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置身当今世界的中国人类学“学格”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师生在2002年春天决定实施“海外民族志”，尽最大的诚意遵守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规范来从事人类学的志业，其中最核心的要求是选择境外的社区进行田野作业，并且一定要使用调查对象的语言。在此之前，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都是在国内做调查，采用的写作语言一般都是汉语，凭借的知识语言主要是英语，偶尔会借助西方世界的其他语言，如法语、日语。
世界如此之大，中国人类学者选择田野工作的范围却如此封闭；世界的语言如此多样，中国人类学的工作语言却如此单一。我们要做中国的学术，却不能局限在中国的地盘上做；我们要用中文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我们只会中文。在全世界各处行走，讲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学界通过倡导海外调查研究而意图开创的知识生产新格局，并希冀由此培育中国人类学的新品格、新学格。
到2010年，我们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八年。我们的海外民族志团队已经在泰国（龚浩群）、蒙古国（宝山）、马来西亚（康敏）、印度（吴晓黎）、澳大利亚（杨春宇）、法国（张金岭）、美国（李荣荣）、德国（周歆红）、中国香港地区（夏循祥）等的特定社区完成一年周期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多所兄弟院校的同仁也利用自己的机构优势和人才开展了多项海外民族志研究，如云南大学的何明教授所领导的泰国、缅甸、老挝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所领导的法国、新加坡的研究，厦门大学贺霆教授积极推动的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海外民族志的成果虽然很有限，与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述相比完全不成比例，但是“海外民族志”作为标示中国人类学的新发展的一个范畴被学界所接受，却超比例地补全了中国学界关于人类学的观念。对于“人类学是做什么的”，我们终于有了健全的体认。
正是在新的学科意识的酝酿中，我们开始对“世界人类学群”（world anthropologies）的概念感兴趣。我在2010年春季请赖立里博士、龚浩群博士和张金岭博士等人组织相关主题的读书会，并以他们为主进行筹备，在2010年6月20—21日之间联合王建民教授、何明教授、麻国庆教授和张江华教授主办了“中国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与学科规范——我们如何参与形塑世界人类学大局”工作坊。[1]在此期间，组织者还邀请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教授、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教授做了学术讲座，其间邀请景军教授、赖立里博士和郭金华博士承担了现场翻译的任务。
本次工作坊作为“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系列学术活动”中的一项内容，共有五十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人类学专业的资深学者和青年学人与会并发言，并在“田野作业规范与人才培养”“中国人类学学术伦理的提出与形成”“世界人类学群中的中国人类学：定位、可能性与实现方式”“中国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现状与前景”四个议题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主张。
作为工作坊的最后一项议程，人类学同行讨论了由高丙中起草的《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10年6月21日）。经过几届学生近三年断断续续的接力工作，我们终于把同仁的讨论意见整理出来，与基本陈述合并一起出版，希望不要因为我们的拖沓而埋没了大家的真知灼见和宝贵的共识。我们也希望今后不断有新的版本通过类似的工作坊产生出来，成为学科积累的见证，成为学科再出发的台阶。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个版本称为“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1.0版。
2010年6月21日，这个日子本来对我们的话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并不是在这天才谈中国人类学的定位问题。实际上，从2002年我和龚浩群商量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和田野作业地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为自己心中的中国人类学知识生产方式确认了一个不同于既定路径的方向：到海外社会去，做规范的民族志。
去研究海外社会，并不是买张车票就起身前往那么简单。中国人从来就在往国外流动，从徐福东渡，张骞出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和尚赴日，郑和下西洋，到近世的使节、商人、学人和工人、农民的大量出国，大家怀着各种目的，无论是出去了又回来了，还是出去了不再回来了，就是没有一种人是出国调查他人社会的。其间一些外交使节根据工作经历和游历撰写了“日记”“游草”“述奇”“环游记”（如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所列），一些学者出版了国外观感的随笔、杂文（如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朱自清《欧游杂记》、费孝通《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做符合学科规范的调查研究。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留学潮和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潮出去的大量学人也大都是在国外读书，带回知识，一般都不在国外社会进行田野作业。其间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求学的国家做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们做的是美国人类学或法国人类学的国内研究，并不是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2]
海外民族志的研究不是难在买票出国，而是难在存心做国外社会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海外民族志不是一个知识难题（因为人类学在欧洲创立的本意就是到国外做异文化的实地调查研究），而是一个实践难题。它难就难在需要对异域社会有足够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能够强烈到足以压倒对陌生社会的无数不确定性的恐惧，足以支撑一个人独自长期生活在异族、异文化之中。
做规范的民族志，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承诺。民族志是指基于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所产生的研究成果的文本形式。对于各种不同目的的研究者，它本身是具有多种自由度的。但是对于人类学的职业训练来说，它对培育人类学的新人具有一套颇为严格的规范：从外在指标来说，攻读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博士学位起码需要做一年的田野作业，必须能够使用调查对象的语言；从内在规范来说，学生要学会如何遵守人类学的伦理法典或伦理纲领。
