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书名、序及其他
由《史记》《汉书》记载人物籍贯的不同认识到战国文化在西汉的延续，这对以下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循着这条线索，会进一步发现，战国文化传统对《史记》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人物籍贯书法一端，而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
我们知道，“史记”原本并非司马迁书专称。钱大昕、王国维对此均有论述。钱大昕说：“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故曰《太史公书》。”所谓史记，当时“皆指前代之史而言。……《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非子长著书之意也”。[1]王国维也说：“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明《太史公书》当时未有史记之名。故在前汉，则著录于向、歆《七略》者，谓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浑传》谓之《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其在后汉，则班彪《略论》、王充《论衡》超奇、案书、对作等篇，宋忠注《世本》亦谓之《太史公书》。应劭《风俗通》谓之《太史公记》，亦谓之《太史记》。是两汉不称史记之证。惟《后汉书·班彪传》称司马迁作《史记》，乃范晔语。《西京杂记》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则吴均语耳。称《太史公书》为《史记》，盖始于《魏志·王肃传》。乃《太史公记》之略语。晋荀勖《穆天子传》序，亦称《太史公记》，《抱朴子·内篇》犹以《太史公记》与《史记》互称。可知以《史记》名书，始于魏晋间矣。”[2]
以上诸种称谓中，魏晋以前使用较多的是《太史公》和《太史公书》。为何以“太史公”命名？究竟应该是《太史公》还是《太史公书》？对此，钱穆先生提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太史公》则司马迁一家之私书，当与孔子《春秋》齐类，不当与鲁《春秋》晋《乘》楚《梼杌》相例。故其书称《太史公》，犹孟轲自称孟子，其书因亦称《孟子》，荀况自号荀子，故其书亦称《荀子》云耳。”他又说：“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若正名以称，则应曰《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至曰记曰传，则举一偏以概，更非其书之本称。”[3]我以为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因为根据《七略》而来的《汉书·艺文志》列举书名时就是只称《太史公》而无“书”字。《艺文志》应该是涉及书名最正式的场合。
注意到《史记》与诸子的关系，不始于钱穆。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4]梁启超说：“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5]侯外庐也说《史记》“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私人著述”。[6]各家都注意到了《史记》与诸子的关系。
根据以上诸家意见，可知《史记》原名《太史公》。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书的方式与《史记》籍贯的记述方法一样，仍是来自于战国的旧传统，诸子的书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而《史记》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7]
司马迁著史不仅在书名的选择上深受战国传统影响，就连序文和文章风格也是如此。钱穆说：“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8]关于司马迁的文章风格，朱熹曾经说：“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9]
《史记》所记，上起黄帝，下至他生活的时代。这个特点其实也是自战国就已开始。如《世本》“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10]驺衍学说“先序今以上至黄帝”。[11]顾颉刚说：“黄帝是怎样一个人物，或只是天上五色帝之一，或再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传说普及于学术界是战国末年的事，其发展直到西汉，则是一个极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以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史，应当看做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学说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12]他论及黄帝，一再强调“战国、秦、汉”，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时代文化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世本》《史记》诸书为什么要从黄帝开始叙述。
司马迁意欲“通古今之变”，这种思想也不能说是他个人的独创。战国以来，人们普遍重视通古今，重视历史长过程。《商君书·开塞》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也采用三分原则，把古今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当今之世”。[13]《竹书纪年》记事“起自夏、殷、周”，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14]《虞氏春秋》“上采《春秋》，下观近势”，《吕氏春秋》“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15]淮南王刘安自夸：“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16]刘安之语与司马迁所云已经极为相似。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自己的目标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具有明显的总结战国学术的意图。但这个意图仍然不止司马迁才有，而是从战国后期就已经开始。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淮南子》，一直到司马谈的《六家要指》，都有明显的总结战国学术的意图。[17]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进而发现，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的出现其实也是与战国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太史公自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0—511页。
[3] 钱穆：《太史公考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20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
[5]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
[6]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页。
[7] 王国维也注意到《史记》为私人撰述，他说：“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纪载，故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以后，其为私家著述甚明。”《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一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3页。
[8]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0页。
[9]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299—3300页。
[10]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
[11]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12]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13] 《韩非子·五蠹》。
[14]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
[15]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16] 《淮南子》卷二一《要略》。
[17] 参阅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一五章“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第二卷第二章“汉初百家子学的余绪及其庸俗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