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车路正火

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情况中有些令人困惑的现象。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升。尤其是从月度环比的角度看，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从需求方面看，月度统计口径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4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1%，由此推算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同比增长率在20%左右。这样的投资增长率，通常是在通货膨胀期间或者之前出现的。与此同时，消费品零售额的月环比增长率则不断降低，过去几个月的环比增长率已经显著低于前几年的平均水平。部分由于这一点，消费价格指数以较快的速度下降。

由于价格的下降，消费品零售额实物量的增长率还在10%左右，这是比较高的，但低于过去几年的高水平。在投资方面，可能包含一些统计技术方面的问题，可比的增长速度或许没有数字显示的那么高。但即使考虑到这些情况，困惑仍然存在。

这里要提出的一个解释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个人购买住房和汽车逐渐形成气候。在现在的统计中，居民个人购买住房不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这使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很好地反映个人总购买的变化。从一些数据看，今年前几个月，居民购买住房保持高速增长，从而引起住房投资快速增长。不过由于系统数据不多，现在还难以对居民购买住房情况作出进一步的数量研究，这里的分析讨论只是初步的，或者说是一种猜测。

几年以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承接了一项“十五”规划前期研究的课题，我和一些同事及研究生参加了该课题。这个课题后来延续到对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的研究，主要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几个字：人地水、房车路、服务业。基于对消费需求和供给状况的分析，我们认为房车路将成为相当于过去“老三件”、“新三件”那样的经济增长热点。

从不同国家和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与一段时期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一些商品和服务的超常增长。在中国的经验中，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期的“老三件”，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的“新三件”，引起超常规增长的动力可能来自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比如说，技术方面的突变可以引起一些产品供给价格的大幅度降低，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迅速增长。另外一个动力来自制度和规则变化引起的突变。某些制度和规则的存在可能引起了商品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之间的缺口。例如，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些产品“供不应求”，即需求价格远高于供给成本。后来政府放松了控制，增加了供给，同时价格下降，也引起了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与技术突变引起的供需大幅度增加一样。

从现在的情况看，很多产品在当前的数量下，需求价格不高于供给价格，尤其大部分家用电器进入了增长的后期阶段，而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价格则大幅度高于供给价格。简单说来，城市住房的社会供给成本包括三项：一是建房成本，二是农业用地的价格，三是不收费或者低收费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分摊成本（这一项可以称为土地“农转非”的社会成本）。目前，城市住房的市场价格中，建房成本不到一半，农业用地的价格只占很小的比例，土地“农转非”的社会成本也不高。所以，城市住房价格中包含一个很高的垄断价格。这个垄断价格的存在，源于对耕地面积的根本不必要的过度控制。

在现在的政策中，有一项重要的基本经济政策非常矛盾：一方面担心耕地减少农产品短缺，从而严格控制耕地；另一方面又天天发愁农产品供过于求农民收入下降，于是采取了很多政策来增加农民收入，包括退耕还林和抑制农产品进口。这可能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哪天想通了，来一个土地解禁，拿出相当数量的农业用地来建城市盖房子，城市和住房供求就可以非常猛烈地增长。目前，土地管制可能已经悄悄放松。

汽车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需求价格远高于社会供给成本这一点是与住房一样的。在考虑汽车的社会供给成本的时候，要考虑到通过更加灵活的合资等政策引进国外管理等情况。如果这方面进一步放开，社会供给成本将会迅速向国际价格靠拢。

住房与家用汽车需求还有一个相互的作用。汽车进入家庭可以对城市的各种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道路扩展是题中应有之义。将房车路放在一起说，也是从相互作用这个角度考虑的。

以上说的是长期发展的情况。就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而言，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WTO已经来了，汽车价格大幅度下降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预期，这一点可以推动住房需求；第二是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进一步降低，股票市场预期收益率可能也会大幅度降低，这也构成了对住房需求的刺激。

[1] 原文刊于《财经》2002年第11期，200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