”（dikaiosunē telean），而提尔泰奥斯特意倡导和赞美的“勇武德行”，只能依据次序和评价等级入列第四位。[12]这就是说，在四大德行的中，勇武不及智慧、节制和正义，故被置于末端。据此逻辑，以颂扬“勇武德行”而著称的提尔泰奥斯，也等于因此而遭到贬低。

这到底有何道理呢？在斯巴达，城邦的立法精神在于取得战争的胜利，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Life is war，and war is life），城邦如同一架战争机器。为此，人们从小要经受严格的军训，譬如冬天光脚行军，睡觉不盖被褥，越野昼夜不停，等等，以此养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畏艰险、英勇作战的品性。要做到这些，“勇武”自然成为至高的德行。但是，若从以下角度来看，仅强调和培养“勇武德行”是有问题的。首先，从应对痛苦与快乐的效果看，单纯倡导勇武德行是失之片面的。一般来说，勇武德行有助于保卫自己，有助于克服恐惧与痛苦，有助于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但在面对各种欲望、快乐、危险的诱惑与奉承（pros pothoys kai hedonas kai tinas deinas thopeias）时，则显得力不从心。那些仅仅接受过勇武德行教育和严酷军训的人，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磨难，自然会养成吃苦的精神和无畏的品性，但却从未享受过极大的快乐，也未接受过抵制快乐的训练，若一旦受到快乐的诱惑，就会颜面扫地，沦为那些能够轻易驾驭快乐之人的奴隶，其命运如同那些被恐惧击败的家伙。[13]因此，像宙斯或阿波罗这样的立法家，肯定不会依据瘸腿似的勇武德行来立法，而是要全面考虑。否则，所立之法就像瘸子一样，只能靠左腿来保护自己，不能靠右腿来抵制诱惑。[14]同样的道理，城邦公民应当全面发展，既能忍受各种痛苦，也能应对各种快乐。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时勇武面对各种痛苦与快乐，在应当战胜它们的地方战胜它们，决不会被身边这些最危险的敌手击败”[15]。这里所谓“身边这些最危险的敌手”，并非是指战争中的敌对一方，而是指“种种快乐与诱惑”。这些“快乐”主要源于“饮食美色”的本能驱力与享受活动，这些“诱惑”主要来自花言巧语的奉承与珠宝钱财的贿赂。柏拉图的上述批评，可以说是一击中的。据说，斯巴达人一般不惧怕任何威逼，但经不起利诱；在出生入死的疆场上，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斗士；但在酒红灯绿的温柔之乡或在珠光宝气的“财礼”面前，他们意志比较薄弱。这便是他们片面发展“勇武德行”的消极后果。

其次，在培养“正确领导”方面，单靠勇武德行是利弊共存的。在城邦管理中，不同的群体或职能部门需要不同的领导。在战争时期，领导战士或指挥军队的人，务必是具有勇武德行的人，这种人胆识超群，临危不乱，不会被突发事件搞得晕头转向。但在和平时期，要负责一个友好协会或组织社交酒会，也就是招待各路宾客与朋友，就需要选用另外一种类型的领导。“他应对这种社交集会了如指掌，不仅能够维系来客之间已经存在的友爱关系（philias），而且能够借助这种集会进而发展这种友好关系。”[16]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对城邦的贡献非同小可。但这远远不够，他们要想管理整个城邦，就必须成为“有教养的人”（paideythentes）或“善好的人”（andres agathoi），不仅能克敌制胜，而且处事高尚，能胜任其他工作。通常，教养能带来胜利，但胜利有时却导致粗野，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打过胜仗的人们，经常会变得傲慢无理，由此沾染上好勇斗狠等毛病，甚至会威胁城邦，祸害他人，最终，那些胜利得不偿失，“付出惨痛代价”（Kadmeia）。[17]这里，柏拉图借用古代谚语，将战争胜利比作卡德梅亚（Kadmeia），以此喻示“斯帕提”（The Sparti）的悲惨命运，这些从忒拜城创建者卡德梅亚种植的毒龙牙齿中诞生出来的家伙，长大后互相残杀，不得安生。看来，柏拉图虽然肯定胜利，但更看重和平；虽然对勇武者在战争时期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他似乎更重视和平时期城邦的管理与生活。自不待言，要维系和发展友好的社群关系，要培养和造就完善的公民品质，显然需要超越勇武德行之外的其他德行，譬如同胞友情、良好教养、正确判断、公正理性，等等。[18]

最后，从确保战争胜利的角度看，单凭无所畏惧的勇武德行是不够的。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赢得战争胜利需要两个要素：一是战胜敌人的信心，二是畏惧自己在朋友眼里留下怯懦的耻辱感。因此，每个人既要无所畏惧，又要有所畏惧（aphobon kai phoberon gignesthai）。[19]“无所畏惧”类似于“勇武德行”，“有所畏惧”则等于“谦虚知耻”（kalon aido）。前者有助于克敌制胜、克服困难，后者有助于抵制快乐、战胜诱惑。不过，“一位最为勇武的人”（ton andreiotaton anthropon），在酒会上喝得越多，就越会想入非非，认为自己即将面临种种灾祸，于是心惊胆战，陷入卑怯之中，服用过安眠药后，他一觉醒来，才终于恢复到正常的自我。[20]这显然不是勇武的表现，而是怯懦的行为。但一位畏惧的人，只要不过分，就会因谦虚而审慎，因知耻而发奋，这样他就会判断明智，节制有度，行为妥当，抵制诱惑，这一过程当然需要正确的引导、训练和培养。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柏拉图倾向于从辩证的角度来审视每一德行的功用，不赞同偏颇极端的倡导方式；另外，他倾向于从公民全面发展角度来评价每一德行的利弊，不赞同顾此失彼的德行教育。因此，他表面上质疑、实际上批评了提尔泰奥斯单纯颂扬“勇武德行”的做法。那么，在柏拉图所构想的这座新的城邦里，其公民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品质呢？或者说，他们需要确立和养成什么样的德行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领略一下这座新城邦的微缩景观，因为这里面隐含着城邦体制对其公民德行的原则要求。

[1] Plato，Laws，629a-b.

[2] Plato，Laws，629a-b.

[3] 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Vol.III，p.220.

[4] Ibid.，pp.220-221.

[5] 这首诗转引自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Vol.I，pp.91-92。此题目由该诗英译者所加。中译文为笔者所为。

[6] 提托诺斯（Tithonus），特洛伊的创建人Laomedon之子，以面容美貌和身体强健而闻名。

[7] 迈达斯（Midas）与 辛拉斯（Cinyras），前者是斐利吉亚国王，贪恋财物，能点石成金；后者被视为大富翁或善于赚大钱的人。

[8] 坦塔罗斯（Tantalus）为宙斯之子，因为泄露天机，被神惩罚，使其站立在齐下巴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口渴欲饮时，水即刻流失，腹饥欲食时，果子被风吹去。帕罗普斯（Pelops）是坦塔罗斯之子，被其父宰杀以飨众神，后来众神使其复活。

[9] 阿德拉斯托斯（Adrastus）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尔咯斯国王，远征忒拜城的七英雄首领和唯一生还者。

[10] Cited from 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Vol.I，p.93.Also see Tyrtaeus，Fragments pp.9，37-42.

[11] 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Vol.I，p.93.

[12] Plato，Laws，630.

[13] Plato，Laws，635c-d.

[14] Ibid.，634a.

[15] Ibid.，634b.

[16] Plato，Laws，640c-d.

[17] Ibid.，641b-c.

[18] Ibid.，643e-644b.

[19] Ibid.，647b.

[20] Ibid.，647e-64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