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世界态势

张信刚

［演讲者小传］

张信刚，1940年生，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学士（196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学硕士（1964年），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1969年）。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名校如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匹兹堡大学、麦基尔大学等校任教授、系主任、院长。1996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至今。他是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1989—1990），曾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2005年）、中国协和医学院名誉教授（1987年）、中国医科大学名誉教授（2000年）等多种荣誉称号。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0—2003年出任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还著有超过一百篇学术研究论文，主编两册研究专论及拥有一项加拿大政府专利；以中文发表之著作五本及其他一般著作数十篇。

我也闲话少说，直接进入正题。我的题目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世界态势”。我既不是历史专家，更不是研究郑和的专家，可是我对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多年来颇有感受，所以我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把当时世界的大致情况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我们中国开始，由近而远，环绕地球转一圈。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对六百年前的世界作一个描述，是很难的。所以我是斗胆在此作报告。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大家都知道：七次下西洋，第一次是在1405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庆祝他六百年前的壮举。他的船队有两百多只船，最多的时候有两万七千多名官兵和家属；他们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航海技术，以及船和船之间的联系方法，都说明了当时中国国力的强大。

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朝廷很快就宣布了海禁，他下西洋这件事情，逐渐被人遗忘，以至于在中国都很少有人传说。当然也有人提到“三宝太监下西洋”，但那是以小说的形式流传的。一直到一百年前，中国的学者梁启超等人看到当时的世界是由海权国家所把持，于是他们想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杰出的航海家，也有带领大规模舰队出海的壮举。所以，梁启超倡议“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周年”。

自1905以后这一百年来，世界及中国的变化是极大的。到了今天，中国开始意识到：要和平发展，海洋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个人一直认为，郑和这么多年来被人遗忘是很遗憾的，但却也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郑和之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哥伦布以及后来的达伽马、麦哲伦，他们的航海行为改变了他们所到之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然而郑和奉行的是一条和平的外交路线，他所到地方，去过，又回来，当地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大的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郑和被人遗忘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查过一些世界通史，没有一部不讲到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但几乎没有一本——我不敢说没有，至少我没有查到——专门有一章讲到中国在14、15世纪之交的航海成就。所以梁启超要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周年，而我们在这里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曾经被遗忘，是一回事；我们今天纪念他，是另一回事。

我今天要讲，得先从中国讲起。大家最熟的我就不多说了。“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就是后来的永乐帝或明成祖，推翻了他的侄儿建文帝。永乐帝有几大成就：他曾经五次率兵亲征漠北——当时蒙古的力量在北边；他在中国的东北角，即与库页岛北端隔海相望的海岸边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来统领整个东北——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东三省”，而是广义的“东北”；他为了把中国的国防重点放在北方，把国都从南京迁到现在的北京——这些是“武功”方面。“文治”方面，他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假如郑和下西洋算“武功”的话，那当然也是他的“武功”之一；但郑和下西洋奉行的是和平的外交路线。

这里显示的是明朝的疆域图。北边的鞑靼和瓦剌都是元朝蒙古人撤退到那里去的。当时蒙古的势力并不认为自己已完全失败，他们初时还想南返。鞑靼和瓦剌之间当然也有矛盾，但与明朝的矛盾更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明朝当时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北方。还有一些东边的、南洋和西洋——今天文莱以南的海域就叫“西洋”。南洋、西洋和东海的威胁不是没有，但都被划为次要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猜测，郑和下西洋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找惠帝，有人说是要鼓励商业及朝贡，也有人说永乐帝登基等于篡位，因此想让四围的国家承认他（的正统地位）。这都正确，但是有一条我认为不应该忘记：永乐帝在没有登基之前，是负责对北方蒙古的防务的燕王，因此他对地缘政治颇为了解。他也曾派使节经陆路到过中亚。郑和也去过西亚甚或中亚，所以很可能是为了联络当时世界第二强国，帖木儿汗国，从西边来牵制鞑靼和瓦剌。我认为这绝不是凭空臆想。从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永乐帝从陆路、海路都派了人去，并且派了那么多只船，好让人知道中国的力量；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他就把重点放在陆路上，对南洋实行很和平的政策。其实，他父亲明太祖也奉行这样一条路线。明太祖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海外蛮夷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还怕他的后人忘了，特地把这些话放在“祖训”里面，将东海及南洋、西洋许多地方列为“不征诸夷”，以免“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这是明初和平外交路线的明证。

再进一步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原因。至少有一个决不是原因：那就是绝不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是为了发现新航路、以便开展贸易。因为郑和的航路，都是有记录的、都是前人走过的。比如说这张地图，是当时的一个朝鲜人从中国复制的。这张图现在在日本，叫做“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个图包括了全世界，当然，比例不很准确。但这里面有一个波斯湾入口的地方，元朝时候，马可·波罗从陆上来，海上回去，送元朝的公主下嫁到伊儿汗国，就是走的这条路。所以郑和航海的所有路线都是已知的，找寻新航路一定不是他的目的，寻求殖民地掠夺财富也绝对不是他的目的。和平外交、让远方的诸国震慑于中国的国威，这可能是目的之一。其它的，极可能就是为了设法牵制北方蒙古的力量。

中国当时的情况，下面这张《出警图》可充分说明——从军队的装备、布阵以及画工的造诣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绝对是世界第一。文化的精致在明朝已达到很高的地步。

像这幅很有意境的画（上图），也是在明永乐年间画的。

这是瓷器艺术（右图）的最高境界。看它的造型，如果现在要到纽约拍卖的话，一定是很贵的。现在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中国平均的生活水平——不是皇家、帝王的生活，而是平民的生活——在世界是占领先地位的。

