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20年以前，一个中国农民（男性壮年劳动力）一年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约合1 000公斤粮食，按今天的价格折合人民币1 500元。现在，一个仍然被称为农民但实际上在城市的工厂生产（比如说皮鞋）的中国男性壮年劳动力，一年大约可以挣得10 000元。后者收入是前者的6.7倍。不过现在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壮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大约合2 500多公斤粮食，只达到原来的2.5倍多一点。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同（劳动的边际产品或者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不同，但两者增长率相近），各部门平均大约增长到原来的2.3倍，其中农业部门增长的幅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全社会总的劳动生产率约为20年前的3.3倍。这里3.3倍与2.3倍的差额来自资源配置的改善。

内部效率提高是由一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以及像“包产到户”等改革引起的。外部效率提高是资源配置改善的结果，这里可能伴随着超常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农民转移就带有这样的性质。按照中国今天的价格，一个专业农民大约需要用40年的全部工资性收入才可以买到一辆中档的轿车。但是如果他在工厂生产那些被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品（比如纺织品），这些产品再被出口以换取汽车，即使效率还是比较低，但可能4年不到的边际产品就可以换得一辆同样的汽车。或者，如果中国将投入汽车等工业的资源转移出一部分用于生产相对的优势产品，并出口这些产品换汽车，外部效率是可以显著提高的。有一个说法认为，贸易保护等歪曲资源配置的做法可以帮助“幼稚工业”快速成长，从而导致长远的外部效率提高。但是保护也可能产生类似于中国汽车工业这样的“老顽童”了。减缓以致取消这样的保护无疑能提高全社会的总生产效率。这是中国过去20年高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

按照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1998年的20年里平均每年增长9.7%；国民生产净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1%。由于统计办法的一些问题，公布的数据可能使增长速度偏高一些。我想，扣减掉1.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可能比较合适。这样实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8.2%。另外，估计199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生产能力偏低4个百分点（估计长期增长的时候，一般用高峰比高峰或者低谷比低谷的方法以避免短期波动的影响）。考虑这部分，潜在生产能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4%（按统计报告数为9.9%）。

过去10多年里，部分由于像亚洲奇迹这样的经济现象的刺激，增长经济学迅速发展，也有许多论文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我觉得这些文献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通常的估计是将资本的份额估计为0.4。按此推算，当前中国的税后真实投资净报酬率平均超过100%。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过去20年的银行定期存款真实利率平均大约为1.0%。一方面，对包括农民在内的众多小业主来说，平均的税后投资报酬率不可能比银行存款利率高出太多，因为这些小业主的大多数同时有定期银行存款。另一方面，对很多乡镇企业来说，进行一定的社会集资并不十分困难。至于大型企业，税后利润率不是偏高而是偏低。最近几年公布了分省的GDP要素收入份额，显然不支持资本份额高达0.4的估计。根据这些和其他情况，我估计资本份额为0.33，这里还包括0.07的土地类资源的份额。

按照0.26的资本份额和0.67的劳动力份额，中国在过去20年里，总投入资源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5%。其中社会劳动力平均增长2.2%，直接导致1.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2.0%，导致3.0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从8.2%的潜在GDP增长中扣减掉这些，剩下的3.7%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包括一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方面。参照中国的一些数据和国际经验，也带有更大程度的主观性，我倾向于将这3.7个百分点对半分为内部效率提高和外部效率提高的贡献。

这样的分解当然是为了对以后的预测。下面估计1998—2008年的情况。第一，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率将由过去20年的2.2%下降到1.4%。这是由过去的人口生育情况决定的，已经给定了。第二，效率提高的贡献由前20年的3.7%下降为2.5%。一个原因是资源配置改善的基础是基期的配置扭曲，当这种扭曲得到一定改善时，继续改善的余地就会变小。不过目前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比如说改进户籍制度，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进一步放开汇率，等等。但是这里有相当大的政策弹性。第三，资本存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的投资，是内生的。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效率的提高、税收和其他，都会影响投资报酬率。所以这是一个均衡的结果。这里估计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从前20年的12.0%下降到9.5%。这样合起来，潜在GDP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6.0%。由于作为基期的199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较潜在生产能力偏低0.4%，实际实现值可以达到6.4%。最后，统计中的增长率偏高误差可能继续存在，不过幅度可能会越来越小。加上0.5～0.8个百分点的话，报告增长率达到6.9%～7.2%。

由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降是逐渐完成的，最近两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估计为7.5%（不加统计“水分”的增长率），10年以后会显著降低。不过在短期中，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重要甚至起决定作用。

在上面的估计中，已经考虑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体制和政策改变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过去20年的高增长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有资本的损失和对非国有投资的变相补贴，后者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赢了归投资者输了归银行的贷款。这种方式的效果和财政赤字一样，可以在一定时期提高非银行企业的投资报酬率。如果这样的补贴逐渐减少，会影响到投资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国有银行的坏账和财政赤字没有实质的区别。在日本那样的经济中，银行存款最后还是由政府担保的，银行坏账也同样变成了财政赤字。这样的机制可以在一段时期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总有一天会达到无以为继的程度。现在不很清楚中国在什么时候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主要从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来看，中国现在的坏账情况大致相当于日本在1975年的水平，尽管当时日本的人均GDP按现在的美元币值折算为14 000美元。日本从1975年到1990年保持了15年的较高的增长速度，然后才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中国坏账的积累速度比日本更快，也许有7～8年的时间就达到日本在1990年的水平了。不过毕竟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有了日本的经验，中国可能在未来注意控制坏账。这会使短期的增长率再低一些而对长期增长有好处，对今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就长期增长来说，可总结的东西太多了，这里只提一条。我觉得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人类的基本知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也有一些分歧不大的看法，首先一点是要实事求是。中国“三年困难”以后，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了说假话的可怕后果，刘少奇说要立碑记住。东南亚国家的假账也应当立碑。坏账经济首先是假账经济，其中也许有看来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最终看来所有谎话都是没有道理的。尤其在各种资本市场上，真实信息是生命线。适当的政府监管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监管者不受监管的话，也许会出现越监管越坏的情况。

[1] 原文刊于《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1999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