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意义中的“上海”
在建国以来的中国官方的上海史知识中，由于在中国革命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上海”首先获得了关于共产党诞生等左翼事件所体现的革命历史的意义，即左翼史意义。比如，在《辞海》《词源》及各种关于上海的地图、明信片、普通画册当中，都用最简约的文字叙述其“开埠”这一最为重要的事件，同时又都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关于建党、起义与反内战等左翼政治事件。甚至在介绍上海名胜时，也表现出左翼的政治视角，选取了中共“一大”旧址、周公馆以及与鲁迅相关的胜迹；其二，附带的，对“旧上海”的经济，我们的城市知识只是在殖民性角度作了“消费性”等简单判断。有些知识性文本对旧上海经济的介绍文字稍多，也有一些中性文字涉及上海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但两者都最终将其归于“半殖民地”的城市经济依附于西方的殖民性与边缘性。而在介绍“新上海”的经济状况时，各类文本却强调上海经济的国家成分以及中心地位，不断使用“齐全”“重要”“改善”“中心”“中枢”等词汇。由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见，我们的城市知识对于上海的主导性阐述线索为：旧上海的半殖民地性造成了经济上的畸形与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性以及政治上的不断革命，而革命的成功则使上海成为国家经济中心。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阐释线索，完全发生于政治学的意义上，其考察背景是从外向的世界性转向国内的政治性，经济角度的上海资本主义史是完全被否定的。
与滞重呆板的词典词条的政治性不同，也与地图、明信片等通俗文本的解析不同，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着眼于上海特别是旧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发达状况，考察线索重新转向了上海的世界主义背景，上海的资本主义史在经济角度被给予了充分肯定。在1980年代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重启以后，“上海”重新成为中国“现代化”“世界化”“全球化”的典型，并带来了“旧上海”怀旧热的兴起[1]。上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锁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缩影，也代表了第三世界融入全球化的典型图景：“通过这一切试图告诉读者：开放是历史的选择；开放，只能是主动地开放，别无他途。”[2]
可以看出，我们对上海的另一认知线索的阐释，建立于上海城市的现代化的强大逻辑基础之上。这种城市知识不仅肯定上海在近代融入全球化（主要是西方）的过程，而且将其视为上海城市的最基本逻辑。
由于上海是中国的首位城市，人们对他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国家思维，某些时候，上海本地的事情甚至是关乎国体的重大事件[3]。因为，对它的理解，事关独立、殖民、传统、现代等国家问题。所以，上海最大程度地把国家近代历史与国家近代特性凸显出来。于是，国家逻辑不可避免地被移位于上海。这使人们对上海的认识较之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同时相应地，也要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清晰。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近代以来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两大谱系：一是从现代性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出发，去认知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和它的消费性、工业畸形、道德沦丧等派生特点，以及它最终脱离殖民体系获得解放，并成功摆脱西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文化遗存的国家元叙事；二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所包含的现代性普遍价值，其与西方的同步，引领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表现为物质与文明的扩张与物质乌托邦、大工业的组织化的，以及超越传统的力量。两种情形，都有将“上海”作为国家意义体现的倾向。
由上海城市的两大形象谱系，衍生出了对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认知。上海被指认为中国现代性最充分、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在表述中，“上海”城市概念中的现代性指向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丧失与恢复，这一过程伴随着融入世界以及摆脱殖民而获得独立的现代国家形成的意义，并由此开始了独立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发达的经济物质形态以及工业社会所呈现出的组织化特征。两者都共同建立于近代中国世界主义全球性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上海曾有的殖民史与解放史，还是其发达状况，都无法脱离全球性的视野，或者说都是在世界工业一体化中所得到的结论。因此，在人们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之时，往往将上海视为现代中国的中心，将对上海形态与历史的理解，上升为超越其自身与超越特定区域（包括国家区域、地域区域与文化区域）的文本性事物，使其具有了乌托邦的国家意义或世界意义，城市逻辑也被等同于国家的逻辑与世界现代化史的逻辑了。