这是北京城里的景象（下左），这是南京的景象（下右），你可以看到丰衣足食、店铺林立的状况。用现代的术语，就是当时几乎已进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文化、商业生活已经非常发达了。

让我们把视线从中国转到东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东亚包括朝鲜、安南、日本，这三个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

朝鲜，郑和下西洋时代正是朝鲜时代的李朝（1392—1910）。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在华人世界非常轰动，叫《大长今》，讲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李朝特别鼓励学术，并且以儒学治国，设置了一个“集贤殿”，也成立了一个大学叫“成均馆”。在东亚，六百年来真正维持连续授课的大学，就是韩国的成均馆大学。我有一回去成均馆大学访问，他们的校长是一位医学博士，特意带我去参观校内的孔子殿。他说一般人是不准来参观的，我们都是校长，是孔子的门徒，所以特意打开给你看。一直到到今天，成均馆大学的校长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去这个孔殿祭拜一下，说：“孔老夫子，我今年又为你收了多少门徒，今年又毕业了多少门徒。”所以成均馆大学这六百年来也真的不容易。当然了，朝鲜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所以他们虽然用汉字，至少上层阶级都学汉字，但是也按照方块字的样子发明了自己的一套标音符号。这种标音的符号，即今日的韩文，一直在上层阶级里推不开，直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才真正得到推行。

安南是今天的越南。安南在五代的时候跟中国的关系就疏远了，所以宋、元都没有纳入中国的版图。明朝初年，因为安南内部发生内讧，姓陈的王朝（1225—1400）要求明朝出兵帮助，明成祖就顺势在那里成立了“交趾布政司”。过了一段时间，黎朝把陈朝灭了，自己又跟明朝疏远了。这就是安南大致的情况。

日本，因为元朝的时候两次想攻日本都没有成功，所以日本跟中国的距离就更加疏远了。但是日本跟中国的贸易，从来都是亦商亦盗，有时候做买卖，有时候做海盗，有时候则说是来朝贡。日本当时是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明朝想出了一个方法，叫“勘合贸易”。我把一张贸易券一撕两半，你拿一半，我拿一半，下次你的船来，带着那一半，对得上，我才跟你做生意。所以用勘合贸易的方法，让日本跟中国的贸易相对规范化，调整了两边的贸易关系，也让日本船队、日本商人有一个依据——不用再抢了。倭寇来抢，到后来又成为明朝的一个重要威胁；但是在明成祖时，还是比较盛行正常的贸易。

再看看我们的东南邻国。

菲律宾。菲律宾当时主要还是渔猎及游耕社会。他们也具有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叫“巴朗加”（barangay），这是一种具有广泛亲缘关系的组织，也是基本的政权形式。但是在今日菲律宾的最南端，伊斯兰的教义和伊斯兰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传入了。这包括苏禄群岛。当时苏禄群岛的国王听说明朝的声威，他就设法来中国，也见到了中国的皇帝。回去的时候沿运河走，但不幸在山东德州病故了。中国用明朝王子之礼厚葬他，给他建了个陵墓，他的大儿子想办法回去，继承了王位；他的妻子，也就是王后，和他的二儿子就留在山东德州。明朝政府真是善于睦邻，找了三户回族人，帮他们看这陵墓。据我了解，这些人（的后代）不少现在还住在山东德州。当然那个王子的后人，也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了，可能已经不知道自己是王子的后代了。这段佳话也可以说明，中国的睦邻政策及和平外交路线还是有意义的。

马六甲的苏丹国。马六甲是马来半岛最早成为商业贸易区的地方。1408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明永乐皇帝就册封了马六甲王。之后马六甲王就借此机会，把原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暹罗给挤了出去。在郑和走了之后，马六甲的统治者名叫霹雳。你今天到马来西亚，问他们：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之一是谁？他们都会说是“霹雳”。他把马来人的势力范围扩大了。本来东南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马来亚、东爪哇、西爪哇、苏门答腊，等等，各有不同的语言。但霹雳之后，在南洋做生意的共同语言，就逐渐转为马来语。今天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叫“巴哈萨马来”，就是马六甲语的现代版本。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叫“巴哈撒印度尼西安”，也是这个马来语的版本；它跟峇里、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的各种语言是不同的；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国语来自马来，就是从霹雳那个时候开始的。

刚才说到暹罗，就是泰国了。暹罗当时正处于“阿瑜陀耶王朝”。它从柬埔寨借来一套“神王”的概念，开始大力推行南传（小乘）佛教，大量兴建佛寺。寺庙的修建也是从柬埔寨学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认为泰国比较发达，柬埔寨比较落后；其实从文化上讲，泰国的许多文化都是从柬埔寨那里学来的。

印度尼西亚。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有几千个岛屿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就是苏门答腊。当然大家肯定听说过“亚齐”这个地方。从地理位置看，亚齐跟阿拉伯半岛是最近的，所以整个东南亚最早的伊斯兰教据点就在亚齐。沿着从亚齐到马六甲这条航路，有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在各地海岸线做生意。通过做生意，穆斯林传播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从而把伊斯兰教带入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很多人有误解，以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全凭“一手拿着《古兰经》，另一手拿着宝剑”。事实上，至少在东南亚，不是这样的，而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商人和有文化、有宗教热忱的人们而传播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跟中国的距离也不算远，中国有一些亡命之徒，也有一些为时势所迫而要避灾逃难的，都到了那里。所以那里也有不少华人。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华人海盗首领在苏门答腊的南部巨港称王称霸，叫陈祖义。郑和把他抓起来，送到首都南京去，把他斩首；接着郑和把他底下的二头目招安。可见郑和到了哪里，都是秉公执法的。中国人在外国做了地方头目还要伏法，可是不像后来西班牙人殖民初期那样，有人占了什么地方，西班牙皇帝就封他做当地的王公。

