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蔡楚生及其《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

《渔光曲》：蔡楚生导演、编剧，周克摄影。王人美饰徐小猫，韩兰根饰徐小猴，罗朋饰何子英，汤天绣饰徐妈，尚冠武饰何仁斋。联华影业公司1934年出品。

《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导演、编剧，朱今明摄影。陶金饰张忠良，白杨饰李素芬，吴茵饰张母，舒绣文饰王丽珍，上官云珠饰何文艳。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1947年出品。

蔡楚生1920年代末进入电影界，1930年代初在蓬勃兴起的左翼电影潮中，以其优秀创作而成为著名导演，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成熟期的代表性艺术家。

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生于上海。童年时回到故乡，12岁那年，被长辈送到汕头当商店学徒。少年时就迷恋戏剧、喜爱表演，1926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去汕头拍电影，他有幸参与演出而对电影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离开家乡投奔上海，在“华剧”“天一”公司做场记、美工、剧务、临时演员等，通过刻苦自学，很快获得丰富的电影经验。

1929年在蔡楚生的电影生涯中是个重要年头。这年秋天，他得到同乡郑正秋的推荐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协助郑正秋拍摄了《战地小同胞》《碎琴楼》《桃花湖》等作品，在电影观念、影像叙事、技术手法等方面得到郑正秋传教甚多。1931年底，由史东山等推荐，蔡楚生又从“明星”转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独立编导。他初入“联华”公司的《南国之春》（1932）和《粉红色的梦》（1932），以其“小资”“唯美”得到同行赞誉，但受到左翼文艺界严厉批评。经过痛苦反思，他表示：“我以后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而尽可能地使她（引者注：指电影）和广大的群众接触。”^[1]

1933年2月，蔡楚生加入左翼电影界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投身时代大潮而开始他电影生涯新的历史时期。在左翼电影崛起的1933年，推出了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暴露现实黑暗的《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电影创作的转向；1934年编导的《渔光曲》，更以其对于渔民生活的深刻描写和艺术表现的优美，代表着他电影创作的成熟。此后的《新女性》（1935，孙师毅编剧）和《迷途的羔羊》（1936），都表现出他在转向之后的艰辛努力。

《渔光曲》是这一阶段蔡楚生的代表作。影片的突出成就，是它一改蔡楚生及中国电影早先的虚无缥缈或“诗般的幻梦”而直面社会人生。东海渔民徐福因为沉重的家庭负累和船主何仁斋不肯缓缴船租，寒冬出海捕鱼而被大海吞噬。20年后还是这片大海，身体孱弱的徐小猴在艰苦的拉网劳作中耗尽年轻生命而死去。徐家父子的遭遇，就是中国渔民在旧社会其苦难人生的真实写照。而徐妈在丈夫遇难后不顾自家儿女年幼而去何家做乳母，以及后来徐家在匪盗抢劫、传统渔业受到轮船捕鱼冲击而在渔村难以生存，投奔上海舅舅家时经历或目睹无数贫困者的失业、饥寒和病痛，又从广阔的视角揭示了底层社会的艰难生存状态。编导怀着真挚的同情“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其创作也就因为“大胆地描写现实，且具有高尚的情调”,^[2]而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观众的欢迎。

此片的情节叙事是传统的故事结构。它以徐家两代人的遭遇为主，又“花开两枝”讲述何家的故事，用何子英来联结剧情。徐家与何家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关系，何子英却是吃徐妈乳汁长大的，且从小就同情徐家。然而无论是何子英年少时为失手打破古董的徐妈向父亲求情，还是成年后他带着徐家兄妹返回家乡用轮船捕鱼，他都不能帮助徐家摆脱苦难的命运。影片在徐家人的身上，汇聚了社会底层人们的所有苦难。在故乡，徐福父子为了活命先后死于海上；到上海，小猫和小猴艰难地找工做、捡垃圾、街头演唱，徐妈和舅舅更是悲惨地葬身于茅屋被烧着的火海之中。人物历尽苦难，叙述生动曲折，令人同情悲伤。

镜头平实、叙事流畅、表演朴素、音乐动听，也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它虽然重在讲述故事，镜头选择突出人物居中的中近景画面，但是，实景拍摄赋予其影像造型以生活质感，摄影机沉缓运动平实地呈现人生进程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幽暗的光影与影片内容相互映衬，时空转换的镜头剪接依据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也顺畅、干净等等，都富有感染力。影片的画面视觉形象与插曲的音乐形象结合得较好，歌曲《渔光曲》多次出现，在歌声中展开故事，从不同层面渲染了影片的内容和情感。演员表演自然朴实，尤其是王人美饰演的纯朴、健康的渔家女形象，给中国银幕带来新的气息。

