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和方法

（一）史料的概要

戴季陶一生著述恢弘，本书以表达其政治思想和日本观的新闻报道、论文、著作等为主要史料。同时还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南京大学图书馆、孙逸仙博士图书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众议院事务局宪政纪念馆（东京）、孙中山纪念馆（神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Palo Alto）、光华日报社资料室（槟榔屿）、吉野作造纪念馆（古川）等地散存的戴季陶著作及与其有关的公开史料。此外，还利用了终生支援孙中山革命运动并与戴季陶保持深厚关系的宫崎民藏、宫崎滔天、梅屋庄吉、山田纯三郎的个人未公开史料。另外，还利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明治文库（东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东京）所藏的报纸、杂志中，与戴季陶的政治活动、政治思想及舆论反映的日本观有关的报道等史料。

在以中国革命的开展、深化为视野的基础上，阐明以戴季陶与日本之关系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时，戴季陶的传记、论文及大量的回忆录成为主要参考文献，与戴季陶关系密切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物撰写的与日本有关的著作亦为重要史料。此外，还利用了戴季陶与日本有关的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新闻报道，中文81篇，日文142篇，计223篇。其中多为尚未利用的史料，在考察戴与日本之关系时甚为重要。关于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作为第一手史料利用了戴季陶著作12册，论文集28册（详见本书附录）。为了全面探讨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上述文献、资料中，挑选出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专论（长编、短评）及部分或间接论述日本的文章计307篇，作为基本史料加以利用。此外，笔者最近搜集到戴季陶致宫崎滔天信函13封，均为戴季陶在革命低潮期用中文或日文写给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亲笔书信。另外，又发现了13封与戴季陶有关的其他重要书简，多为国民革命和南京政府时期所写。这些材料都是在本书中初次披露。与上述223篇的新闻报道合算起来，共达556篇，这些均为阐明戴季陶与日本之关系及其日本观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20]

关于各时期中国舆论所反映的日本观，主要利用了以戴季陶最初进行文笔活动的上海为中心的报纸。孙中山的日本观，则主要以《孙中山全集》（第3—11卷）收录的关于日本的著作、信简及在日本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作为史料。

如此，笔者将戴季陶一生中所撰写的著作、各时期与日本相关联的史料、当时上海的对日舆论及反映孙中山日本观的史料结合起来，在追踪调查其日本观形成全过程的基础上，与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起来，试图完整地、立体地分析、探讨戴季陶日本观的全貌。

（二）研究方法

此前有关戴季陶的研究大多轻视或无视戴季陶的留学经历及与日本之关系对其日本观形成所给予的影响。因此，本书以戴季陶的留日经历为日本观研究的出发点。戴季陶与日本的邂逅，成为其日本观形成的基础，因而在探讨各时期日本观之前，首先应阐明此一问题。但是，因戴季陶后来很少谈及少年时期的事迹，而其留学过的日本大学的史料又多因火灾或地震遭损毁，第一手资料的搜集难度很大。^[21]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利用有关清末留日学生的史料，以及有关日本大学历史的资料、著作等，探讨清末留日学生的一般状况和日本大学的教育情况，并利用戴季陶的同学、好友谢健的回忆录及宋教仁日记、周作人回忆录等，与其他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进行比较，描画出戴季陶日本留学的实像。此种方法，特别是通过分析日本大学史料来探讨戴季陶日本观形成基础的研究方法，至今未曾被使用过。

根据上述戴季陶日本观的时期区分，笔者在分析了戴季陶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将当时中国内外的政治背景、舆论（以上海为主）及给予戴季陶深刻影响的孙中山的日本观等进行分析、比较，以求刻画出各时期戴季陶日本观的特征，亦即，以戴季陶的经历、思想及日本观的变迁为纵轴，以各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对日舆论及孙中山的日本观为横轴，从整体上立体地捕捉戴季陶日本观的特征。

（三）内容的构成

本书分为以下七章。

第一章，与日本之邂逅。首先考察戴季陶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与日本邂逅之原因，踏上日本留学之道的过程，然后探明清末中国出现日本留学热潮的原因及留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戴季陶在日本的学习情况、社会体验、留日生活等，探讨其日本观形成的基础。

第二章，敌国日本。辛亥革命时期，戴季陶由一介留日学生变为名闻全国的政治评论家，在辛亥革命这一史上空前的政治变革中，因其对中国存亡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从而关注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日本。本章通过对戴季陶日本观形成过程的考察，并与当时上海舆论的对日观进行比较，刻画出戴季陶日本观的特征。此时期戴季陶与孙中山接触的时间很短，尚难看出其日本观所受孙中山之影响，故在此章对孙中山的日本观不予论述。