说到东南亚，我想起大概二十年前，有一本书叫《河殇》。《河殇》里面对郑和的举动大为不解，觉得怎么历史给我们中国人机会，我们都不去利用；你看人家西方人天生就能干，新航路一发现就利用了，就是比我们强。我对《河殇》的观点，当时就不赞同；我觉得那是个不全面的观点，把中国贬得很低，而且我认为它所崇奉的“强权就是真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对西欧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分析得不够。

下面讲南亚，就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锡兰（斯里兰卡旧称）。

先讲锡兰。锡兰在1400年左右跟今天一样，北边属于泰米尔族，跟印度东南部的人是一样的，信仰印度教；南边是僧伽罗族，信南传或小乘佛教。北边的贾夫纳一向是泰米尔——印度教的中心。今天在伊里兰卡执政的，是信佛教的僧伽罗族，泰米尔族是少数，所以才有“泰米尔之虎”游击队^[1]。另外，还有一部分穆斯林。郑和下西洋经过锡兰时，曾被当地人袭击，郑和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干，以奇袭致胜。这是他七下西洋中唯一的一次与当地人的武装战斗。

最值得一讲的是印度。印度古老文化的变迁比我们中国古老文化的变迁程度要大得多。首先，三四千年前，由中亚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信仰婆罗门教，他们逐渐统治了整个印度。印度南边的原住民是深肤色的罗毗荼人，信奉自己的原始宗教。但婆罗门教慢慢地同化了他们，并实行种姓制度，压迫他们。可是到了11、12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进入了印度半岛西北部，印度教文化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印度半岛的中南部。后来（印度半岛）中南部的人经过重振，就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蜕变为今天印度教。印度教的产生是一个文化复兴运动，提倡使用古时的梵文，恢复了一些往日的艺术等。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当时的王朝是印度最新的一个力量。今天的印度人，你跟他谈印度文化的时候，除了最早的那些王朝和英雄以外，他会骄傲地讲到这个维查耶那加尔王朝。永乐三年的时候，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到了印度西南角的小邦“古里”——因为这个地方历来是印度洋内的贸易中心。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欧洲人没来之前，贸易船队始终通过古里这个地方集散。郑和七次下西洋，七次到古里。在那里郑和代表明成祖立了块碑，碑文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皋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印度的北方，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今天的信德地区，也就是印度河入海的地方，从第7世纪起就已经变成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的“桥头堡”。11世纪以后，一些伊斯兰化并且波斯化了的突厥人，从今日的阿富汗地区逐渐入侵到新德里地区，在13世纪初建立了“德里苏丹国”。所以印度西北部许多人都是从阿富汗那边移居过来的，到郑和时代，经过了两世纪以后，他们在印度的统治非常成功。第一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很强，第二由于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关系，印度低级种姓的人很愿意转信主张平等的伊斯兰教。在1400年左右的时候，伊斯兰的各大小苏丹国占了印度半边江山，德里苏丹国当然是主要的，但连东部今天孟加拉国的地方也由另外的苏丹国统治。

下面再讲讲中亚与西亚。

中亚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西亚就是今天的伊朗、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土耳其那一带。这些地方的人当时都已知道中国——别的地方的人当然也都知道中国。正是郑和下西洋时期、也就是明洪武和永乐之交的时候，中亚出了一个帖木儿（Timur）。帖木儿是一个突厥化了的蒙古人的后裔，他爸爸是一个军官。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下级军官，在一次作战中伤了腿，成为瘸子。所以波斯人及西方人称他为“Timur the Lame”或称“Tamerlame”，即是指他是瘸腿。我们今天看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中也有叫“铁木尔”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帖木儿生在西察哈台汗国，当时名义上仍然由成吉思汗的后裔所统治，但实际上是军人割地自据。当时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都已经伊斯兰化了，已经跟当地士绅通婚，所以他们本身已经不是纯正的蒙古人了，但是他们的血缘家世仍然让他们占有极大的优势。在那里谁要想拥出了一个王来，都要说他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后人——帖木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家系到底如何，我不敢说，但他的妻子倒的确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出生在撤马尔罕附近，自称“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然后他把西察哈台汗国的地方都给打平了。但他直到自己去世前都没敢自称是察哈台汗国的苏丹。