就国家意义来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几种重要特征，上海似乎多少已经具有一些。比如主权问题。上海不是国家，谈不上国家主权，但上海在殖民时期国家主权的丧失被视为国家的缩影；而上海的解放，也常常标志着帝国主义势力退出中国，中国主权完全恢复。其实，上海国家意义中的“民族独立、解放”叙述并不是自解放后开始，早在1930年代，随着国民党在大陆取得胜利，上海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中独立解放的国家意义就开始显现。
对此，我们不妨加以论析。自上海开埠后，特别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庚子之乱”中的“东南互保”之后，上海一直享有高度自治，其殖民性昭然。开埠后的上海有三个政权，即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和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只管辖少数不发达地区，如老城、南市、闸北。至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仍未撤县建市[4]。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上海划为“中华民国特别行政区域”，定名“上海特别市”，“不入省、县行政范围”。蒋介石政府“在上海推行了儒家文化理想和民族现代化规划相融合的城市政策”[5]。市政府成立时，蒋介石亲临仪式，并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评述新上海，“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胜败”。[6]1927年11月，国民政府统辖的上海市政府开始规划新上海的建设，命名为“大上海建设计划”。第三任市长张群执政时，确定了《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与南京的“首都计划”相伴随，“大上海建设计划”拉开序幕。“大上海建设计划”包括码头、分区、道路、排水、铁路以及各类现代公共建筑的建设，但主导建设的思想基础却是民族主义。“上海特别市”的市政府大厦摒弃了广为流行的欧式建筑风格，而改以民族特色的红色立柱、斗拱、彩色琉璃瓦顶的古典宫殿建筑。整个“大上海计划”建设明显以市政府为区域核心，而在其周围则分布着市体育场、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医院和市卫生检验所五大建筑，在风格上，“取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7]，以同样风格的楼宇组成庄严的建筑群。以此为中心，建设了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四条大道将新的市中心区分为四个小区，路名首字为“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很显然，这与租界地区以港口、交通为核心并呈“同心圆”“多中心”[8]的城市地理格局完全不同。后者完全循由经济与商业逻辑，而前者则具有鲜明的国家政治色彩。有学者认为：“这些设想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关税自主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收国权的运动是密切相连的。”[9]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在市中心区域初步建成之后说：“今日市府新屋之落成，小言之固为市中心区建设之起点，大上海计划实施之初步，然自其大者、远者而言，实亦我中华民族固有创造文化能力之复兴以及独立自精神之表现也。”[10]这种情形，我们在1930年代的南京与1950年代以后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当一座城市被赋予国家象征意义的时候，这种情形总是会发生。不过，新北京的建设由于伴随着对老北京城的拆除而遭到反对，新南京、新上海却由于是在平地拔起而获得一致好评[11]。
将上海的市政建设视为国家独立的“新中国”民族解放的象征，并非政府的一厢情愿。它与1930年代人们对上海殖民地形态的认识一起，构成了国人对于“上海”概念的民族想象。如果说茅盾《子夜》构成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的认知的话，那么“大上海建设计划”则是对“上海”概念所代表的未来国家的想象。无独有偶，在当时的《新中华》杂志发起的“上海的未来”征文中，有人就设想：所有的租界都被中国民众收回，公共租界改名为特一区，法租界改名为特二区[12]；所有的洋行、银行、报馆都成为中国的办事机关与学校。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还预料，中国在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后，会将原跑马厅建成图书馆，可容纳二万人，跑马场将被辟为“人民公园”。[13]1943年，汪伪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汪精卫亲临上海，当时的报刊也是在所谓“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对此加以评论的，如“深赖友邦日本协力，结束帝国主义租界制度的丰功伟绩”[14]等等赞词。
如果说1930、1940年代“上海”城市概念中的新国家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民族性上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上海”城市概念的国家意义还体现了关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上海不仅是“新中国”的“上海”，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上海”：即左翼政治与阶级意义上的“上海”。在话剧与电影《战上海》中，都象征性地出现了美国军舰从黄浦江退至公海的细节，其寓意非常明显。这里，“上海”城市概念再一次被人们作了“历史终结”式的“断裂论”理解，即“旧上海”是半殖民地时代的“冒险家的乐园”，而“新上海”则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象征，上海城市历史的纵向逻辑再一次被终结。很大程度上，作为一座城市，“上海”成了新旧中国的分水岭。正像剧本《战上海》结尾之处解放军军长与政委的一段对白：“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解放。”这里面，既有民族解放意义，也有阶级解放意义。