第三章，提携国日本。讨袁运动期，由政治评论家转为政治实践者的戴季陶，因自身经历和政治状况的变化导致其日本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其转变原因的分析，除了考虑受孙中山影响之外，还结合戴季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内在地进行探讨，并与当时中国国内舆论的日本观进行比较，分析戴季陶日本观的新特征。另外，此时期孙中山与戴季陶同样主张中日提携论，且两者差异甚微，故此无需论及孙中山的日本观。

第四章，模范与竞争对手。护法运动期，成为孙中山重要对日外交人才的戴季陶，通过外交上的实际体验，形成了新的日本观。通过与上海舆论及孙中山的日本观进行比较，分析戴季陶日本观的特征。并与以前时期进行相比，剖析其已变与未变的部分。另外，此时期戴季陶主要进行实际性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思想的论述不多。因此在分析其日本观时，很难与其政治思想联系起来，故在此对其政治思想不作涉及。

第五章，对抗与联合。五四运动时期，将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实践者集于一身的戴季陶，在空前的全国反日运动中，对日本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又与日本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剖析反映着新思潮的戴季陶的日本观，并与上海舆论及孙中山的日本观进行比较，再与以前各时期进行对比，分析其变化及未变的部分，从而刻画出这一时期戴季陶日本观的特征。

第六章，从期待到幻灭。国民革命期，成为国民党理论家、对日外交实力者的戴季陶，已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日本观，为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戴季陶所著《日本论》的结构，可知戴季陶正是沿着日本历史发展的轨迹，究明日本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根据、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故在此章中分四点进行探讨。另与上海舆论及孙中山的日本观进行比较，阐明戴季陶日本观中继承且深化了以前各时期的部分，及完全变化了的部分，从而刻画出其全貌，并探讨其意义。

第七章，“剿共”与抗日的两难。南京政府时期，成为国民党元老、对日政策制定者的戴季陶，为了处理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新的日本观。中国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主义思潮已是众所周知，且孙中山业已去世，故略去对舆论及孙中山日本观的比较分析，通过探讨与戴季陶之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的关联，刻画出其日本观的特征。

最后作为结语，首先描绘出戴季陶日本观变迁的轨迹，进而探讨对于戴季陶来说，日本到底具有何种意义。

另外，戴季陶的日本留学及归国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日本访问活动，最能直接且显著地表现出戴与日本之关系，因此作为“附录一”，附上戴季陶历次访日活动一览表。此外，在考察戴季陶日本观时，第一手史料不可或缺，作为“附录二”附于卷末，亦即戴季陶终其一生所撰写的关于日本问题的专论（长编、短评）和有关文章，及中国和日本发表的有关新闻报道。作为“附录三”，列出宫崎滔天家藏与戴季陶有关的书简，其中包括戴季陶致宫崎滔天函件，以及与戴季陶有关的其他信函。笔者根据目前所见文献整理的这些附录尚不完整，仅供读者参考。^[22]

[1] 在中国近代史上，与戴季陶的重要性相比，戴季陶研究远远不够。就此问题，桑兵等《戴季陶文集の编集状况について》（《近きに在りて》第22号，1992年11月），及桑兵：《〈戴季陶文集〉与戴季陶研究》（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进行了详细分析。

[2] 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合著《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后改为《戴季陶传》，2007年由团结出版社再版），及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论述戴季陶各时期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和思想的著作。其中略论了关于日本留学及归国后与日本的联系，对日本观亦仅略有述及。

[3] （一）著作：陈天锡编：《戴季陶年谱》，中华日报印，1951年；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王更生：《孝园尊者——戴传贤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详细地论述了戴季陶的生涯。（二）论文：沈忱农：《戴季陶先生之记者生涯》（上、下），《中国一周》总第661期，1962年12月。黄季陆：《怀念戴季陶先生》，《传记文学》第6卷第2期，1965年2月。袁同畴：《一个亟应辨正的史实》，《传记文学》第14卷第5期，1969年5月。蒋复璁：《戴季陶先生八旬诞辰记念献辞》，《传记文学》第18卷第2期，1971年2月。王成圣：《戴传贤的一生》（1—5），《中外杂志》第16卷第4、5、6期，第17卷第1、2期，1974年10月—1975年2月。李云汉：《戴季陶》，王寿南总编辑：《中国历代思想家》第55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林华平：《戴季陶先生之死》，《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7月。郑彦棻：《戴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981年8月。蒋君章：《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与著述》（上、中、下），《传记文学》第39卷第1、2、3期，1981年7、8、9月。秦孝仪：《革命党人的典型——戴季陶先生》，《近代中国》第68期，1988年12月。此外还有很多纪念作为国民党元老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文章，如：《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专辑》，“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编印，1954年；《戴季陶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1959年2月；《戴传贤与现代中国》，“国史馆”，1989年；胡有瑞编：《戴传贤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记实》，《近代中国》第68期，1988年12月；《戴传贤与现代中国》，“国史馆”，1989年。关于与日本之关系，陈天放：《季陶先生与对日外交》，《戴季陶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做了简单的介绍。