帖木儿除了统治今天的中亚地区以外，他也攻占并抢掠了印度的德里。德里苏丹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帖木儿自己说他对真主是无限的敬奉，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奉献给真主，但是他打起仗来就不管了，不论是同宗教的还是不同宗教的，只要挡他路的一律都打。他杀起人来也非常厉害，给自己起个名号叫“真主之鞭”，是替天行道的意思。他又向西进军到叙利亚，接着又打到安那托利亚即今日的土耳其，把当时势力很强的奥斯曼突厥人的军队打败，让本来要去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不得不回来跟他周旋。打过土耳其回来之后，帖木尔岁数也大了。他说，该征服的都征服了，只有中国那边我还没去过——首先一个对象是东察哈台汗国。（明朝的时候，察哈台汗国已经自己分成东察哈台和西察哈台，东察哈台就是今天中国境内的和田、喀什、伊犁这一带；西察哈台则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帖木尔要来中国，刚好走到讹答剌，即当初成吉思汗一怒发兵西征的地方，他就去世了，所以他没有走到中国。对帖木儿想犯边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军队一定是知道的。帖木儿发源地的突厥人以前是游牧民族，但他们迁徙到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河之间（“河间区”），不久就已变为定居生活。唐朝时主要是说伊朗语的粟特胡人住的，粟特胡人主要从事农耕及经商，在丝路上赚钱；后来突厥人大量南移至那里，他们也从事农耕，不再游牧了。可他们还保持着部分游牧部落的传统，所以帖木儿就像成吉思汗一样，把征服来的大片土地分封给子孙。大儿子接了他的位，就把首都从撒马尔罕迁到今天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赫拉特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阿富汗本来就是东伊朗的一部分，说言是属于伊朗（或波斯）语系的。这些突厥人到了那里，后来在那里努力推动文化，形成了一个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而帖木儿最宠爱的受教育最多的是他的大孙子兀鲁伯。兀鲁伯是个很好的文化人、很差的政治家、极差的军事家。他受爷爷之封，在撒马尔罕为王。帖木儿的陵墓就在这里（展示图片）。很多人在没有去世之前先修陵墓，这座陵墓是1404年完工的，帖木儿1405年去世。兀鲁伯在撒马尔罕建了一座天文台，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明朝也用“回回历”，就是因为中亚的伊斯兰学者精通天文，测天象比中国还要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通不只是单向的，道路即使有一段时间中断了，交流还是很频繁的。这张绘画（展示图片）反映的是波斯的一位王子仰慕中国的一位公主，跑来求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后来《图兰多公主》的原本，我不敢确定，但好像有点那个味道。事实上，由于伊斯兰教不鼓励甚至禁止对人像的描绘——因为真主是至高无上而且无形无像的，不应有崇拜其他任何偶像的倾向，所以伊斯兰艺术里面，其他的都很发达，唯独绘画不发达。直到蒙古人西征以后，把中国的画像和工艺品带到了那边去，他们才有了波斯“细密画”的画法。

这张所画的（展示图片）是中国的者带来学历史书，交给他们的国王。这说明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还是有中国学者把书交给他们，还是画了人的——严格说来，在最正统的原教义的伊斯兰教徒那里，是不兴画这些东西的；可以看到有些画里有些人有个脸，但眼睛、鼻子、嘴巴都没有——不是被人家挖了去，而是画家刻意避免画。这个工艺品（展示图片），应该是水壶，把手是龙形，明显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它是在郑和下西洋那段时间，在今天阿富汗的赫拉特，也就是帖木儿汗国的首都制造的。

总的说来，蒙古西征，确实摧毁了很多伊斯兰文化，包括把阿巴斯王朝给灭了，把在巴格达的哈里发给废了。但是蒙古人也向西亚带入了一些中国文化。而阿拉伯人所建立的阿巴斯王朝灭亡后，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里的地位就更为上升了；特别是突厥化了的蒙古人，不只拿到了军权，也拿到了政权。但是在文化上，除了奥斯曼突厥人之外，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同化于波斯文化。所以，帖木儿王朝，由撒马尔罕迁都到赫拉特以后，形成了波斯语和突厥语并用的一种文化；而且在整个的伊斯兰文化的历史中，可以算是蒙古西征后的伊斯兰“文艺复兴”。比如有一个叫贾米的中亚波斯诗人，他是所有的波斯诗人中的集大成者——波斯有不同的诗，就像我们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波斯的诗也是分不同格式的。所有说波斯语的人都承认：贾米是所有以波斯语言创作的诗人里最好的一个。他是1410年出生，1492年去世的。还有伊斯兰文化中的瑰宝之一，细密画。这最早是从赫拉特开始的，慢慢往西传，到了伊斯法罕（插一句话，帖木儿打到伊斯法罕的时候，当地人阻挡他，所以他决定屠城，把人头骨骷髅堆成一个金字塔——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谈帖木儿而色变）。还有一个事情，一般人可能不太注意：在中亚的伊斯兰，跟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有一些不同。中亚的突厥族早期跟蒙古族一样，都是信奉萨满教，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诸如跳大神等仪式和神灵附体的概念，所以有很多突厥人的苏非教团都把那样的一种思想和仪式套用到伊斯兰的教义里面去。在帖木儿帝国的前期，就出现了一个大的苏非教团，叫“纳格什班”。这个“纳格什班”教团到现在还存在，在新疆也有这个教团。

再讲一点有趣的事。比一比郑和和帖木儿这两个人。成吉思汗西征前，当时有一个称雄于中亚及西亚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看不起他，把他派去的商队（大都是穆斯林商人）都给杀了，所以成吉思汗一怒之下就去征讨花剌子模。在他征讨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位于“河间区”的布哈拉城；布哈拉的小土王的先世曾在宋朝时到过中国避难，后来回国继续统治，一直觉得中国不错。成吉思汗去的时候，当时的统治者叫赛典赤·瞻思丁，才十岁。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的先世曾受惠于中国，中国来的人不会太坏的，投降算了。于是他们就投降了，这个赛典赤·瞻思丁后来成为成吉思汗很得力的助手，之后又辅佐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再辅佐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所以赛典赤一直帮助蒙古人中国统治。忽必烈当了大汗以后，他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很难搞，民族关系复杂，地方又远，就把已经告老退休的赛典赤·瞻思丁重新启用，派到云南，封他为那里的“平章政事”，相当于今天的省长。赛典赤·瞻思丁最后死在云南。他死后，他的儿子继任了他的职位。他的儿子已经改了汉姓，姓“马”，叫马速忽。这个马氏又传了几代，有一个孩子叫马和。马和十一岁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打到云南来。那时候他马家应该有人当元朝的官，马和的爸爸和爷爷都去过麦加朝圣，他们在当地也还是士绅人物。马和的父亲死于战事，马和自己让明朝的军队给俘虏了。但这个小孩子很聪明能干，长得又漂亮，个儿又高大。朱元璋喜欢他，后来朱棣也喜欢他，所以他就跟着朱棣。在靖难之役的时候，有一次在北平附近的郑庄战役，马和英勇机智，立了战功。明永乐皇帝登基之后不忘其功，就赐给他姓“郑”。郑和应该是赛典赤·瞻思丁第六代孙；他后来到帖木儿尔那里去，帖木儿则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两人都有中亚突厥语系穆斯林的背景，一个在那里称王，一个则已中国化并效忠于中国皇帝。我觉得这个小典故也很有意思。

