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几年，我对史学史比较感兴趣，所以便写下了这本小书。我的本意其实只是想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但因为其中有的部分也涉及汉唐，所以不得不以“汉唐间”笼统言之。

本书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展开讨论的，起初我也曾经考虑过以章节体的方式撰写一部较为全面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或“汉唐史学史”。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我的想法是，如果全面叙述这一时期的史学史，势必要涉及我没有研究心得的部分。为求完整，这样的部分必定要大量引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此外，一部较为全面的史学史，必定要按着时间顺序叙述史家生平、介绍史学著作。在专题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时，单凭这种叙述、介绍，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一定能够自然地展现出来。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就不同了，一方面，可以避免讨论那些我没有研究心得的部分，另一方面，跟着问题走，也有利于揭示出那些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史学发展线索。

专题研究的方式也有自身的缺陷。各专题之间的联系或紧密或松散，读者难以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为弥补这个缺陷，本书在结语部分，从总的方面对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以及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价值做了讨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我对汉唐间史学的总体认识。

史学的发展不会是孤立的，它总是与其他学术领域，与一定时代的学术思潮、社会思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书竭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史学史的问题置于学术史、社会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这样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我的知识实际上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几年来，为了了解一点其他学科的知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过程变成了学习过程。由于对相关知识掌握的程度深浅不同，也由于对各专题思考的成熟程度不同，所以本书各部分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些缺憾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补的，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

本书最后“附录”所收《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文，是根据我1997年在日本大阪“古代史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的。该文日文稿已刊载于日本德岛大学《人间社会文化研究》第五卷（1998年），因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不少内容有关，所以收了进来，供读者参考。

对于我而言，研究工作总是非常艰难的。多年来，每当我选定了一个要研究的问题时，就立刻把自己交给了问题，于是就变得被动了。问题带我走入一个长长的黑暗隧道。最终能否走出隧道，重见光明，我并不知道。有时经过艰难的摸索，真的走了出来，有时不得不原路退回，也有的时候，自以为找到了出口，但其实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想象中的出口，当冷静下来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仍在黑暗中。当然，我也知道有一种省力的办法。我可以拒绝问题的诱惑，不跟着它进隧道，只是在阳光下散步，只是简单地叙述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向读者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知识。但实际上这是自欺欺人，无异于是把入口处的光明当成了出口处的光明。

二十多年前，我的父亲胡如雷引我走入史学研究的领域。后来我又跟随周一良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本书即将出版时，他们都已不在人间，永远无法看到这本小书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200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