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物研究
张辛
［演讲者小传］
张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1982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199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术专长为：商周考古、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文物研究与鉴定、书画理论与鉴定。代表论著有：《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礼与礼器：古代礼器研究札记之一》（《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说“左史”、“右史”》（《文献》第20辑，1984年）。
今天的教室显然有点“浪费”（笑），但我还是习惯于听众少而精的讲座，因为我们考古系的学生本来就很少，而今天的人数已经超出了考古系的人数。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如果今天我与法学家、经济学家一块来，情况恐怕就不同了。我也有幸与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一起做讲座。经济学家现在是主角，他们主要是讲如何操纵钱，讲资本运作。那我讲什么呢？我讲如何操纵人，操纵人的思想，当然这不准确，准确地说，我主要讲文化，讲人文，讲如何提高人的素质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有所反思。经济这个庞然大物的无情运作，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扼杀，这是必然的。所以当今世界上出现一个普遍性思想潮流，就是回归传统。有识之士都在呼唤传统。比方说，美国国会前年通过一个法律，把《圣经》正式列入中小学生的教科书。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这样做？这是在宣扬虚幻、迷信吗？不是。它实际上是在宣扬善，（宗教本身就是善的，道德的）在强调人文，强调传统。若干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对中国文化，对儒家，尤其对道家思想的关注，也是同一性质的问题。现在经济界的有识之士，在强调公平与法律原则的同时，特别注重道德秩序的建设，也是一样。因为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和资本运行，对人性的泯灭或摧残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日益严重。上述的一些现象实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一种有必要、有价值的反思。回归传统，实质上就是呼唤人性，呼唤人文，呼唤道德。
那么什么是传统？一言以蔽之，即古来之道，就是我们的祖先带领我们走过来的道路。此道由何而来，途径何处？虽然已被时间磨灭，但却是本然之存在。故古人说：“虚而无形谓之道”。于是便产生多种说法，儒家、《易经》说“形而上者识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家直接说道是宇宙之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于是“道”在后来便抽象、升华为规律、法则之谓。所以先哲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探讨此“道”。其原因很简单，道是人类社会之由来。传统是社会发展之基础。孔子说“述而不作”正是由此引发，正是孔子历史反思的结果。今天重温孔子这句话，当有其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
“述而不作”，意义很简明，述者，阐述，引述；作者，创作，发明。古来一无歧义，但这里的关键是述什么？孔子思想也明确和一贯，即述古，所谓古，在孔夫子这里，就是先王之礼，先王之制，先王之器。此古难道不伟大，不高明？只有令人景之仰之，无可再造，不可复为。可以试想，《易》《书》《诗》等古代圣典，后人能作吗？仰韶彩陶、龙山黑陶、三代玉器、青铜器，后人能作吗？又谁敢放言，他写字超过钟、张、二王，他做诗超过李白、杜甫？谁如此发言，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而谁要硬作，那只能如荀子所讲：“人为之为伪”，只能是赝品。要知，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产物，这是一条不争的历史规律。可见孔子所言，意义深刻，绝不是什么保守，这里彰显的只是对传统的重视。因此，对于传统，对于古文化、古文物我们只能去关照、理解、研究，去发掘信息，吸取营养，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而来不得半点历史虚无主义和狂妄自大。我们只有识古述古，融会贯通，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有所发明创造。没有述就不会有作，述是基础，述而后作才行，有了述，作才有本有源，作才顺理成章，才能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也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现在有的人过于强调创新，这实际上与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是背离的，我们北大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述而不作”，我们现在缺乏的并不是创新意识，而恰恰是“述”。起码人文学科是这样。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创新，那结果必是为创新而创新，势必贻害无穷。
我本人也搞点艺术，有人说我是诗人，说我是“学者型书法家”。诗文书画是中国典型的艺术，都很强调传统。我经常对人讲：如果你写诗、作字与古人一样，那难不难呢？的确非常之难。但如果与古人不一样，那岂不太容易了吗！在座的诸位如果从未拿过毛笔，那写出字来，肯定与王羲之不一样。难道这是创新吗？（笑）。