[4] 龚杰：《戴季陶与孔孟之道》，《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6期。杨天德：《试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及其反动实质》，《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高德福：《戴季陶与戴季陶主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5期。杨忠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斗争》，《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

[5]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郭圣福：《五四时期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学术月刊》1990年第9期。李占才：《五四时期的戴季陶》，《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马佩英：《戴季陶早期政治思想论略》，《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马佩英：《戴季陶政治思想》，《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郑佳明：《论戴季陶主义的主要特征》，《求索》1993年第1期。周德丰：《评戴季陶的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人文杂志》1996年第4期等。

[6] 贺渊：《辛亥前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刘利民：《二十世纪初戴季陶政体思想演变论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李洪河：《戴季陶与五四运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滕峰丽：《回归传统：戴季陶的儒家思想》，《理论月刊》2006年第11期等。另外，吕厚轩、马望英：《〈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北方论丛》2008年第4期），与此前其他学者只是单纯批判戴季陶主义不同，作者指出戴季陶主义不仅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还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明确化，为以后国民党实权派、政府当局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构想和方法。董世奎：《戴季陶的早期国家思想与笕克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论述了戴季陶早期的国家思想是吸收了留日时期的老师笕克彦的思想，但同时又具有其独特性，是一位民主主义者。

[7] 刘利民：《戴季陶早年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8] 沈忱农：《戴季陶先生之记者生涯》，介绍了辛亥革命期戴季陶作为记者活跃于上海报社时所写的文章。陈立台：《戴季陶早年的革命言论与活动（1910—1915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修士论文，1980年），介绍了戴季陶少年期的生活、教育、日本留学、记者生活及从辛亥革命期到讨袁运动期的革命活动，并分析了其在讨袁运动期的地方分权思想和革命思想。这些论文与戴季陶的经历结合起来，探讨了其思想特征，但仍只是从意识形态上评价其政治思想。徐鰲润：《戴传贤对“民族国际”的推行与贡献》，《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文集》，“国史馆”，1992年，详细考察了戴季陶提倡民族国际的主张。

[9] 北河征四郎：《中国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形成の前提——戴季陶を中心に（五、四时期——一全大会）》，《历史研究》第17号，爱知教育大学，1970年3月。小杉修二：《戴季陶主义の一考察——蒋介石政权成立の思想的前提》，《历史评论》第279号，1973年8月等。

[10] 汤本国穂：《五四运动状况における戴季陶——〈时代〉の方向と中国の进む道》（《千叶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B—19，1986年11月），指出戴季陶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活动家。望月敏弘：《五四时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政治主张に关する一考察》（《嘉悦女子短期大学研究论集》第29卷第2号，1986年12月）指出戴季陶是一个以实现独立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者，具有彻底的精英主义思考方式，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劳动问题，主张阶级调和论。

[11] 〔韩〕白永瑞：《戴季陶の国民革命论の构造的分析》（《孙文研究》第11、12号，1990年5、12月），将戴季陶的政治行动与思想的志向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高纲博文：《戴季陶の“共和思想”》（《松村润先生古稀记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认为戴的“共和思想”“共和政体”是为了实现国民统合与近代国家建设的政略手段，指出戴季陶的政治观为“超国家主义”。

[12] 2000年以后出现了探讨戴季陶思想全貌的文章。久保纯太郎：《戴季陶における“中国革命”とその思想——中国、日本、アジアをめぐって》（神户大学大学院文化学研究科博士论文，2005年），从戴季陶对日外交路线、对孙文学说的解释，对亚洲及中国边境的认识的三个方面着眼，在“国民精神的形成”上探讨其思想的发展过程，总结出其思想具有不变性。董世奎：《戴季陶政治思想の研究——日本との关わりを通して》（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2006年），指出戴季陶的国家思想并非“超国家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其国民思想表现在对内具有民众思想，对外具有民族主义思想。