现在我要跳远一点，去亚洲和欧洲及非洲之间，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的西部，还有非洲东北角与亚洲相邻的埃及。在伊斯兰社会里，从很早就有一个习俗，就是招募一些异教徒的奴隶兵（马木鲁克）担任卫戌首都的任务。奴隶兵改信伊斯兰后，就成为自由人并且慢慢利用职位的方便夺取政权成为统治者。从11世纪开始一直到15、16世纪，甚至到奥斯曼帝国的后期，始终有很多非穆斯林人当奴隶兵，兵源主要来自游牧的突厥部落，但也有斯拉夫人、高加索人等。成吉思汗西征就到过欧亚非交界的地区。后来他的孙子旭烈兀、拔都也都西征过，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唯一失利的地方就是遇到在叙利亚败于首都在开罗的马木鲁克，所以马木鲁克朝代对于保存伊斯兰文化是有功劳的。这个区域一直是商道，保证从埃及到红海一直到阿拉伯海的商道畅通。

郑和下西洋时代的北非有一个人叫伊本·白图泰，他来过中国，比马可·波罗晚一点，但他对中国的记录更为翔实准确。因为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所以欧洲人不太知道。马可·波罗的游记起初是用威尼斯的方言，口述给一位热那亚的囚犯，然后再翻译成其他欧洲语文。白图泰确实来过中国，他的书在阿拉伯世界是很受重视的。另外一个也是跟郑和差不多同时代的人，叫做伊本·喀鲁敦，他是北非突尼西亚人。当时北非的文化中心是在开罗，所以他在开罗讲学著述。根据大量的史籍，又受到当时为害甚烈的黑死病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朝代与文化兴衰循环的历史观。他认为一个文化与王朝总会因为内部的腐朽与散涣而衰弱，这时周边的文化发展较迟而凝聚力却较强的民族就会兴起并取而代之。他的这个说法影响了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根据文化兴衰的观点，在20世纪中期预言21世纪应该是亚洲人的世纪。

现在要讲一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虽然我们跟他们的交往很少，但必须要讲一句。因为如果不讲的话我们就缺了一块——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下面比较少受重视的一块。

在撒哈拉沙漠南部有一个桑海王国。有一个城市，在今天的马里，叫廷巴克图。这个地方从10世纪起一直不但是商业中心，也是伊斯兰文化中心，甚至是伊斯兰一个教法学派的中心。在14、15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多伊斯兰的学者到廷巴克图去。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穆斯林呢？当然是由于北非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他们不畏艰险，穿过撒哈拉沙漠，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从事贸易，传教并了建立了城市。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果。在中非、西非一带。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强，说班图语，以象牙、黄金、皮革等从事贸易，也贩卖奴隶。贩卖奴隶这种行为倒真不是从哥伦布之后才有的。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始终有少量的奴隶是非洲黑奴。阿拉伯的宫廷、欧洲的宫廷一向都有黑奴，这种贩卖是一直有的。刚果人也从事这个工作。但是葡萄牙人到了那里以后，他们逐渐被葡萄牙人改变为信仰基督（天主）教，而奴隶贩卖则大为增加。

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应该是9到11世纪。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在12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曾说：创制之门已闭，就是说新的思潮、对《古兰经》的新的理解，都已经不需要了，我们的智慧已经完满了。所以从那以后伊斯兰教就走上了一条比较保守的道路，因此它的社会发展也就开始变得较缓慢。而伊斯兰教的创始民族，也是最早的、比较有锐气的、第七第八世纪的阿拉伯民族，到这时已经处于比较衰老的状态；反而先是波斯人，后是突厥人为他们撑起了伊斯兰文化。在蒙古西征之后，突厥民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力量；这包括控制北非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鲁克王朝，统治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和前面说到的奥斯曼帝国，后来又有统治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这些统治者都是突厥民族，只不过有的已转用阿拉伯文，有的转用波斯文。一直到20世纪初期，保持着突厥语文的奥斯曼帝国还是相当强大。而刚才讲过，帖木儿帝国，在它的一百多年里，替波斯这一特别的伊斯兰文化创造了一次复兴。然后就是刚才讲过的，伊斯兰教以一种和平的方式，通过商人和苏非教师的逐渐传播，传遍了东南亚。所以说，在14、15世纪，伊斯兰教有脆弱的一面、腐朽的一面，也有强劲和扩张的一面。