因此，述的作用实际非常重要。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则更重要。现在素质教育越来越被强调，为什么呢？这与长期以来西式教育的引进有关，这就是学科越分越细，什么东西都专业化。这对于理科、对于社会科学是可以的，但对人文科学都是弊大于利。我们知道，北大历史上有许多名教授，都是大师、大家，无一不是高素质的，如严复、蔡元培，再如冯友兰、朱光潜、王力，甚至经济学家陈岱孙，自然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乃至王竹溪等都能写一笔好字，写一手漂亮的诗文。总之，素质是为人、为学的基础。因为一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所以他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的、联系的。现代教育把它们硬性割开，而且越割越细，越分越专，于是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就势必造成一个现象：作家、专家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少，离大师越来越远。我们北大这样的以文史哲为重心、为优势的最高学府也难能例外。因此我们今天讲素质，就是要首先提供和重视“述”，就是要重积累。对于我们在座的新生来说，就是要耐住性子多读书，没有十年的硬工夫是不能开口、不能为文的。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躐等取巧。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提高素质，如何述呢？也就是说如何来认识传统？来体悟“道”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务虚，一个是务实。所谓务虚，就是形上考察，就是从理论上来认识和考察中国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所谓务实，则是具象考察，也就是考察“器”，器物的器。《易·系辞》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实际又是密切关联的，形下之器必是形上之道的产物，形上之道呢？又必然通过形下之器反映或体现出来。明确地讲，这里的器就是古代文物。古代文物不用说必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品，因此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进一步讲，古代文物是传统的写照，是祖先人文智慧的结晶。因此了解和认识古代文物对于认识传统，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讲“格物致知”，实际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好，言归正传，下面我们从形上到形下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
第二，中国古人典型的生活方式——礼乐生活；
第三，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色——器以藏礼；
第四，礼器是古代文物的最主要或核心构成；
最后，我们将简单谈谈文物鉴定和收藏。
《老子》说：“大象无形”。中国文化如此悠久，如此博大精深，要认识和把握简直无从下手。怎么办？我以为只有抓根本，找核心。关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从上个世纪之初，先哲们就开始了探讨，这当然是由国门打开、西方文化流入而引发的。如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等。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是“精神文化”；薛福成认为中国文化是“道的文化”；李大钊认为是“静的文化”；北大讲师梁漱溟认为是“伦理本位文化”；蔡元培认为是“尚中庸”的文化；陈独秀也认为是“伦理（家族本位）文化”。钱穆则认为是“孝的文化”，后来又说中国文化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概括之；后又还有人认为是形上文化、德性文化等等，无疑都是中肯的。
我以为这里不管是静，是道，是形而上，实际可以概括为中庸，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
中庸之道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中被批得体无完肤，那是政治家的行为。其实中庸是一种很高深的理论概念，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最高和核心的道德观念，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礼记·中庸》讲：“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谓德矣，甚至矣乎！民鲜久矣！”准确地说，中庸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核心内容和特质的理论的总结。
中庸包括两个涵义：一是中，一是庸。中是最适宜之谓，也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三个恰当：恰当的限度、恰当的地位、恰当的时间。庸呢？规律也，常也，常然之理，不易之则。如二程说庸是“天下之定理”。此常是代代相传。亘古不变的，谁如果不这样，那就是一个词：失常。所以中庸被先哲视为上天宇宙和社会运行的大定律。又由此成为人们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的基本准则。
先哲认为，中庸的最高典范。或者说最高明而中庸的只有两个：一是大自然，一是祖先圣人。这千真万确，你看宇宙大自然，一切都是那么协调：日月星辰井然有序，万物生生不息，何其玄妙，何其高明，古人称之为“太和”。因此中国人对大自然持一种亲和态度，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法自然，师造化。
我们祖先多么神圣、英明，他们为我们选择了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中国；最适宜的生产方式——农业；最适应的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我们的人种也是最适宜、最理想的——黄种人。不是吗？西方流传着一个很古老的传说，上帝当年造人，用泥巴捏出第一个人，放进炉子里烧，结果烧生了，拿出来，白人。捏第二个，放进去烧煳了，拿出来，黑人。第三个火候恰到好处，黄种人。（笑）因此中国人最重伦理，最讲孝道。中国艺术也最重传统、重师承。
那么中庸的基本状态，或者说最高表现形态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秩序与和谐。上天和人类社会都一样。宗白华说：“宇宙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秩序与和谐是宇宙运行的基本准则和标准形态。
