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外记游中的文人雅趣与市井俗调
——近代上海新文化群体的异域采风诗文
王韬对东西交流中的旅行者进行过几番比较。他起初在上海时，认为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多有“贵爵显秩、富商巨室、贤豪英俊”，“而中国之往诣其邦者，皆舵工佣竖、俗子鄙流，无文墨之士一往游历，探奇览胜，发诸篇章者”[1]，因此才特别表彰吴樵珊、应雨耕等人的诗文。1862年他流亡到香港，之后又有机会漫游欧洲与日本，在异域旅行的文章题咏上有了些心得和成绩，于是对当时他所认知的“中西文士”加以臧否之言：
中西文士各有所蔽……西士之蔽，则在详近而略远，通今而昧古，识小而遗大。其所著书，图逾径寸，地已千里，概无论列，初乏名称，是非尽穷荒未辟之区，沙漠无人之域，是以少名流之润色，缺风雅之搜罗，遂致湮没弗彰耳。间有名山胜水，佳壁广邱，足供游屐，可入诗笥，而为记述所不详，方舆之所未备，非身历其境不能周知，是则不好事之咎也。中士之蔽，则在甘坐因循，阅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视乎域外。[2]
有趣的是王韬对西人旅行著述的看法，认为他们善于发现途径、凿空新地，却缺少中国读书人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1860—1870年代的欧洲人，正热衷于每日从报纸上阅读那些探险家们的最新消息：有关彼尔克、斯图尔特穿越澳洲内陆，俄国探险队进入中亚沙漠地带，李文斯敦在南部非洲的失踪以及斯坦利如何找到他的经过，等等。法国人儒勒·凡尔纳利用从这些报道所获得的最新地理知识写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其意趣要到1900年以后，经前驻法外交官员陈季同的弟妇、福建女诗人薛绍徽的译介，才首度传入中国。[3]而以中文发表的西人游记之中，如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上卷、艾约瑟的《支那纪游》、《东游纪略》、潘慎文的《地球环游杂记》等等，都为晚清士林所熟知，而像法国人安邺的《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经由京师同文馆译出，也曾引起关心边事的有识之士的重视。王韬虽不是不谙时局的腐儒，却不如黎庶昌、洪钧、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那样，对于窥伺西北边疆的西方探险家们怀有警觉之心。他对于西人探地寻奇之事的反应态度，更像一位近代社会的普通读者，止于猎奇心理的满足和坐家中卧游险地的愉悦。[4]同时他又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浪漫的趣味和心态，主张旅行者的笔墨更应该是以诗文风雅加以润饰的，人文相续，才显示出主体的关照和外在环境的生机。[5]
自从旅粤的江南文人缪艮在19世纪初期发愿“出使外邦，遍历异域”之后[6]，渐渐有一部分中国读书人对于外部世界开始产生兴趣。同治五年（1866），清廷首度遣使赴欧洲游历，使臣斌椿记述其旅行见闻的《乘槎笔记》，其单行本以及在《教会新报》上的连载，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例如李善兰即为其家刻本作序，其中就有感叹“中外限隔，例禁綦严”、“虽怀壮志，徒劳梦想”的话[7]；又如毛祥麟在笔记中抄录《乘槎笔记》十余则，并且说：“身非海客，而当酒阑茶话时，亦足资为谭柄云”[8]；还有以“无边巨海看鱼跃，不尽长天任鸟飞”为志的林昌彝，也在诗话中连篇累牍地摘录斌椿《海国胜游》、《天外归帆》中的诗作。[9]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不仅使得大批早已习惯与洋人做生意的闽粤商贾迁到这里[10]，也因为租界富庶安定又带有新奇色彩的生活环境，吸引了江浙人士前来居住与从业。上海租界区的面积之大，以及华洋混居、五方杂处的程度之深，是广州所远远不能企及的，因此更容易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中心。1850年代以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江南地区原有的经济形态和世族文化造成的破坏，更进一步造成了很多有举人秀才出身的读书人涌入上海租界区。起初，江南文人还多抱持着“严夷夏之大防”的心态，但渐渐为黄、歇二浦的西洋文明景观所吸引，开始与西人合作，译介西书，并且渐渐开始建设起来一个繁荣的近代出版业和报刊业，——这成为一种新的文人生活方式。咸丰年间，云集于上海的著名文人，除却海天三友（王韬、蒋剑人、李善兰）之外，还有龚自珍长子龚橙、魏源之侄魏彦，以及与李善兰同样通晓格致之学的张福僖、张文虎、舒高第、赵元益等人，长于文章或书画的蔡敦复、管嗣复（管同之子）、姚燮等人；此外还有几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郑观应、赵烈文、周弢甫等，当时也在上海生活。[11]他们渐渐形成一个新型的文化群体，恃才放旷，不遵礼法，冶游无度，并且与洋人共同出入于西餐馆和教堂，因而被研究者称作“海上狂士”。[12]当时有人把供职墨海书馆的李善兰比作唐人小说中无心仕宦的谪仙李泌[13]，可见其摆脱功业科举和道德戒律之束缚的这些文人是如何悠游自在了。[14]