进行一年的田野作业，并且使用当地人的语言，这两个核心指标直到目前还没有成为国内各个高校相关专业的硬性规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多数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是以半年左右的田野作业为依据的；除了本族人做本族、本地人做本地的研究（所谓家乡人类学），多数跨民族的研究者是不会讲被研究民族的语言的。田野作业的时间要求和语言要求既是技术问题、工具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学术伦理的问题。对于特定的议题来说，也许在三五个月的时间里就能够搜集到完成论文的直接资料；也许借助翻译或者利用少数民族群众会一些汉语的便利，不学民族语言也能够获得基本的信息。但是，一年周期和本地语言既是要保证获得完整、准确的资料，更是基于一种深具人文情怀的知识观：人类学是人研究人的学术，而田野作业是落实这种本质上代表文化对话的人际关系的操作过程，所以必须基于人与人的互信与理解。较长的时间代表一种较强的诚意。学习对方的语言，在对方社会中当一名学生，是另一种诚意。即使从“科学”的立场来说，通过对方的语言才更方便进入对方的意义世界、情感世界，也就能够获得更准确的信息。简而言之，田野作业的要义不是用最经济的方法获得资料，而是用最人性的诚意达成人与人的理解，然后才可能有值得当地人、读者信赖的学术。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早已不被类比于科学技术的实验室，而是跨文化的人际沟通，那么，遵守特定的伦理就成为人类学家群体必须做出的集体承诺。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非常个人化的，通常都是独自一人远赴异域，在异族中进行。中国人类学者关于伦理问题一直没有成为这个知识群体的集体意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学人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进世界，如果他们不自己约束自己，如果他们不是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内互相约束，他们显然难以取信于他人，难以取信于读者。
当我们谈论“定位”时，必然是在谈论已经存在之物。一物之存在，必然处于具体的时空之中，也就是已有一定之位。我们在此评说中国人类学的定位，实际上是指重新定位。
中国人类学处于自身的社会历史之中，也处于自身的学术生态之中。它当然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位置。中国人类学由蔡元培、吴文藻、凌纯声、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许烺光等前辈所开创，建立的范式是现代精英研究传统社群、主流阶级研究边缘人群的国内亚型。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是宗主国研究殖民地，也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研究传统的亚非拉社会的学问。与此相应，在中国的现代之初，从古老的国家走出去接受西方现代教育而成为知识精英的那些学人把西方人类学从上看下的审视模式移植进来，但是改变了他们从内看外的对象选择，发展为一门内部调查、内部启蒙的特殊学问。虽然1950年以后的政治运动曾经否定人类学的价值、剥夺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但是1978年以后它又在“科学的春天”重新谋得学科之林的一席之地。
过去二十多年是中国人类学最好的发展时期：（1）全国的主要高校大都开设了人类学的课程，有了人类学的教学、科研团队，众多院校还有了专门的系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也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所”，中央民族大学也是民族学与人类学并举。（2）社会文化人类学成为大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成为招收博士生的专业，从而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里得到一席之地。（3）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2009年在昆明成功主办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向世界同行展现了自己的人才、成果和社会影响。（4）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在对象上发展到多个海外社会，在规范上对当地人语言和调查时间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仅以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为例，在2010年以前的积累之外，最近三年又开拓了俄罗斯研究（马强）、巴西研究（章邵增）、美国研究（高丙中、龚浩群、高卉、梁文静、彭祎飞、向星、韩成艳、佟春霞、张猷猷）、日本研究（姚新华）、东耶路撒冷研究（赵萱，这既是阿拉伯研究也是以色列研究，因为在国际法上这里是联合国托管地，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居的地区）。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台湾研究（林幸颖）和香港研究（夏循祥）。从2012年夏天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先后合作，主办海外民族志工作坊，预计能够培训150名学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志进行规范的田野作业的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
目前，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语言、田野作业工作语言的国际化已经颇为可观，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泰语、马来语、马拉雅拉姆语、越南语、老挝语、印地语、斯瓦希里语、希伯来语……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同行所掌握。这些语言联结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人民，通过其人民，中国人类学界联结上它们所代表的学术群体，中国人类学由此成为贯通世界不同社会与文化的有生力量，成为世界人类学群之中的与其他由国家或语言划分的人类学相互交织的知识网络。一个世界人类学群之中的中国人类学能够更好地为一个新生的中国社会科学发挥重塑活动空间、重塑世界联系的巨大作用。
中国的社会在转型，作为其内在一部分的中国诸社会科学自然也要转型，中国的人类学也必然要转型。中国的转型是全方位的，不仅发生在国内，而且发生在国际，最突出地表现为从与国际主流社会相隔绝的历史转变为全面地与世界接轨的现实。中国的学术转型不仅体现在学术的整体结构之中，而且体现在各学科自身的定位之中。
本次工作坊的宗旨是在世界人类学群的概念中寻找表达中国人类学的学科自觉的方式，通过树立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方法与学科规范，认知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国际人类学界的位置，明确自身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科定位。
置身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置身于自己所处的世界，而不是画地为牢、在家门口耍把式。作为世界诸人类学中的一员而贡献于世界诸人类学，参与造就世界人类学（the world anthropology）；作为中国诸学科的一员而贡献于中国诸学科，参与造就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显然，这份担当是当前的中国人类学尚不胜任的。我们今天除了忙乎自己的学业，还要有一份公心，一份学科自觉的集体意识，共同勉力而为，健全中国人类学的“学格”或集体人格，再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促成一门同时在世界人类学群和中国社会科学之中可以识别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
高丙中
2013年5月8日
[1] 此次工作坊以及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资助，感谢社会学系谢立中主任、朱晓阳副主任、刘爱玉副主任和吴宝科、张庆东、查晶等领导的热心支持。
[2] 尽管如此，以中文为母语的学人在西方接受教育并在包括西方的海外做实地调查研究，他们的成果可以翻译成为中文，他们的知识和智慧也能够转化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部分。例如，乐梅博士在美国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是纽约州某社区的中产家庭妇女如何传承女红。十多年过去了，她的论文在国内无人关注。但是，她于2012年夏天在北京大学“美国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工作坊”介绍她的研究经验和成果，获得20位准备到美国做实地调查的青年学人的热烈反响。贺霆是在法国以中医的传播为题完成博士论文的。他回国后在大学任教，现在主持中医西传博物馆的筹备，在法国的研究成为基础。我相信，乐梅博士和贺霆博士在国外的研究已经由此转为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