印度诗哲泰戈尔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他们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在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
这里的美丽精神、事物旋律的秘密就是秩序与和谐。而秩序就是礼的精神，和谐就是乐的精神。朱光潜讲：一个理想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宗白华讲：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和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后根据，则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体之序已如上述。社会秩序是什么呢？就是五伦定位，就是古代所谓五常，父子、夫妇、君臣、上下、朋友，诸如此类。人们只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社会才有条不紊。否则，社会就乱了套，就是动乱，就是“文革”，就是战争。天体如果不合，那必然是星球大战，那还了得。人如果身心不和，那就是阴阳失衡，那就是疾病。
罗素说，人类的冲突有三种，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人自身的冲突。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文化：重物的文化、重神的文化和重人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就是重人的文化，就是讲秩序，讲和谐，与天和，与人和，身心相和的礼乐文化。
以上谈的是中国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文物是古代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用具，因此了解和认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的不同，穷其根源是生存环境的不同，影响了它的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这句话大体不错，但似乎忽略了生产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我们的祖先基于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选择了农业这一生产方式。正如钱先生所说，农业文明是自给的内足文明，不假外求。确实，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均由大自然安排好了，靠天吃饭嘛。当然，这些条件未必是最好的，但非常合适。自然条件太好的话，人类也就不可能诞生，类人猿会永远生活在树上，永远不会跳到地上来。自然条件太好，文明也不会出现，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生息于一个最适应的地方——北温带，正是恶劣与优越的连结地带，黑格尔说是“广阔的胸膛”。
在温暖的胸膛里生活，当然是安定的，保守的，和平的，静的，身心合一的。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很强的流动性、进取心、征服欲、工具感迥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人由来亲和大自然，与大自然交朋友是有内在根据的。
农业需要定居，农业必须与自然规律相和，春种、夏长、秋收、冬茂，不能违背四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此形成特有的耐性，形成规律化、有序的生活。这就是古人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于是，“中国古代哲人以一种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由此使自己生活在一种音乐的节奏中，过着心灵化的生活，从容不迫地感到生活内容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宗白华语）。循天道，尚人文，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使自己生活在礼乐之中。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正是其典型写照。物我一体，内外相和，忧乐圆融，身心合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适可而止。并不刻意追求物质和满足，而是追求心灵和愉悦、精神的满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典型的生活方式——礼乐生活。
我最近写了两篇论文，一是《礼与礼器》，一是《由大一、混沌说礼》。礼是什么？礼就是秩序，就是关系定位。而首先是天人关系的定位。而天人关系定位的基础则是天人相分，只有天人相分，才有人应对天持什么态度问题的提出，于是才有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于是中国文化才成为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原始的、朴素的，而是抽象、升华的自觉观念，有些西方思想贬低天人合一，实际是不懂天人合一。
钱穆先生在他96岁时写了一篇所谓“千字大文章”，题目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坚持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是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是关于人人关系的定位，上面已讲到。人伦定位的基础当然是人人相分，也就是与他性分、与他人分和与群体分。最基础的是男女之分，最关键的则是父子之分。“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也因此才能告别蒙昧，实现三代文明。因此我们讲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礼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
下面，我们谈第三个问题，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色。
