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渊 源

其实，船山与理学本有直接的渊源和广泛的关系。^[1]这在有关船山家庭的传记中处处可见。可以略举如下。

船山自述其父亲王朝聘：“先君子少从乡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受业。”^[2]这是指出王朝聘青少年时主要受学于伍定相。伍定相被高世泰称为“布衣理学”，邹泗山则称其“居敬穷理，实践虚求，伍子一人而已。”^[3]高世泰是东林学者高攀龙之侄，邹泗山是江右王学领袖邹东廓之孙，可见当时人都视伍定相为一个深于理学的儒者。

船山的父亲在青年时与江右王学的邹东廓一派也有从游之迹。船山说：“先君子早问道于邹泗山先生，承东廓之传，以真知实践为学。当罗李之徒，纷纭树帜，独韬光退处，不立崖岸。衣冠时制，言动和易，自提诚意为省察密用。”“早问道”即是指青年时代王朝聘曾问学于邹泗山，并接受了邹东廓的讲求真知实践的思想。罗李当指泰州学派的罗近溪和李卓吾，船山强调，在万历时期的王门后学各立宗旨、穿着古怪的衣冠、做着各种高言阔论的时候，王朝聘坚持做一个平易的儒者，注重实践，并在理学上提出“诚意为省察密用”的思想。

王朝聘中年以后则颇有意于朱子之学，船山述其行说：“以武夷为朱子会心之地，志游焉，以题书室，学者称武夷先生。”^[4]可见，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对朱子十分敬慕，因为朱子居武夷山讲学，所以自名其书堂为“武夷”，而学者也都称他为武夷先生。在这个意义上，王朝聘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朱子学者。船山又说：“当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皆先君子崇尚正学之教也。”^[5]船山这里所说的新学即是阳明学，照船山的说法，王朝聘对阳明学始终保持独立和批判的眼光，与流行的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划清界线，而不与之同流。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对其父学术思想的定位是“宗濂洛正传”，这就是说他的父亲在学术思想上是继承北宋道学。^[6]这些对于船山的思想发展不能不有所影响。

以上记述表明，船山的家学与理学有甚深的渊源，其父亲的学问宗旨与朱子学和王门中注重严肃修养的派别相近。现在来看船山自己的学术取向和理学的关联。船山的儿子王敔对船山的学术归趣有明确的表述，他在为船山所作的《行述》中说：“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比较起来，船山说他的父亲是“宗濂洛正学”，而船山的儿子说船山是“参伍于濂洛关闽”，二者略有区别。这种区别就是，王朝聘是“宗”承北宋道学，而船山是“参伍”两宋道学，“宗”即尊奉、宗奉，而“参伍”是选择地依据、分析地综合。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濂、洛、关、闽四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整体地尊奉，不能简单地按照朱子所说的道统去继承，而只能经过比较、选择，综合地总结四者中的正学圣道，依据于此而批判陆王。此外，严格地说，与直指象山不同，在这里的叙述中，船山似乎不是整体地批判王门后学，而是直斥阳明后学中崇尚无善无恶和专讲不学不虑的流派。^[7]王敔的这些说法按之于船山本人的著述，应当说大体上是符合船山所表达的主张的。

船山对于象山、阳明之学的指斥是一贯而明确的，但相比起来，船山对于朱子之学的态度要复杂一些。他的前期代表作《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既有尊重和肯定，又在理论上有所异议，对朱子后学则批评较多。然而，很明显的是，船山与陆王的分歧是被他自己看做为正学与邪说的分歧；而与象山、阳明相比，他与程朱的分歧则主要是哲学上、理论上的，被他看做为正学内部的理论差异。他对朱子学后人的批评也主要是不满于他们流入考证训诂，而不是视之为邪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船山对朱子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读四书大全说》中对于朱子学的《四书》诠释，在大关节上予以肯定的同时，往往有苛评之处，盖与其当时心境有关，虽然主要针对于朱门后学者。但在船山后期，对朱子的态度渐就平实，在《礼记章句》和《四书训义》中对朱子的推崇明显加重 。

船山的《礼记章句》中对各篇都做了章句疏解，唯独其中的《中庸》和《大学》两篇，完全录用朱子的《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而且，在《中庸》和《大学》各篇之前船山都有一大段文字阐明其意，如他在《大学》篇首说：

