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揭示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

宋国青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参与农业改革研究，提出粮食统购改税的重要观点。1985—1988年，国青教授在当时经济改革最重要智库之一——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8年10月—1995年6月，他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与学习，1995年9月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任教至今，2012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国青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近20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纪之交通货紧缩的洗礼，见证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增长，近年又面临全新调整格局。面对开放宏观经济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国青教授以其扎实的经济理论修养、独到的经济分析方法、深刻的国情体认与高度的职业专注，对宏观经济演变涉及的广泛问题作出非同凡响的分析评判。他的研究成果，无论是长篇报告还是短篇评论，都往往有异乎寻常的视角和力透纸背的洞见，引发学界和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国青教授研究学问与为人处世都十分谦和低调。作为一名热心的读者和同事，我劝他把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他或笑而不答，或顾左右而言其他。我曾建议出版社编辑约稿，也被婉言谢绝。今年恰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我想借机采用“先斩后奏”的策略促成这本评论集的出版。于是，我先收集国青教授过去十余年发表的宏观经济评论文章，待出版社排版完成后再回头“倒逼”他许可授权。虽小费周折，这本评论集终究成功出版。

前期我共搜寻到国青教授1998 年以来发表的约60万字的经济评论与访谈文字。去掉文字质量良莠不齐的访谈文章，又舍去不同媒体转载内容重叠度较高的文章，剩下40多万字。考虑到出版社编辑一再强调评论集篇幅合意上限，又割爱部分与特定时点经济形势联系紧密的时评，最后挑出本书辑录的文稿。文章大体以发表时间为序，我通读全书仅订正文字错漏，对极个别字句做技术性处理，但对分析观点不做改动。另又按出版社责编要求对不同部分内容拟定一个标题，最终形成文集的目前样式。由于国青教授最终也不肯审校书稿，对本书文稿选择、内容编排、形式设计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妥或失误，应由我个人负责。

在30多年前大学读书时，我就对国青有关粮食统购改税报告的印象极其深刻。1995年侥幸忝列CCER教职成为国青教授的同事，特别是近十年协助他主持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有幸多年就近动态地观察领悟他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我相信，如同国青教授早年统购改税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农业改革设计的精彩案例，他对世纪之交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以及走出通货紧缩的分析将成为这个时期宏观分析史的必读文献，他针对宏观经济短期形势的评论文章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本书辑录的大部分文章，我在发表的第一时间就曾拜读，这次审订文集再次系统研读仍被国青教授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特点及成就吸引。

“经济预测第一人”

宏观经济时评重视短期经济走势的定量预测，国青教授为很多业内人士所熟悉关注，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在数量预测方面的出色表现。例如，2008年年底我国政府针对当时内外经济形势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成为随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流行观点认为经济运行会呈现L形走势难以顺利复苏。在2009年2月14日CCER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16次季度报告会上，国青最早提出“需求快速回升可能性增大”；同年3月30日，他在评论文章中明确指出“总需求将强烈回升”。后来我国总需求V形回升形势证实了国青教授最先提出的预测观点。《证券市场周刊》于2001 年开始对宏观经济学家有关宏观经济短期指标预测的实际成绩进行评比，在这项评比实施最初五年，国青教授有三年拔得头筹，被媒体誉为“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

堪称传奇的事例应是国青教授对2002年经济增速“坐八望九”的预测。1998—2001年我国宏观经济受通货紧缩困扰，2001年的GDP增长率在2002年年初的初始公布值只有7.5%，当时学界普遍认为2002年的GDP增长率与上年接近。在这一背景下，当年4月国青教授提出经济增长率“坐八望九”的高位预测观点可谓卓尔不群，当时引发多位同行学者撰文质疑。2002年4月22日，《财经时报》专题报道写过这样的重话：“‘坐八望九’：要是预测对了，可以日进斗金；要是说错了，丢人又赔钱”。

实际情况是，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8.0%，后来又将数值修正调整为9.1%，几乎完美印证了国青教授提出的“坐八望九”的预测观点。正是基于中国经济稳定走出通缩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的判断，他在2003年夏季再度语出惊人：“现在除了债券和狗屎，什么都可以买”，不久大商品期货价格大涨。这或许是宏观经济学家在投资方面所能提出的最出色建议。我不知道国青教授是否真得如上述媒体评论所言那样“日进斗金”，不过上述争议无疑印证和巩固了国青教授在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方面的声誉。

“数据大师”宋国青

经济学研究包括逻辑、历史、定量等基本分析维度。宏观经济变量覆盖经济整体，其状态与变动难以直接观察，而是要借助各类统计数据加以考察评估。研究宏观经济需要借助理论推理、机制分析、案例考察等办法，然而都不能替代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定量分析，不能替代对宏观经济数据的考察推敲。当代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深刻的体制转型，统计体系随之嬗变演进，因而特定时期在经济统计数据的系统性、衔接性、准确性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的局限与问题。研究者只有长期浸润于数据之中，才能使枯燥无味并且有时看似矛盾和歧义的数据，显现其内在逻辑联系。

国青教授无疑是数据分析的高手。他20世纪80年代初就潜心钻研中国经济数据。正是凭借对数据由来已久的重视与长期研究积累，也得益于其自创方法把官方统计指标同比变动率转换为环比变动率，国青教授才能在1997年年末最早报告中国经济已进入通货紧缩状态，才能在2003年提出中国成为增量意义上的2号超级大国。同样是基于孜孜矻矻的数据工作，他才能在2007年6月写出“货币度量有问题”的短评，指出当时以肉价飙升为表象的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本质。在“中国经济与中国影响力”一文中，国青教授回忆当年研究1989年总需求疲软面临认识困惑，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经常看着两张数据图发呆。正是几十年对经济数据打坐禅定般的执着探究，国青教授才达到被汪丁丁教授称誉的“数据大师”境界。