中国古人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既然是礼乐化生活，古代文物既为古代生活的用具，那么文物便不可能不打上礼乐文化的深刻烙印。这就是古人所谓“器以藏礼”。我认为“器以藏礼”就是中国古代文物最基本的特色。也就是说，古代文物无不体现出一种礼的精神和乐的精神。
那么如何理解呢？我认为还得从根本处着眼，从古代文物所赖以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入手。
文物作为古代的生活实用品，其首先要求的必然是适用，适其所用，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观念中庸思想基本要求。这里绝不首先求美求奇，求最好、最豪华，而只能是适宜、适中，也就是善。在适宜的基础上，才尽可能有最佳的造型，才追求美，才最终达到文质相得，内外相合，真善相融，内在美和形式美的统一。比如中国传统建筑，无论庑殿顶、歇山顶，都由斗拱托出一个很大的屋檐，干什么用呢？其主要是或首先是为了保护墙体，因为中国建筑的特点是土木建筑。在此基础上才求美观、气派等，于是又把屋檐卷起来，这样既能保护墙体，又能美观，又保证了采光。其实中国古代许多文化产品都具有这种特点。最根本和最后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的特有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统贯天人的整体性或综合性思维，而不是西方的那种分析性突出的思维。这种综合性思维把天人联系起来做整体考察，她不仅回答世界怎么样或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回答世界应该怎样。“怎么样”属于事实认识，“应该怎么样”就属于价值判断，很明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更重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她主要考虑的不是真不真，而是善不善，也就是适宜不适宜。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确属于一种德性文化，而与西方的科学性文化大异其趣。西方认识世界，把世界大卸八块，分解成104部分或元素，而且把每种元素再分解为质子、量子、电子、原子核等等，太累了不是？中国人不这样干，中国人是以礼相待，合理取予，不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亲和、理解、调适。首先考虑对我们是否有用，适宜不适宜。也就是善与不善。因为我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外在需求，而更主要的是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所以一些学者把此称作“内在超越”或“德性实践”。这就是综合性思维，说到底还是中庸。
因此，正如宗白华先生早就指出的：我们的祖先，以一种“和平的音乐的心境”，把秩序与和谐，把礼的精神和乐的精神全面贯彻于日常生活，并进而装饰到日用器皿，“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使生活上最实用、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的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进入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节奏、大和谐”。
于是中国玉器、丝帛、青铜器、漆器、碑刻、印章、瓷器，以至书画等独具特色的艺术便应运而生。
于是，我们古代的许多日常用具，也就是古代文物便不仅仅是人们役使的工具，而是可以与之交流对话，与之情思往还的灵物，它凝聚了人的真情实感的智慧。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义和优美的造型。使之成为一种天地境界的象征，一种社会精神人格上的美的象征。由此“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宇宙生命的表征”。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下一个结论，即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色是“器以藏礼”。
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进一步展开论述。下面我们转入下一个话题，即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核心构成。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古代文物林林总总、门类庞杂。如何认识，如何研究呢？或者说从何入手呢？我以为首要的或基本途径还是要抓根本，找核心。也就是要首先把握它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核心构成。
那么这种核心构成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别的，只能是礼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中国古人典型的生活方式是礼乐化生活，甚至又常有人说中国是礼仪之邦。
礼器是什么？简而言之，礼器就是行礼之器。通俗一点，就是礼物、礼品。如果给它一个理论定义，那就是：礼器是礼活动——中国古典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高尚的活动中所使用的特定器物。也就是向上天和祖先敬献的特定的礼物及其敬献时所使用或配备的特定器具。
为什么如此定义？那必须首先搞清礼是什么？上面我们谈到礼是调节天人关系，特别是人人关系的基本规范或准则。那她是如何产生？她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古人行礼对象和行礼方式又是什么呢？我在《礼与礼器》一文中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有必要作以大致的了解。
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行为，什么行为？事神行为。为什么要事神？致福，要求得超社会的力量——神的福佑。可见礼是由事神而来。