[13] Saywell，William G．，“Modernization without Modernity：Tai Chi-t’ao，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t”（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5，No.4，October 1970），将戴的思想放在“近代”与“传统”的评价轴上，认为戴是“近代化的提倡者”，同时又是回避阶级斗争的人物。马时梓（Mast，Herman Wm．Ⅲ）：《五四运动前后之戴季陶与中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1918—1920）》（《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1971年），指出戴的目的是想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且与共产党早期发起人保持密切联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认识到在中国不宜提倡阶级斗争论。另因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而又重新回归于三民主义。Mast，Herman Wm．Ⅲ and Saywell，William G．“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4，No.1，November 1974；吴德发译，吴心健校订：《由传统中崛起之革命——戴季陶的政治理念》，《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社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首先分析了从辛亥期到国民革命期戴季陶的政治思想，总结出戴避开了理念性的复杂议论，其“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具有惊人程度的狭隘性和主观性；而戴与孙中山在政治行动上虽大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见解却颇为相似。

[14] 徐冰：《戴季陶的日本观》，《日本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桑兵等：《辛亥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胡春惠主编：《“近代中国与亚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5年。赵英兰：《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贺渊：《戴季陶的日本观——1913—1931》，梅屋庄吉关系资料研究会编：《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の课题と方法——梅屋庄吉とその时代》报告集，1999年。李洪河：《五四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5] 黄福庆：《论中国人的日本观——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中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李朝津：《戴季陶对日观的变迁》，胡春惠主编：《“近代中国与亚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5年。

[16] 竹内好：《戴季陶の〈日本论〉》，戴季陶著、市川宏译、竹内好解说：《日本论》，社会思想社，1972年。森永优子：《近代中国の对日观——戴季陶の〈日本论〉と戴季陶主义に关する一考察》，《史观》第93册，1976年。深町英夫：《中国人の民族意识と日本——戴季陶の〈日本论〉》，《历史と未来》第20号，1994年。望月敏弘：《中国国民党の对日观》，宇野重昭、天儿慧编：《20世纪の中国——政治变动と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望月敏弘：《戴季陶の初期の日本认识について——辛亥革命前后から日本亡命时期を中心に》，小岛朋之、家近亮子编：《历史の中の中国政治》，劲草书房，1999年。

[17] 俞慰刚：《戴季陶〈日本论〉の研究》，新潟大学大学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1997年11月，以下述论文为基础写成。《戴季陶〈我が日本观〉から〈日本论〉へ》，《环日本海研究年报》第3号，1996年3月；《戴季陶と日本》，《东瀛求索》第8号，1996年8月；《孙文の日本观、アジア观と戴季陶》，《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第6号，1996年11月；《戴季陶の日本人论——〈日本论〉を中心にし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第7号，1997年2月；《中国人の武士道论——戴季陶の〈日本论〉を中心にして》，《埼玉大学纪要》第34卷第2号，1998年；《抗日战争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日本观について》，《东瀛求索》第10号，1999年3月。

[18] 董世奎：《戴季陶〈日本论〉の构造および文体》，《中国研究月报》，总第670号，第57卷第12号，2003年12月。嵯峨隆：《戴季陶の对日观と中国革命》，东方书店，2003年，以下述论文为基础写成：《国民革命时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对外观について》，《近きに在りて》第33号，1998年5月；《五四时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对日观について——社会主义认识との关联で》，《东洋学报》第82卷第2号，2000年9月；《国民革命时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对外观について——〈日本论〉の再检讨を通して》，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第75卷第1号，2002年1月；《满洲事变の中での戴季陶——その对外观と现实との接点》，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比较文化研究》第2卷第1号，2003年9月。

[19] LuYan，Re-understanding Japan—Chinese Perspectives，1895-1945，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2004．

[20] 引用日文史料时，有笔者施加标点之处。

[21] 根据戴季陶：《覆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书》，1947年2月26日，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第246页）记述，戴季陶收藏的史料曾三次被完全销毁。第一次为1911年春，两江总督张人骏发出逮捕戴季陶的命令，戴将史料烧毁后，只身逃往槟榔屿。第二次是回国后，戴季陶往返于辽宁、山东、上海、南京等地，在东北地区举行军事活动的计划及在民国元年作为孙中山机要秘书时的信件，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时，戴及上海的同志们以防万一而将其烧毁。第三次是至1937年戴季陶收藏的有关党国大事的信件、文书，自行整理、收藏，其字数不下数百万言，但在中日战争中，因西迁时未能带出，与位于南京汤山的望云书屋一同被毁之一炬。

[22] 久保纯太郎在《戴季陶における“中国革命”とその思想》中附有极为详细的戴季陶著作目录，且整理了1927年春天戴季陶访日时有关戴自身及其周边的动向、戴之讲演和谈话，及对其访日的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