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暧昧的历史主体：革命的“智识阶级”

“革命+恋爱”小说及其性/政治的修辞，事实上始终与一个特定的历史主体即20年代后期转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与经历了对“革命的浪漫蒂克”清算之后的普罗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革命+恋爱”小说所书写的历史主体不是“工农大众”，而是知识分子。转向后的丁玲明确提出“新小说”必须“用大众做主人”，而“不要太喜欢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那只是些“无用的人”，“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29]这种革命主体和知识分子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造就“革命+恋爱”模式诸多叙事上的特征的历史原因。

“革命+恋爱”小说所书写的历史主体（同时也是书写这种小说的历史主体）是知识分子（智识阶级），20年代后期正是他们确立起其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同时又处于与革命叙述紧张角力状态的时期。汉语中的“智识阶级”一词，是“从日语chishikikaikyu中借用过来的”^[30]。它最早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时，就包含着一种贬斥的含义；而在1926—1927年共产党北伐宣传队伍中，已经出现了“打倒智识阶级”这一口号^[31]。由于“智识阶级”一词包含着将知识和文化看作“物质上自私自利的产物”这样的意思，1927年，一种新的译法“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并以无产阶级化为标准强调其正面性：“今后可以生存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劳动化，民众化，没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的。”^[32]舒衡哲（Vera Schwarcz）认为，正是在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打倒智识阶级”这一说法才“传播到知识分子聚会和争辩的茶室及咖啡馆”。^[33]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4]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目。

看起来，成仿吾是在相当有意识地区分“印贴利更追亚”^[35]（intelligentsia）与“智识阶级”的不同用法，并做了不同的判断。成仿吾批评“智识阶级”“对于时代既没有十分的认识，对于思想也没有彻底的了解”，而“印贴利更追亚”则是“近代式的”，早期创造社“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但即使是后者，在成仿吾的眼中，也带着明显的过渡性色彩——“我们在以一个将被‘扬弃’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识形态’为内容，创制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的恶劣的根性”，因此他提出的目标就是：“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扬弃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而在《革命与智识阶级》^[36]，这篇“革命文学”论争中总结性的重要文章中，冯雪峰对于“智识阶级”做了更为历史化也相对客观的描述。他一开始就突出了“智识阶级”的现代性特征：“中国智识阶级是在国民解放运动中形成的”，“智识阶级的起点是所谓‘五四运动’”，他认为这是在现代历史中诞生的一个社会群体，而不像成仿吾那样强调其应当具有历史意识。但和成仿吾一样，他认为这一群体是“革命”的客体，即“智识阶级于其构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是只将革命的智识阶级看作‘追随者’的”。于是，在冯雪峰看来，革命中的智识阶级可能存在两种角色，其一是“毫无痛惜地弃去个人主义立场，投入社会主义”，而另一则是“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他徘徊着，苦痛着”。与成仿吾等人那种暴力性的“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不同，冯雪峰对动摇的知识分子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认为应当“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痛苦，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

可以看出，在20年代后期，在如何建立起知识分子与革命之关系的论述上，也隐含着一个类同于“革命+恋爱”小说中的“突变”式的话语模式，一个二项对立式的两难。正如冯雪峰所说的“事实上，在智识阶级这名字还存在的时间，它始终是（革命的）追随者”，也就是说，被名为“智识阶级”（或“印贴利更追亚”），也就同时意味着你将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革命的主体是“农工大众”，“智识阶级”只有“扬弃”自己（使自己不成为自己），才能成为革命的。但是，如果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即将这种论述置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当中，那么一个明确的历史事实是，恰恰是“智识阶级”成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历史主体。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其一，如果说知识分子必须使自己不成为自己才能是革命的，那么，促使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动力是什么？其二，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到底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

关于第一个问题，“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将其表述为“历史的必然”，而在“革命+恋爱”小说中，往往是革命者通过“读书”的方式获得最初的信仰，并经过革命实践来加强这一信仰。一本极具争议性的论著认为，这一问题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所没有回答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一些知识分子变得激进是因为他们‘关注’并从理论上明白了历史。……很明显，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矛盾的”^[37]。而第二个问题即知识分子角色问题，就当时的理论表述来看，参与革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智识阶级”的消失，但事实上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期创造社的激进理论家们曾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这理论的核心则是以无产阶级作为主体的革命。正如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成为“看不见”的角色一样，“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也隐匿了是“谁”在宣传并实践这种理论，尽管其中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改造/被改造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关键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消失”，而是缺乏正面表述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理论语言。