许慎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上面讲过，中国文明是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同时这也是我们祖先所做的自然而高明的选择，于是人们必然要力求交好上天大自然，必然要回报祖先之恩泽。如可交好？如何回报？空口无凭，必须有所表示，必须要有礼物，要有一定的词令、动作等。而这种表示必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和行为，必须具有某种特定性。于是礼行为便发生了，礼的本义或特质就是报。当然最初的事神行为往往是偶发的、无序的，甚至是盲目的。久而久之才逐步明确、规范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规矩或程式。而一旦中国历史或思想史上一个大的事件——绝地天通发生了，礼于是便正式形成了。所谓“绝地天通”，就是《国语·楚语》所记载的颛顼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无相侵渎”，禁止民神自由往来。而交通天神的权力被“大人”、被统治者所垄断。这就意味着此前巫觋之流无序的、盲目的、随意的事神行为被人为地（政治地）规范化，而最终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故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
那么三代君王是如何规范沟通天人的事神行为呢？也就是说礼最后基本构成是什么呢？今天只讲结论。礼的构成基本分两种：一是国家制度意义的礼，二是社会交际意义的。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前者。而前者主要是“吉、凶、宾、军、嘉”五礼，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吉礼。吉礼主要为两大系统，其一即天道系统，其二为祖先人道系统。
两大系统的行礼方式和所使用的礼器有所不同。天道系统之礼主要以燎祭为主，还包括埋、沉等，可概称郊、社；人道宗庙系统之礼则主要以裸和馈献为主，包括四时祭等，可概称禘。
天道系统之礼所使用的礼器主要是玉器，还有丝帛等；人道系统所用礼器则主要是酒醴、牺牲和黍稷。
玉器是最早和最重要的礼器，也就是说它是最早被用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这是我们祖先的一种非常高明和非常宜的选择。中国人尚玉，中华民族成为尚玉的民族，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祖先历史地选择玉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礼器呢？根本的原因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在于玉石的特殊的物理性质：内坚外柔，清明温润，纹理美丽，声音悠扬。总之古人视玉为山川之精，是大自然的钟灵造化。二是在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石崇拜”。因为石器是人类最早制造的劳动工具，是史前社会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它主宰了人类社会99％以上的历史。于是人们将其中最温润、最美丽、最圣洁的玉精选出来，作为向天神敬献的礼物无疑是最为理想，最为适宜的，这是古人“石崇拜”的直接升华。
牺牲和黍稷均为人生存必需品，因此被用来作为向祖先祭献的礼品。但作为祭品是有特殊规定的。对于牺牲主要是：（1）毛色纯正，肢体完具；（2）“毋用牝”，甲骨文中所载祭礼用牛常写作“ ”（牡）便是证明；（3）用犊，齿高不用。对于黍稷基本标准有二：（1）洁，（2）必为原粮、粗粮，但不用稻，稻子是不能下咽的，司马迁以“饭稻羹鱼”比喻南方之不开化，很有道理，值得思考。也不用粱，粱是精米。
祭祀宗庙祖先为什么选用酒醴呢？这与蝉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蝉在古人眼里近乎神虫，红山、良渚、石家河及殷墟均发现玉质蝉造像，青铜器上也有蝉纹。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1）蝉“饮而不食”。饮什么呢？饮清露，此清露即酒，《礼记》说酒是“天降膏露，地出醴泉”；（2）蝉有特殊的生命史：蜕皮、羽化、登天。这就涉及中国人的终极生命关怀问题，中国人不是从彼岸世界寻求解脱，而是在现实世界学做圣贤，死后像蝉一样，羽化升天，浮称游于尘埃之上，继续关注社会，关注其后代。酒醴功用主要是：（1）裸享，降神；（2）由尸代表祖先饮用；（3）参祭者饮用。参祭先人饮用的目的主要是要达到一种迷离、混沌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与祖先交流。
以上玉器、酒醴、牺牲、黍稷是向上天和祖先祭献并试图使之接受的主礼器。在行礼时还需要特定的礼服，古籍上叫“郊庙之服”或“禋洁之服”。既为礼服必用圣洁的原料，什么原料，非丝帛莫属。因为丝是蚕吐的，既洁白又轻柔。蚕丝是大自然的造化，蚕是中国人最早饲养的神虫。新石器时代就有蚕造像，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省于蚕”、“蚕示三牛”的记载，甚至“以蚕神与上甲微（商祖先）并祭”。可见被崇拜的程度。原因何在？其一就是蚕能吐丝；其二则是与蝉一样有特殊的生命史：蜕皮、羽化、升天。
向祖先祭献的礼品必须由特殊的器具来盛放。这种特殊的盛具主要是青铜器，因为青铜器是当时的高新技术产品，受到全社会的珍视和好奇。青铜器主要分四大类：（1）牺牲之盛，即鼎鬲之属；（2）酒醴之盛，即觚、爵、斝、罍之属；（3）黍稷之盛，即簋、簠、敦之属。（4）沐水之盛，为示虔诚，行礼前必沐浴。这就是盘、匜之属。
为营造祭礼的隆重气氛，还有两种礼器必不能少，一是乐器，二是仗器。前者主要以青铜制造，如钟、铎、铙等，也有皮鼓、石馨、竹瑟等之类。后者有玉钺、铜钺、铜斧、铜戈等。
总之，礼器是礼的物质构成或体现，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备的庞大而成熟的系统。于是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表征和特殊载体，同时也是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构成。因此我们说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中的核心构成，是文物研究中的最重要部分。
好了，礼器今天就讲到这。
最后，我们简单谈谈文物鉴定和收藏。
文物鉴定是文物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回避。因为如果不辨真伪，不明生坑、熟坑，文物研究恐怕是不可能全面展开的，或者说起码会遇到困难。所以文物鉴定的重要性不可轻视。文物鉴定是一个很专门、也很古老的学问或行当。它从造假出现之日就开始了。前辈鉴定专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也不能无视，因为这是一笔财富。