是篇按圣经之文以审为学之次第，令学者晓然于穷理尽性、守约施博之道，可谓至矣。愚谓十传之文，鳞次栉比，意得而理顺，即令古之为传者参差互发，不必一皆如此，而其命意，则实有然者。得朱子为之疏通而连贯之，作者之意实有待以益明，是前此未然而昉于朱子，固无不可之有。况《礼记》之流传舛误，郑氏亦屡有厘正而不仅此乎！是篇之序，万世为学不易之道也。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所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人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8]

这是说，《大学》以格物为本的为学次序是不可改变的，朱子所分析的《大学》十传文理通顺，意旨明白。即使古人作《大学》传时，十传的次序或许与朱子定本有差异，但朱子所把握的《大学》意旨和工夫次序是正确的，而且只有经过了朱子的发明，《大学》作者的意旨才得以彰显。在《大学》的问题上，船山的立场是捍卫朱子而反对阳明。

船山在《大学》本文“此谓知之至也”朱注下“衍”其说曰：

故以格物为始教而为至善之全体，非朱子之言也，经之意也。……补传之旨，与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千古合符，精者可以尽天德之深微，而浅者亦不亟叛于道，圣人复起，不易朱子之言矣。^[9]

这是说，《大学》以格物入手的工夫，不仅是朱子的主张，本来也是《大学》经文的主张；朱子的“补传”完全符合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教导，圣人在世 ，也不会改变朱子的说法。

他更在《礼记章句·中庸》的篇首说：

《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义，自朱子之时，已病夫程门诸子之背其说而淫于佛老，盖此书之旨，言性言天言隐，皆上达之奥，学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则固不知其指归之所在，而佛老之诬性命以惑人者亦易托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于心得，而深切著明，俾异端之徒无可假借，为至严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为而不屑一与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以附章句之下，庶读者知圣经之作、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10]

他推崇朱子的《中庸章句》“深切著明”，认为朱子对《中庸》的析述反映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而且他还声明他自己“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11]对于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和批判审查态度的船山而言，这种对于朱子的推许，应当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无怪乎唐鉴据此认为船山为学“由关而洛而闽”，“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唐氏之说虽不确，但亦有见于船山对朱子的推许而使然。^[12]

这种态度在《四书训义》中全面体现出来，该书依据朱子的《四书章句》而训释《四书》的义理，不仅限于《大学》、《中庸》。其体例是逐章先录朱子章句注释，然后阐述发挥经文和朱子注释的义理，故每卷题下都有“宋朱熹集注，明衡阳王夫之训义”的字样，这可以说真正是“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的体现。所以后来刘人熙说：“船山训义发紫阳之微言大义，并其所以至此者亦传之，使学者得入其门焉。”同时他也指出：“至于训义，专以集注为宗，稗疏、读大全诸说半不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深知前贤，是以不阿所好，功臣诤友，盖兼之矣。”^[13]在《四书》的思想宗旨和话语诠释上，可以说后期的船山是“宗承”于朱子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船山晚年对朱子《集注》的态度有所改变，也反映出他对整个道学的理解和态度有所转变。

[1] 船山的思想渊源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早如张西堂的《王船山学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长沙印版）即已有简明的叙述，可参看其书第17—26页。

[2] 《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十五册，第111页。

[3] 《船山师友记》，第72页。

[4] 《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十五册，第110页。

[5] 《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十五册，第111页。

[6] 船山的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他说他父亲“宗濂洛正传”、“崇尚正学之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掺入了他自己的学术宗旨和方向。

[7] 这表明，在王敔对船山的了解中，船山并非把王门后学看成一个整体而加以否定，而是针对王门后学中讲虚无、重情识的派别（即所谓浙中王门与泰州学派）深加批判。不过船山本人在《正蒙注》和《思问录》等书中也都曾直接指斥阳明。

[8] 《船山全书》第四册，第1467页。

[9] 《船山全书》第四册，第1484页。

[10] 《船山全书》第四册，第1245—1246页。

[11] 事实上在《礼记章句》中的《大学》和《中庸》篇中，船山并没有在朱子的章句之下再做衍解，反而是在《四书训义》里，在朱子章句和注释之下作训义以“衍”之。

[12] 唐说见《船山全书》十六册，第544、547页。

[13] 《船山全书》第八册，第976—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