货币分析见功力

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借鉴践行货币学派的分析方法，是国青教授研究宏观经济方法的突出特点。国青教授很早就指出，研究宏观经济需重视“统一的逻辑分析框架”，这是科学分析同“拍脑袋”评论和刻意追求耸人听闻观点的本质区别。重视分析框架的一般要求，自然体现为经济学家对基本分析框架和视角的选择。国青教授显然较多地坚持采用现代货币学派的分析方法，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做中国货币学派研究实践的最重要成果。他从货币分析视角分析不同时期开放宏观经济的重大现象并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又在短期问题分析与建立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目标之间打通衔接，这为观察分析我国转型期的开放宏观经济提供了认识利器。

仔细理解体认国青教授的经济思想，需要研究他的研究论文和分析报告，不过从短评文章也能清晰看出其货币分析视角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他对实际利率影响宏观经济一以贯之的重视与强调。以过去十余年宏观经济分析为例，不同于流行观点在分析通货紧缩时可能强调产能过剩作用，在解释通货膨胀时又可能强调不同结构变量的影响，国青教授一直重视实际利率变动在宏观经济不同周期阶段的机制作用，这有助于使宏观分析避免套套逻辑而回归科学范式。他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宏观经济波动时，就已十分重视实际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早年采用边际分析逻辑解释统购统销体制下的农民行为，构成其提出统购改税改革观点的经济学基础，他从实际利率角度分析宏观经济多方面的表现在方法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青教授采用货币分析方法自然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个原则和理论，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实际特点，在研究特定宏观经济问题时重视与其他相关问题的联系，从而既能体现宏观经济分析的一般均衡立场，又能揭示特定问题的具体内涵和逻辑。例如，他2003年就鲜明提出人民币汇率应果断升值的观点。从他提出“利率是车，汇率是马”“车马效应”来看，实施灵活的汇率体制是搞对价格与管好货币这个基本研究立场的延伸；然而他对问题分析绝非停留在一般逻辑层面，而是具体研究当时走出通货紧缩后国内投资回报率上升的实际情况，并与顺差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出加以比较阐述汇率改革的观点，其分析方法和结论体现了理论逻辑与经验现实之间一致性。

宋氏幽默亮点多

在表述方式上国青教授也有佳妙之处，撰文著述时常展现宋氏幽默的特点。国青教授上大学前在陕西关中农村家乡生活多年，曾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并熟悉农村朴实生动的语言。他上课讨论问题或撰写宏观评论时，对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俗话俚语信手拈来，形成其特殊的幽默文风。

他会把宏观经济运行的某种微妙状态形象描述为“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瘦”，经济走势扑朔迷离则被比喻为“二八月，乱穿衣”。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增长提速带动全球经济景气，然而有一段时期国内外股市的表现天壤之别，他以“墙里开花墙外红”为题描述这一观察。1999年宏观经济复苏受企业财务状况等因素的拖累蹒跚迟缓，又被他形容为“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病去如抽丝”。在国青教授笔下通常枯燥无味的宏观经济描述，经常能跟乡间地头农村日常语言打成一片，不禁让人眼睛一亮。

农村修水库调节用水供需如误判天气变化可能会加剧供需矛盾，国青教授以此比喻存货投资可能像“上蹦下蹿的跳蚤”对宏观经济波动反向调节，产生“热天放暖气，冷天开空调”效果。他批评我国股市监管过于投鼠忌器导致制度建设难上轨道，指出“没有当年中关村，哪有今天银广夏”。他用房车路作为“新三件”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老三件”比较，用瞄准打飞机需要有提前量说明设计政策要考虑滞后性因素。本书有文章标题是“刀快不怕脖子粗”，强调如能直面调节阵痛，利率等价格调节工具自会达到经济逻辑提示的效果，体现出一位坚持货币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在政策和体制取向方面的思想锋芒。

国青教授无论研究还是授课都十分重视分析的逻辑一致性与经验证据的可靠性，不过其内容表达并非总是一开始就给人平易近人之感，需要熟悉他的表述方式后才能登堂入室。国青教授的幽默是表面晦涩而内在灵动的幽默。如以相声艺术做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或许不同于马季先生挥洒洋溢与老少皆宜之才，而是有点像马三立先生在听来似乎平淡无奇的叙述中自然流露的冷幽默。记得多年前旁听国青教授上课，时常会和同学们一起开怀大笑，这次通读评论集仍不时会忍俊不禁而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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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国青教授对我在执意编辑出版这本评论集上忤逆尊意越俎代庖的容忍。感谢姜志霄同学、张杰平博士协助我搜集和编辑文章。更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女士和刘京女士春节前后加班工作使本书得以在最快时间高质出版。我相信，国青教授的经济思想与著述对理解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与发展自有其学术价值。要全面了解他的经济思想，仅有这本评论集自然不够，还应编辑出版两种更具有学术性著述：一是国青教授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集，二是他给CCER研究生开设多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课程讲义。但愿将来有机会与认同国青教授研究成果价值的“青菜”们一起促成这两件工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卢锋
2014年3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