关于鉴定我们不能展开来说，同学们不要奢望通过今天一次课就能鉴别古董，就能到潘家园捡漏，发笔小财。这是不可能的。天上绝不可能掉馅饼。鉴定是很专门的行当，许多专家都是从小当学徒，几十年打磨出来的。而且他们那时候可见的东西多，所以眼界宽，眼力好。今天情况不同了。那么我们今天应如何掌握鉴定知识呢？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格物致知，要亲近文物，热爱文物，了解文物，与文物交朋友，做知己。这就首先需要具备相应的文物知识，先从理论上系统地学习文物知识，真正把握文物的性质、功用、文化意义及其历史等。然后慢慢建立感情，与之情感交融。因为文物是有思想感情的，是有生命的，它凝聚了古人的情感和智慧，它是古人用虔诚而充沛的感情制作出来的。我们必须认识和体验到这一点，这样才能与之心灵沟通，与之交流。赝品是后代造假者为赚钱而做的，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情实感，时代背景也变了，再加上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也未必全面了解文物。因此必然露出匠气、傻气、火气、燥气。
第二，文物鉴定必须要有参照系，这种参照物就是考古学文化材料。考古发掘材料一是有地层依据，二是有类型学的科学研究依据，她完全可以成为文物鉴定的可靠参照物。因此文物鉴定者必须懂考古，必须认真观察真文物是什么样子，具备什么特征？形制如何演变？材质如何？工艺技术如何？以及伴出物如何等等。一句话，文物鉴定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是时代对文物鉴定学提出的新要求或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成为鉴定专家的必由之路。
第三，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14C、热释光等。应该把传统目鉴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当然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技术专家必须懂得相应的考古文物知识等。今天不多讲。
收藏是旧时候主流社会中人的一种普遍爱好和行为。盛世搞收藏，今天确是收藏的好时候，拍卖会火就是明证。但是收藏必须建立在鉴定基础上。因为当今社会又是一个浮躁的社会，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唯利是图之辈无所顾忌，假货赝品满天飞，充斥市场。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我这里只提醒大家二点：一是要有平常心，不要存半点侥幸心理，不要干违背常识的事情；二是不要过于自信，隔行如隔山。据我所知，一些高知、教授经常上当，主要原因就是自信；一些大款上当，主要原因还是自信。
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鉴定不是真伪二字便概括得了的，而是四个字：真、伪、优、劣。真伪固然重要，可以属于首位，但优劣何尝不重要？有的赝品未必不好，未必不值得收藏。如米芾仿王羲之的字，张大千造的八大山人的画等等，同样有价值。我本人也搞点收藏，我比较看重后者，只要精美，只要有艺术含量就可以收藏。
收藏是件好事、雅事，利国利民，有利于文物保护。国家无力，也不必要把全部文物收罗起来，保藏起来。藏之于民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把住国门，尽量减少流失，就完全可以公开鼓励民间收藏。至于不少人担心的，这样会不会导致盗掘盛行，我看是两回事。关键是法制是否健全，行政措施是否得力。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热烈鼓掌）
［现场答问］
问：我们在书上看到一件玉器，正好在市场上碰到同样之物，能否判定它是真是假呢？
答：我肯定劝你不要动心，最省事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买。因为1995年以后，造假成风，充斥市场（古旧市场）的99％是赝品，如河南造、阜阳造，玉器如此，瓷器如此，青铜器也如此。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当然，如果你硬买，谁也管不了。因为收藏必然要交学费。
问：对于外流文物，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是否能把它们追回？
答：我不是行政官员，不是决策者。但我要说，你的爱国心情可嘉。但是历史造成的一些现象，有许多是不能改变的，据说有国际法的规定性。比如，不列颠博物馆对世界各地的文物都收藏，不可能各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文物要回去吧。前年某一大集团花几千万元从拍卖会买回来原属圆明园的几个青铜的猴头马面。我认为这完全是败笔，很可能是打着国家的旗号的某种炒作。这哪里是什么爱国？这与文物保护也搭不上界。要收藏青铜器就收藏三代青铜器，外国人设计制造的水龙头，哪能值那么多钱？把当年外国人偷走的东西，再花重金买回来，这不是双重损失吗？
问：请问张教授，对于在社会上普及文物知识持什么态度？
答：我当然大力提倡，我自己也正在努力这样做。在全社会普及文物知识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文物的保护，有利于提高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这比单有政府部门的硬性作为更有效。一旦国人普遍认识到文物有多方面的价值，那他就不可能像“文革”时期那样随意破坏了。同时普及文物知识也有利于已经形成的文物市场的良性发育。
问：您对国家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冲突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国家基本建设，挖出来很多文物，也毁坏了很多文化遗址，这是事实。考古文物部门无可奈何，建设要进行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如何采取措施尽量保护文物。其实过去许多考古发现，甚至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基本建设中搞出来的，如马王堆、如江陵马山砖厂等。文物考古事业缺乏资金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文物法》赋予我们的权力，借机利用可能的国家基本建设的一部分资金推动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推动我们的考古学研究。总之，国家建设要进行，我们应尽可能保护文物不受损失，尽可能让一些文化遗址、名胜古迹保存下来，流传下去。
（原载《北大讲座》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