现在我们要到欧洲基督教世界那边去。先说拜占庭帝国。其实到了14世纪，拜占庭帝国只剩下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些地方了，所以它必须要向西欧的拉丁教会求援。拉丁教会属下的各地一方面为了帮助拜占庭，一方面也为了做生意，在拜占庭领域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譬如威尼斯、热内亚都在拜占庭有殖民地。大家知道，拜占庭是古时候的名字，我们叫它拜占庭帝国，它自己叫“罗马帝国”。它认为罗马帝国首都已经东迁，真正的罗马帝国就是我。但它的罗马帝国不用拉丁文，而用希腊文。拜占庭是双轨制，有掌政权的皇帝，有掌教权的牧首（大主教）。皇帝觉得我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当然我们应该跟意大利那边的人合作。那么罗马的拉丁教会与希腊的东正教会不如统一就算了（在1095年，基督教的两方势力，即希腊东正教和罗马拉丁教会互相开除教籍，从此分裂）。可是拜占庭那些教士们，觉得我才是正统的——那个教会的西文叫“Orthodox”，在希腊语里面，或者今天的英语里意思就是“正统的”——我怎么能跟罗马那些不正统的人平起平坐呢！所以两边就没有合并。到最后，奥斯曼人快要攻入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皇帝要战，那些教士说不要战。因为从以前的纪录，当伊斯兰的军队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都是宽容的，只令其交人头税，可以遵循自己的教规，过自己的日子；由自己的教士、“牧首”来“牧自己羊”，即管理自己的社区。所以皇帝想战，而主教说不要战；可以想见，奥斯曼的军队一到，很快就把他们打败了。这是拜占庭帝国。它的衰势已经持续了两百年左右，要不是帖木儿无意间救了它一下，它在1402年恐怕就垮了；但是现在到1453年，才让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首都，皇帝战死，大主教投降。再插一句闲话：攻占君士坦丁堡还真不容易，因为它有很厚很厚的城墙，有几米厚。还要说一句，奥斯曼帝国早先已征服了塞尔维亚，所以信仰基督教的附属国，塞尔维亚军队从西边攻，奥斯曼自己的军队则从东边攻。这时正好有个匈牙利工程师会造炮，他本来想把他的大炮卖给拜占庭，但基督教人嫌贵，他就把大炮卖给了奥斯曼的苏丹。于是这些炮就天天轰，终于把厚厚的城墙给轰出一个口子来，奥斯曼军队就从这个口攻了进去，结束了近千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俄罗斯。由于拜占庭帝国本来是整个东正教地区（东欧）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俄罗斯在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就有一位希腊教士把希腊字母改了几个造成了一套俄罗斯文字母。俄罗斯本来一向是唯希腊的马首是瞻，从文化上、制度上都跟希腊很像。由于奥斯曼人把拜占庭逼得不行，后来又打败了，这就给俄罗斯人一个出头的机会。俄罗斯13世纪以后本来也是在蒙古人的金帐汗国统治之下。这些汗国基本上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了，一部人住在黑海的边上——到今天还有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黑海边居住。俄罗斯的瓦西利二世就在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强大起来，他的统治时间跟郑和下西洋恰好同时。等到他的下一代，伊凡大帝，就正式建立了俄罗斯的东正教以及成为俄罗斯的沙皇——其实从“沙皇”这个名号可见他认为他继承了罗马皇帝，因为“沙皇（Czar）”就是“恺撒（Caezar）”的转音。无论伊凡大帝如何宣称俄罗斯是正统而独立的，它的艺术那时还是没有脱离拜占庭的轨迹。这里是一张表现“三位一体”的绘画（见143页图）。总体而言，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欧和西欧的裂痕还是很深的。拜占庭就要寿终正寝了，在拜占庭帝国里面，由于贸易的关系，威尼斯、热内亚等拉丁城邦有殖民据点，巴尔干半岛已经被奥斯曼突厥人（土耳其人）控制。而当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以后，俄罗斯却趁势而兴。

现在我们讲意大利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意大利都比较熟悉，我不必多讲了。意大利这时北方名义上是由教皇任命的日耳曼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但从来是有名无实；意大利半岛上有很多城邦兴起，这些城邦有佛罗伦萨、威尼斯、热内亚，还有米兰等等。就拿佛罗伦萨来讲，像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这些人都是佛罗伦萨人，薄伽丘也是佛罗伦萨人。佛罗伦萨人做羊毛生意，会纺织，渐渐又开始贷款，变成经营商业银行。慢慢的，他们就不太听教廷的了，也不听贵族的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方式。米兰则以自己为中心，与其他城邦组成政治联盟。威尼斯大家也知道，没有真正的王子，谁做生意做得好谁就是王子，所以有“商人王子”（Merchant Prince）这种说法。他们的船队遍航各地，搜集商业情报，所以在意大利这一个地方就三种不同的形式。而文艺复兴的萌芽就在这个形势下开始了。开始提高人权，降低神权；开始提倡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文艺复兴最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不在于谁画了什么画，谁写了什么诗——这个我就不多讲了。这就是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展示图片），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的绘画，这张画是在一个教堂的祭台上面的，画的是一个天使告诉玛丽亚：你要怀孕了，你将来生的小孩是天主派来拯救人类的。

下面一张图片的故事是说，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三个东方来的智者，带了乳香等礼品献给小耶稣，叫做“三王来朝”，应该是耶稣出生第十二天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在耶稣诞生的第十二天要送礼物啊，等等。而今天的东正教仍然以“三王来朝”，即12月25日之后的第十二天，1月6日为圣诞节，因为三王来朝是在耶稣降生后第十二天发生的。这一张是体现“三位一体”的艺术（右图），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绘画已经有了透视感，在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往往没有透视感，没有生命力。如果从绘画来看历史的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意大利真是具有准备腾飞的那种气势。