显然，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美国左派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一书提供了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理论和阐释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这里全盘接纳其关于“新阶级”的论述。事实上，古尔德纳的论著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时，它仅仅在提供一种理论假说。正如本章开篇所说的，在讨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时，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理论”表述，则意味着可能丧失问题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肌质，尤其是其中的情感结构。引入有关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理论讨论，一方面是想正视相关问题在理论上的困境，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这种表述发生于更早的历史段落而将其看作“幼稚”并予以轻视；而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与理论的参照，呈现结构着文学表述的历史话语。

或许可以说，这种理论上的空白，正是“革命+恋爱”小说能够发挥其历史想象力的地方，同时也是造成其叙事上困境的原因。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事实上也是“革命+恋爱”小说建立起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一种历史修辞。一方面，借用“恋爱”的修辞，使“革命”呈现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在一个普遍分享着历史进化论的话语逻辑的时代，“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强烈的“献身”激情，或许只有爱情可堪相比。因此，蒋光慈认为“革命是最伟大的浪漫蒂克”^[38]。这一点甚至张爱玲也曾予以体认：“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39]如果说对于历史，我们常常可以通过实证的史料，通过可表述的理论思考而到达的话，那么，我们常常难以达到的恰恰是其中的感性经验和情感结构。而“革命+恋爱”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些可感知的历史印记。

但性/政治的表述遭遇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恋爱”本身包含的欲望（性与女人）话语具有独立且自反的能力，它将改写革命话语并将其纳入相反的利比多（libido）通道；而另一方面由性爱话语建构的作为革命主体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在革命中表述自己。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推动革命发生的力量，从这一层面来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主体，同时也从革命中获得主体意识，就像从“恋爱”中实现其主体一样；但另一方面，由于革命话语无法安置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因此，一旦进入革命组织，知识分子必须“扬弃”自我。这种历史性的张力，构成了“革命+恋爱”小说一种自我分裂式的主体表述。这表现为蒋光慈自身的文学/政治的两难和他小说中作为“革命文人”的“我”对身份的自我疑虑，表现为韦护的“秘密抽屉”中的诗稿和双重人格（《韦护》）、沈之菲的两个自我（《流亡》），表现为子彬和若泉的分道扬镳（《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当然，更表现为脱胎换骨的云生（《两个女性》）、林怀秋（《复兴》）们。而表现“新人”出现的方式，则是情节上的“突变”。

在很大程度上，30年代初期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便是擦抹掉其中那个知识分子的自我。但这种擦抹事实上仅仅是“隐匿”。如古尔德纳评述革命中的“新阶级”那样，那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在革命中的地位便经常被隐藏、掩饰、忽视、否认，甚至歪曲掉”^[40]，但并没有消失。如果说知识分子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一个太大的政治和思想命题，那么本文仅试图通过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显示某一历史侧影。而促动我关注这一问题的，或许仅仅是试图去正视并显影那“隐匿”的部分，以探询以一种语言去表述那没有被说出的历史内容。

2006年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1] 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原载《文学》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收入《茅盾文集》第20卷，第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2] 易嘉（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蒂克》，原载华汉小说《地泉》卷首（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第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281、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重版（初版于1936年）。

[5] 〔日〕野泽俊敬：《〈意外集〉的世界》，收入《丁玲研究在国外》，第254页，孙瑞珍、王中忱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易嘉（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蒂克》。

[7] 参阅马德俊：《蒋光慈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

[9]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10月10日。

[10]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

[12]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

[13] 参见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九章“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14] 欧阳山：《三家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

[15] 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

[16]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中篇），《清明》1979年第1期。

[17] 古华：《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

[18] 王小波：《黄金时代》（1993）、《革命时期的爱情》（1994），收入《黄金时代》，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

[19]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收入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20] 戴厚英：《人啊，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

[21]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

[22]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创作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6月。

[23]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

[24] 钱谦吾：《丁玲》，《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8月。

[25] 茅盾：《女作家丁玲》。

[26]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68页，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27]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1948年第1卷第2期。

[28] 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1931年8月10日《读书月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收入《丁玲文集》第5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

[29] 丁玲：《对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1932），《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第219页，刘京健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31] 参见〔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18—219页。

[32] 心如：《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一般》1927年第3卷第1号。

[33] 参见〔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25页。

[34]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35] “印贴利更追亚”的英文与intelligenty同出一源，后一词“于19世纪60年代出现于俄国，指的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爱批判现状的自觉的精英”。〔美〕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罗永生、黄蕙瑜译，第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36] 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无轨列车》创刊号1929年9月25日。

[37] 〔美〕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38] 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收入《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39]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杂志》1944年5月第13卷第2期。

[40] 〔美〕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