在20世纪的中国，“上海”城市概念中还有另外一种城市形象。自晚清与民初以后，“上海”即与各种所谓黑幕、揭秘、大观、游骖录、繁华梦、谴责文学相关，集各种丑恶如烟、赌、娼、淫戏、淫书、无耻、下流、邪恶、坑、蒙、拐、骗、买官卖官、流氓、拆白党、白相人于一身，而所谓崇洋、奢靡、浅薄之风，也几乎遍地都是。需要说明的是，在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字中，对于上海城市道德厌恶的想象，其根基在于对上海作为“飞地”的看法，并与上海“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的繁荣相关。也就是说，“上海”这个城市概念被做了“非中国”与“现代化”的夸张处理，表现出作者们对中国文化价值被摧毁与被西方物质文明所取代的一种恐惧。在多数表述中，上海被作为与内地中国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道德厌恶，仍带有关于上海想象的意味：内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上海都可以发生。[15]病僧在《上海病（一）》中曾说道：“不见夫未饮黄浦水者，规行矩步如故也，一履其地，每多抑华扬洋，风尚所趋，不转瞬间，而受其同化，生存之道未效，而亡国亡种之想象维肖。”[16]看来，这位论者对于上海人堕落原因的分析，主要在于上海人价值评判系统中“抑华扬洋”的倾向。类似的论调，基本上都不把上海之恶看作中国固有之物，而是强调了“上海”之特异于整个中国的“飞地”状态，带有一种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上海全面崩坏的想象。所以，在论及谴责小说时，王德威认定其暴露了“价值系统的危机”，“在这丑怪叙事的核心，是一种价值论（axiological）的放纵狂欢（carnival）。它对价值观（value）进行激烈瓦解，并以‘闹剧’作为文学表达形式”。[17]因此，在晚清民初表现腐败的小说中，存在着与表述上海“维新”同样的视角，即外乡人到上海如何学坏：男人成为流氓、拆白党、恶棍，女人则沦为妓女。晚清民初小说中，已经开始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下展开了对于上海现代性的想象。谴责小说中关于上海腐败、堕落的种种指摘，已初步将上海城市概念与乡土中国作了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分离。上海的物质繁荣产生了邪恶，这构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现代文明窗口”“殖民形态”之外的又一种想象。
[1] 举一个例证：2003年11月，时值上海开埠160周年，全城几乎处于“市庆”中的狂欢中，各大媒体都相继出了专刊，甚至还有160版的特刊，远远超过对于解放的庆祝。而与开埠相伴随的“左翼”史角度的“沦陷”“不平等条约”等含义，早已不知所终。
[2] 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封底。
[3] 比如上海外滩曾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却导致了一场关于“民族性”的风波。
[4] 辛亥革命之后，曾由李平书等人组成了市政府。1920年代，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也产生了一个“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但两者都是临时性组织，基本上只有维持治安的功能。
[5]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6] 《国民政府代表蒋总司令训词》，载《申报》1927年7月8日。
[7] 《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页。
[8]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在对美国大城市特别是芝加哥进行了研究后，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说。他认为，从城市中心向外辐射，第一区为中心商业区，多为商业金融建筑，高楼林立；第二区为过渡区，多为贫民窟与舞厅、妓院等娱乐业；第三区为工人住宅；第四区为中产阶级住宅区，多是独立宅院与高等公寓；第五区则是上流社会郊外住宅。霍伊特则认为城市具有多个中心。比如工厂、企业要靠近水源，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工厂附近、市区边沿与老城区。哈里斯认为，城市某些活动要求有一定的条件，如商业区要四通八达；工厂区要靠近水源；某些区域要衔接，如工厂与工人住宅；某些活动是冲突的，不宜互相邻近，如高级住宅与工厂等。因此，不同的功能单元分别向不同的中心集合，成为各个中心点。上海依英、法殖民者随意扩张而成，缺少规划。它不完全符合某一种城市地理结构，而大略呈混合型，但“多中心”与“同心圆”式的结构依然可以看得出来。
[9]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10] 吴铁城：《上海市中心区建设之起点与意义》，载《申报》1933年10月10日。
[11] 关于解放后北京城的拆除与梁思成悲壮的努力已成学术界文化界的热点问题。
[12] 有趣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1月与6月，由日本人支持，汪伪政权“收回”租界，并将公共租界易名为特一区，法租界为特八区。
[13] 参见熊月之：《近代上海城市特性的讨论》，http//www.uls.org.cn。这一设想在1949年后都成为现实，跑马厅办公处成为了上海图书馆，跑马场成为了“人民广场”。1990年代后，上海市政府在此建造政府新厦，成为政治中心。美国社会学家詹森通过比较美、苏城市后指出，美国城市中心区的组合式高层建筑，表明了商业与市场的力量，而苏联城市的市中心多为广场，说明了其政治功能。见詹森：《苏美两国城市比较研究》，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解放后上海中心广场的建立，也可看成城市功能由商业金融向政治转变的标志。
[14] 焦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页。
[15] 对于上海的“非中国化”的恐惧，在英语世界里亦有。在英文俚语里，Shanghai若作动词，意思就是用酒或者麻醉剂使某人失去知觉，将其劫持至盗来的船上作水手，引申为拐骗、胁迫之意。
[16] 病僧：《上海病（一）》，载《民主报》1911年6月13日。
[17]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