本章将以王韬、袁祖志等人的海外旅行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其旅行背景与写作心态，比照其诗文中的异域风俗景观，并留意于这些脱离庙堂之羁绊、山林之幽闭的近代都市文人，如何适应公众传媒的新风气来进行写作。最后专题讨论一部湮没在史料中的游记小说，其风格颇类似于凡尔纳的作品，也是利用真实的事迹、准确的知识来虚设人物和故事，它在报刊上的连载时日漫长以至于创作者的初衷被埋没，而被视作真实人物的旅行实录。
[1] 王韬：《甕牖余谈》，卷三“星使往英”。
[2] 王韬：《代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卷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00号。
[3] 1879年，郭嵩焘自法回国时，在船上已经见到凡尔纳的四种小说，包括《绕地球游记》（《环游地球八十天》，1873）、《新式炮弹》（《从地球到月球》，1865）、《新奇游记》（《地底旅行》，1864）和一种惟叙述了内容的作品（《海底两万里》，1870），想必当时有译员为之解说内容，郭斥为“语涉无稽”，见《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22页，岳麓书社，1984年。
[4]William H. Sherman曾论及这种阅读兴趣，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社会中就有这样的众多读者了，参见Peter Hulme和Tim Youngs主编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pp.20-21，London，2002。王韬也曾写《李文通探地记》、《续记李文通事》二文，热衷于介绍李文斯敦和斯坦利的非洲历险，见本章第三节中的论述。
[5] 又如钱穆在《师友杂忆》（第10章14节，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中所说：“山水胜景，必经前人描述歌咏，人文相续，乃益显其活处。若如西方人，仅以冒险探幽投迹人类未到处，有天地，无人物。即如踏上月球，亦不如一丘一壑，一溪一池，身履其地，而发思古之幽情者，所能同日语也。”
[6] 缪艮：《四十二愿》，言“十一愿出使外邦，遍历异域，十二愿伟绩鸿勋，震詟中外”。见缪艮编纂的《文章游戏》（道光年间刻本）第一编卷四，篇后有“宁斋兄坤”讥笑他说：“穷措大作此妄想，如牡丹亭曲云‘梦魂中紫阁丹墀，猛抬头破屋半间而已’。”缪艮字兼山，号莲仙，杭州仁和人，生于1766年，在广州时与学海堂的吴兰修等人有交往。
[7] 同治八年（1867）作，见斌椿：《乘槎笔记》，第87页，岳麓书社，1985年。李善兰在序里还说，斌椿是一位修习华严宗的佛教弟子，他的海外旅行记闻好比普贤行愿品，能“率天下人而共游之”。
[8] 毛祥麟：《墨余录》，卷三，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祥麟字端文，号对山，上海县人。
[9] 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七，第444—4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昌彝字蕙常，福建侯官人。
[10]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388号），谓“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
[11] 以上参阅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第38—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于醒民：《上海，1862年》，第404—4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其中说“最出格的是狂到外洋去，狂到不同中国官家搭界，去当鬼子官方的雇员”，便以应雨耕为先例，后有龚橙带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只为报杀父之仇（言龚自珍与皇室内眷有私情而被内廷刺客毒杀）的传言，更经过小说《孽海花》的敷演渲染而为世人所熟知。
[13] 黄韵珊：《海上蜃楼词》之一，《咏墨海馆》：“牓题墨海起高楼，供奉神仙李邺侯”，引自王韬《瀛壖杂志》卷四。
[14]参考叶凯蒂对晚清上海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Yeh, Catherine Vance，“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2 (1997): 419-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