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Vorwort

一、工作坊及本文集编辑始末

尽管本文集前的两部工作坊文集均对工作坊的形成作出过说明，但编者仍认为有必要再絮数言。

2002年，以北京大学一些有德国留学或研究背景的、志趣相投的人文社会科学同仁为主，联合其他高校具有相同背景与志趣的老师，以1999年形成的原德国小组为基础，正式登记成立了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同等支持下，中心成员间、中心成员与德国同仁间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与学术交流活动。

如同商品价值在交换中实现和增值一样，学术的价值也在交流中获得体现和提升；同时，交流中思想的火花也迸发出了新的思想萌芽。如果说传统的文明概念是指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的话，那么，我们愿意假设，在某些方面，德国的文化比较先进，我们通过交流而吸收真正先进的东西；同时，我们也相信，德国方面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想法，毕竟现代的文明概念更强调文化特色，通过交流，相互了解和借鉴，共同促进文化上的共识和交融。作为友谊的桥梁，文化和学术互动增进的当然不止是学问，还有人民间的友谊、学者间的私交。中心与德国学界学术交流与增进友谊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工作坊。

谈到工作坊，不得不说到2006年中心主持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教育，邀请了国内的和德国的许多知名学者，认认真真地讨论和交流了有关教育方面的观点和意见。然而，不说这样大型的会议组织与召集颇费周章，关键是，人们讨论问题的范围过于宽泛，往往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并无交互关系。因而，在会后商讨后续研究项目时，主要是中心成员韩水法教授与柏林自由大学库尼希教授(Prof.Dr.Philips Kunig)提议，设计未来的学术交流应更多地采用工作坊(Workshop)的形式。工作坊每年举行一次，不是选择一个判断性的主题，而是选择一个定义型的关键词，围绕这个抽象词汇展开多学科的学术讨论。

工作坊的交流形式有诸多优势：首先，在形式上比较简略，参加者的范围亦属有限，只需一间中型会议室便可，有利于学者间近距离的互动。组织工作也比较省事。

其次，它对交流语言的要求亦不甚高，鉴于参加者、特别是中方参加者大多具备德国学习或进修的背景，大家可以用熟悉的德语交谈，即便德语不竞，英语也是一种选择，因为德国学者大多英语较好。所以，除非对重要发言且外语不畅者，工作坊一般不需要特别配置翻译，不仅节省了不少时间，而且有利于问题的讨论，因为对于高度抽象的、专门性的工作坊关键词，翻译甚至可能造成对问题理解上的误导，直接交流则无此问题。

最后，最重要的是中心工作坊议题的特色。工作坊的目的在于尽量解决某一学术问题，而中心由人文社科多学科教师组成的特色，要求议题应能涵盖绝大多数成员的学科范围。因此，议题是高度抽象的，例如本次工作坊确定的议题或关键词就是德文Eigentum(财产）。以其为基本词源，可以派生出很多相关词汇及其认知，还会覆盖很多学科问题，如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法学等等；各门学科中不同部门的角度亦有不同，从而允许中心研究者以及众多非中心学者、教师和学生参与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大家抒己之见的同时也从别人那里得到启发。当然，其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首先达成对关键词Eigentum(财产）之含义的共识或包容。

不过，中心的工作坊在组织上仍显不足。工作坊组织的粗陋主要表现在对讨论过程无记录。每次工作坊举办后，均希望及时编辑出版会议文集。因在中德学者的几番交流中，产生过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视角，可工作坊并无记录这些思想材料的措施。雁过尚且留声，会散岂能泥牛入海。再者，工作坊并未严格要求与会者提交完整的论文，那些思想和看法会后便“鸿飞那复计东西”了。结果就是，工作坊往往成为魏晋清谈，徒留无尽遗憾。更进一步说，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虚体，没有严格的责任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有），在中国，自由往往就意味着一盘散沙，中心同仁均不能免俗。事实上，中心有一定的能力尽量记录下工作坊的讨论过程，今后将在这方面努力，俾使思想和观点更好地保存下来。

2007年第一次工作坊后，中德方面共同确定了2008年的关键词是“财产”。为此，中心在2007年10月底专门组织了一次有关财产权的学术沙龙，对于“财产权”的概念，参加者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大致确定中心成员如何准备与德国学者的交流。经过中德双方的一系列筹备,2008年10月2日至7日，“中德比较视野中的财产权”(Eigentum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aus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工作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间会议室中举行。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莱比锡大学、耶拿技术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以及来自中国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等机构的学者约14—15人提出了论文或提纲，参加讨论。大家来自不同专业，从各自的视角探讨问题，“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相互发现了很多值得汲取之处，均感收获颇丰。

会后的问题当然是编辑出版论文集。如前所述，这是一项较麻烦的事情，除了一些客观的和作者们的原因外，同时也因编者本人的惰性，文集迟迟未能成编。现在，编者已然痛感时不我待的紧迫了，恐怕那些新颖的思想变成了曾经的新颖，即使想为新颖作一个历史记录也不可能了的话，编者会成为中德与会学者共同的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