画中人穿的是当时欧洲人的衣服；画家把时间轴向后移了一千四百多年。包括房子，耶稣那时哪有人住这么好的楼？画家是按照自己当时的环境作画。这是当时的一个教堂（右上图），在佛罗伦萨附近。天主教会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为时几十年的分裂。当时除了在罗马之外，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也有一个教皇，两边各不承认对方；后来双方在比萨开了一个会议，结果比萨（的主教）说：那我也是教皇，结果由两个变成三个。如果大家熟悉20世纪天主教历史的话就会知道，1960年左右，米兰的枢机主教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当选了教宗。他取名为“约翰二十三世”。为什么这么命名？就是因为在阿维农的一个教皇也叫约翰二十三世，而在罗马的最后一个以约翰为名的教皇则是约翰二十二世。为了证明阿维农是不正统的，就在六百年后通过取名来体现，继承了罗马的“约翰二十二世”，而把阿维农的那个也叫约翰二十三世的“伪教皇”给排除了。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德意志地区，离世界文化中心比较远一点，也比较不发达。大家知道，要有铁犁才能深耕，而德意志地区直到11世纪才有铁犁，所以他们的农业不发达，庄园也不像英国、法国、意大利那样可以自给自足，经济不那么兴旺。可是到了15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地方联盟出现了。有个大致类似于各地行会的联盟组织叫“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就是一个地域性的用于协调的政治组织，它早已超过部落同盟，但既不是王权的表现，也不是真正的贵族统治，而是由小小的城邦里的城镇市民为共同处理一些事务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的发展虽然较慢，而对整个近代欧洲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却是德意志莱茵河地区的的人，即谷登堡。他不知是哪里来的灵感，或者从哪里听到的，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自从有了活字版印刷，那些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就兴旺了——共只有二十几个字母，有了活字版印刷，这二十几个字母排印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中国的毕昇发明活字版印刷比他早了四百多年，但是毕昇的活字版是用于方块的汉字，汉字有一两万个，常用的都好几千个，所以活字模就要好几千上万个，排版的时候要一个个挑字、组合起来，还是很慢的。不要多久活字版印刷在欧洲就起了作用，文化开始兴盛，教育也普及起来了。但是因为欧洲各地的语言很不同——虽然拉丁文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和学术语言，但家里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活字版印刷一方面让教育发达、文化普及，另一方面使从前用拉丁文统一起来的欧洲各民族各自为主，成了今天民族国家的滥觞。

活字版印刷的发明，恰好给欧洲人的各种方言写作带来了很多方便，也使他们变成今天的三十几个国家。用活字版印了大量的《圣经》，也为日后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革命奠下了基础。要是没有活字版，还是由修道院里面的僧侣抄拉丁文的话，也许天主教仍是基督教世界的主导力量，而今天欧盟或许会好办一点。

再讲北欧和西欧：我想讲三个北欧的国家。它们是“天高皇帝远”。通过一系列的联姻，在14世纪的时候，丹麦、挪威和瑞典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联盟（当然后来又分裂了，丹麦人统治过瑞典，瑞典人又统治过挪威，但那是后话）。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国家，通过联姻合而为一。这是北欧当时的绘画（见146页右下图），你们看它的立体感已很明显。

欧洲西北部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三个国家，还有一个地方不太为人所重视。这个地名今天已经不用了，就是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的北部，那时叫佛兰德斯。他们做羊毛生意，从英国买羊毛，织成服装再卖给英国和欧陆其他地方。但他们在政治上却从属于法国的国王。所以佛兰德斯是在英法两大国家的夹缝中赚钱。赚了钱之后，一些中产阶级渐渐就兴旺起来，由于他们离教皇远，虚荣一点的富人就请人画画，不画宗教故事而是画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地方是欧洲最早有私人画师的地方。这头一幅画讲两个故事（右图），左边这个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右边是末日审判。

而下面一幅画则是描绘一个民间的、跟宗教毫无关系的一个家庭，这里边还有一条小狗，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小狗的毛什么的都画得很像——可见那时的写实已经不错了。这是1434年的作品，是欧洲美术史上的一张名画。

西欧的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当然是英国和法国。英国和法国这个时候正在进行“百年战争”。叫作“百年战争”，其实不是连续地一直打了一百年，而是断断续续地打了一百年。直接的起因是法国王室的继承权，实质的一个因素是法国西南部一大片领土。由于继承的关系这片包括今天盛产葡萄酒的法国西南地区是由英王所领有的。法国王室觉得这怎么能是你的？在这百年战争中间，当然最出名的是圣女贞德的故事，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打出了“民族国家”的雏形。最早的英国王室就是从法国诺曼底去的，统治者跟英国的老百姓并没有亲情。但是英国跟法国打了一百年，王室自然会跟老百姓有了些认同，就犹如当初蒙古的贵族在伊儿汗国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说波斯话和改信伊斯兰教一样。诺曼第大公是1066年在英国登陆、占领英国的，王室一直说法语，一直到百年战争才改说英语。法国也是在14世纪，为了抗击英国人，王家才讲：我们是法国人，他们是英国人。民族主义就这样兴起了。而过去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交通不够方便，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大贵族与小贵族是藩属关系——藩属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皇帝下面有许多公爵，公爵下面又有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这些贵族有时候跟这个结盟，有时候又臣服于那个。——当时并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室，因为中央集权的王室不可能有足够的通讯、行政、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实行有效统治。一直到这个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力量以及社会的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两国的王室都是在百年战争中第一次有了国王的内阁。过去国王是没有“内阁”的，都是各地的人自己管自己。而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从秦始皇以后，始终有一个中央的皇权，始终有“大学士”、“大司马”、宰相、尚书等等，以及“吏户礼兵刑工”这些中央“内阁”——英国、法国直到14、15世纪才有这些，所谓“民族的，或说国家的君主制度”才确立起来。所以英法战争打出的结果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把欧洲之后的发展定性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在日后殖民地的占领以及殖民地的争夺之间都是用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基本形式去进行斗争的。等到20世纪中叶非殖民化之后，全世界的国家都用民族国家的形式去套——所以非洲那些前殖民地，欧洲人去殖民之前本来没有经历过“民族国家”的形式，而欧洲人临走时都给划上了一条国界，把许多民族与部落都给划在国界的两边，以致到今天还争战不休，甚至时常有灭族战争。这都是因为我们现代社会的国际秩序，是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套的。这当然是后话，也是题外话。

