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权力的逻辑看艺术终结论
一 黑格尔的预言与求真意志
一个半世纪之前，黑格尔在其著名的美学讲演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命题，即艺术已经终结：“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须和崇高地位。”[1]黑格尔这一后来被克罗齐称之为“葬礼演说”的论断，并不是像他的某些追随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时心血来潮之后随便下的结论[2]，事实上，他将此观点置于全部美学的序论之中， 换言之， 正是因为艺术的终结才使得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即美学具有可能性。作为艺术的结晶化，作为艺术实现了自身后的华丽转身，美学乃是对艺术的盖棺论定：“所以艺术的科学在今日比往日更加需要，往日单是艺术本身就完全使人满足。今日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再现出来，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3]这样，事态就显示出了它的严峻性。尽管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确切涵义还存在着许多争论[4]，但是，这一命题性质上的总体性和立论上的严肃性犹如醍醐灌顶，把我们从将艺术视为自明的存在的信念中唤醒出来，迫使我们全面反思艺术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假如艺术的历史是可能的，那么，使艺术史成为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支配艺术史的动力是什么？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追问：假如艺术史不再成为可能，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件？那种动力何以会衰竭？[5]显而易见，这一命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对它的回答不仅仅关涉艺术终结论本身，而且还关涉一个人的根本美学立场。因此，可以理解的是，黑格尔先知般预言的余响一百几十年来袅袅不绝，几乎所有最著名的美学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话语方式参与了这场方兴未艾的讨论。
黑格尔本人分别从逻辑和历史的维度做出了论证。从逻辑的层面看，艺术作为绝对精神实现复归的第一个也是最低阶段，必然由于表现理念内容的有限性而走向解体，从而自我扬弃为更高阶段的宗教和哲学。从历史层面来看，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反思性成为人们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这显然不利于艺术的生长，因为艺术之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近代市民社会中必然失去平衡，人们把更多的观念弄进艺术品中，从而使艺术成为一种“不完善的哲学”。虽然黑格尔还谈到了近代市民社会不利于艺术发展的其他因素，其中许多观点还很重要，甚至某些方面预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先声，但是，毋庸置疑，黑氏论述的重点仍然是艺术已不再是充当表现理念的最佳手段。在这里，逻辑和历史达到了统一：由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其实和真理是一回事，因此，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所隐含的逻辑前提是真理性乃是艺术合法性的根本来源。他说：“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6]对于这一点，不少当代西方哲学家看得很清楚。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在那里（按：指《美学讲演录》），一切艺术经验所包含的真理内容都以一种出色的方式被承认，并同时被一种历史意识去引导。美学由此就成为一种在艺术之镜里反映出来的世界观历史，即真理的历史。这样，正如你们所表达的，在艺术经验本身中为真理的认识进行辩护这一任务就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7]海德格尔甚至把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直接转换成一种真理的表征的危机：“然而，问题依然是：艺术仍然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压根儿不再是这种方式了？但如果艺术不再是这种方式了，那么问题是：何以会这样呢？”[8]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海德格尔宣称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判词尚未做出，虽然美学家们仍然期然不期然地把这一命题作为展开自己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但是，作为黑格尔美学体系的批判者，无论是海德格尔本人，还是加达默尔或阿多诺，美学家或哲学家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对真理含义的全新阐释。[9]然而，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对真理性是艺术的合法性来源这一假设产生怀疑。保罗·德曼曾经不无讥讽地说：“不论我们熟悉或喜欢这部文集（按：指黑格尔《美学讲演录》）与否，大多数人仍然是黑格尔派，而且是正统的黑格尔派。”[10]但其实，至少在表现真理是艺术成为可能的合法依据这种信念上，黑格尔本人也只不过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精神后裔。无论柏拉图坚持艺术只是理念影子的影子，“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11]，因而必须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之外；还是亚里士多德主张“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2]，因而为艺术辩护，艺术与真理的必然联系早已得到了不言而喻的确认。事实上，这种观念也得到西方文艺家本人的自觉认可。在西方文艺史上，不仅包括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在内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摹仿论“在它的阐释的历史过程中无时不被真理的过程所控制”[13]，而且，从浪漫主义者到现代主义者，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也都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真理的捍卫者。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14]另一位浪漫主义者雪莱说：“一首诗则是生命的真正的形象，用永恒的真理表现了出来。”[15]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说：“我们获得的真理是一切都有象形意义，我们知道象征只是就心灵的纯洁、善良意愿、天生识力而言相对隐晦。如果不是翻译者、释读者，诗人又是什么呢？”[16]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特说：“在理智能捉取这一真理的条件下，只有直觉才能使真理更臻完美，从而感受纯粹的快乐。……当艺术确切地改写生活时，一种诗意的气氛就笼罩着我们内心所企求的真理。”[17]现代主义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说：“今后几十年的戏剧应该使人们得到娱乐、教育和鼓舞。……它应该为真理、人性和美服务。”[18]被某些人指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艺术教读者对他人好奇，教他试图理解与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19]我们不必继续举例，因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