在法国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庇利牛斯山的南边，大家知道有七八百年是由北非过去的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占领的。他们都是穆斯林，并且经历过好几个不同的朝代。他们当时建立了欧洲最兴旺的文化中心，允许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和他们一起工作。12、13世纪时，比如在欧洲历史上很有名的Averroes（Ibn Rushd）就是一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把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又有人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使当时拉丁会的教士认识到古希腊的哲学。他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到中世纪天主教重要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但是到了15世纪的末期，基督教徒已经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慢慢把穆斯林的几个小国推到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南一偶。而其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奈斯尔王朝。奈斯尔王朝在最不济的时候还为人类作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建了一座非常华丽的、带有穆斯林文化风格的宫堡，就是“红宫”，有人翻译成“阿尔汉布拉宫”。当时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西边是葡萄牙，中间叫卡斯蒂勒，东北一点的叫阿勒贡。阿勒贡就是今天巴塞罗那那一带的地方，他们本来说的不是现在的西班牙语，而是卡塔兰语。葡萄牙人在最西边，觉得地中海贸易这么好，你们总把我挡住，让我们没法去地中海贸易；因此葡萄牙人总想绕道进行贸易，于是利用阿拉伯人已经有的航海知识——包括航海地图——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往南走，想找一找有什么新的路。这就是他们的动机：因为他们要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去分一杯羹，其他人不让他们去。中间的卡斯蒂勒和阿勒贡，也很巧。卡斯蒂勒有一位很漂亮的女皇，也很有野心，叫伊萨贝拉；阿勒贡有一位很英俊也很有野心的男国王，叫费迪南。这两个人结了婚，两个国家就统一了—— 变成了西班牙。这时，有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跟他们说：我想去中国；地球是圆的，我一直往西走，不用通过奥斯曼帝国，不用跟穆斯林打交道就能找到中国，跟中国贸易。当时费迪南和伊萨贝拉要跟穆斯林打仗，钱也不够，就跟一些商人借了钱，给哥伦布装备了三条船。之后的事不用我多讲大家也都知道了。

葡萄牙我刚才讲了，在赶走了北非的穆斯林之后，把他们的东西继承了下来，就开始朝着非洲南边去。前几年，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一位葡萄牙作家的，他的书写的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到过里斯本。无论如何，在阿维斯王朝的时候，葡萄牙招来很多很多好的地理学家、航海家，买了很多航海图，一点一点沿着西非的海岸线向非洲的南部走去。正是郑和下西洋的第六次、第七次，到达非洲的东岸，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附近的时候，葡萄牙人到了今天非洲西岸的博哈多尔角。葡萄牙人不知道有个郑和在那里“下西洋”，当然郑和更无从知道葡萄牙人也在那里“下西洋”。他们东西交相辉映而不自知。

总结起来，欧洲，不论是西欧还是东欧，王权逐渐超过了神权，民族国家的力量开始上升。就算是相对较落后一点的，德国那些地方也有了城邦议会，城市居民从贵族手里逐渐取得了政治上的支配权。庄园经济逐渐让位于商品经济。还有一件事情，我在北京大学不能不提一下，那就是现代意义的大学开始兴盛——当然我们中国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是很早的。但是现代意义的大学，毕竟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兴盛的。所以我们中国今天承认：欧洲大学的历史比我们的长。我1998年去参加了巴黎索尔邦大学的八百年校庆，同年我也参加了北大的百年校庆——他们比我们早了七百年。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早了七百年，而是他们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较早。像我刚才讲的：皇帝作为一个国家专制权力的象征，中国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而欧洲直到14、15世纪才有。还有，由于去东方贸易受到奥斯曼人等因素的阻碍，给了西欧的人一个动机和动力去寻求新航路，而郑和完全没有这个动力。郑和的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物产非常丰富，北边纬度很高南边纬度又很低，都是大明的天下，所以完全没有动力要绕过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做生意。中国人到国外称王称霸还要把人捉拿回国法办。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就大大的不同。

最后，我必须要讲一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大航海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美洲。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没有去之前，在墨西哥的最南部以及中美洲，也有一个不是很发达但也不错的文化，叫阿兹特克文化；在南美洲，秘鲁、智利一带，也有一个文化——印加文化，国土很大，人很多，交通也相当发达。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两个文化都没有文字。大概是因为中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隔实在太远了，文字这个概念没有传到他们那里去。由于这两个土生的文化没有文字，所以没有留下很多记录。——可是不论他们有没有记录，哥伦布、阿美利加、麦哲伦以及后来其他的人，到了美洲，征服了他们。在此之后，这两个文化就在欧洲文化的侵袭下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世界也拉起了帷幕。

我的报告——一点也不简短，但是内容却很粗略——到此也就结束了。谢谢各位！

（2005年9月20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十一辑）

[1] 泰米尔猛虎组织于2009年5月被斯里兰卡政府消灭。——责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