1936年初，蔡楚生参与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积极开展“国防电影”运动，编导影片《王老五》（1937）等。抗战爆发后离开上海，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在离乱困顿中仍然坚守他执着追求的电影事业。在香港，他与司徒慧敏合作粤语电影剧本《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1938），编导《孤岛天堂》（1939）、《前程万里》（1940）等影片，用电影艺术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战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蔡楚生对于社会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这话的含义我体会到了，我天天在难民生活的洪流里滚，受到血的教育，这比我在上海十里洋场受的教育不知深刻多少倍！”^[3]而战后国统区“左等天亮，右等天亮，天亮到了，更加遭殃”的现实黑暗，又激起他的满腔义愤。蔡楚生渴望在银幕上倾诉他的现实感受和人生体验，这就是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诞生^[4]。

《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上下两集。上集《八年离乱》讲述抗战爆发，爱国青年张忠良离别母亲、妻子和儿子，参加战地救护队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后来他辗转来到重庆，本想以满腔热情奉献给抗战，却是报国无门处处碰壁。无奈之下，他求助于熟人——交际花王丽珍，在她的干爹——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庞浩公——的公司里谋得一个要职，并在周围环境侵蚀下与其同流合污。而此时在沦陷区，张忠良的父亲因为反抗日军强行征收军粮被活活吊死，妻儿和老母在日寇铁蹄下苦熬挣扎，弟弟参加游击队与敌人英勇作战。下集《天亮前后》，描写妻儿和老母盼望抗战胜利亲人团圆，张忠良受命飞赴上海却没有回家，忙着“劫收”日伪财产而连同汉奸温经理的老婆何文艳一并收下。妻子李素芬为生活所迫去温公馆做女佣，无意间发现新东家竟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老母赶来训斥儿子，张忠良却丧尽天良不为所动。素芬希望破灭、悲愤交加而投江自尽。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从沦陷区、国统区及解放区的广阔生活面，多视角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官僚集团的黑暗腐败及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影片严肃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社会激情，深沉的现实批判，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其成为“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5]。

该片的情节叙事，是典型的中国戏曲家庭伦理剧敷演悲欢离合的传统结构。它用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的情感线，与民族抗战的光明和黑暗的现实线相交织，以男女之离合写民族之悲欢。影片有三条情节线，张忠民、老校长等投奔游击队和解放区这条线索因为环境限制而叙述隐晦，另两条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并行、交叉展开的情节线，编导巧妙地将其铺排成张忠良与“沦陷夫人”李素芬、“抗战夫人”王丽珍、“接收夫人”何文艳的情感纠葛，并在其中贯注了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居于中心的矛盾实质，就是以庞浩公及堕落后的张忠良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集团，与以素芬、张母为代表的普通百姓之间的尖锐冲突。张忠良是这些矛盾的焦点，他是国民党官僚集团黑暗腐败的牺牲品，而当他成为这个集团的走卒后，他便沉沦堕落以至给家人和社会带来无尽灾难。所以，影片在中国传统文学“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古老叙事模式中融入了新的、深广的现实内涵，既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又能深刻地反映现代社会人生，有其独特的审美感染力。

与此相对应，该片通过镜头画面呈现的情节发展，也基本上是传统戏剧式的。它注重通过故事、冲突和性格刻画完成主题内涵的揭示。影片围绕中心事件、主要矛盾渐进展开情节，以庞浩公及张忠良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集团的黑暗腐败和以素芬、张母为代表的普通百姓的受苦受难这两条情节线并行、交叉发展。镜头影像的平行剪辑与影像内容的累积加强，使其影像叙事充满张力。最后两条情节线汇聚，矛盾达到高潮，完成影片的故事叙述、性格刻画和现实批判。并且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平行、对比等蒙太奇修辞的运用达到高度成熟。尤其是月亮意象的多次出现，或深化不同空间的现实对比和呼应，或显示人物性格的变化，联结不同的情节线，构成深沉的意境。此外，该片注重生活细节的影像刻画，史料性纪录片的有机穿插，顺时序叙事的简洁、晓畅、明快等，都增加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

因此，《一江春水向东流》具有史诗体、写实性、戏剧式的美学风格，又富有中国传统审美的意境和抒情。

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的表演艺术令人赞叹。白杨（1920—1996），原名杨成芳，祖籍湖南汨罗，生于北京。1931年考入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养成所，1932年开始演剧活动，1936年在《十字街头》中饰演杨芝瑛显露艺术才华。抗战时期主要演话剧。战后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1956年主演的《祝福》是其电影代表作。白杨对艺术精心钻研，尤以饰演传统悲剧美的贤妻良母形象而动人。她饰演素芬，把握住人物温柔、善良、贤惠而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性格，演得细腻含蓄、血肉丰满。陶金（1916—1986），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由话剧舞台转向银幕，战后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电影表演艺术趋于成熟。特别是他饰演的张忠良，其人生命运和性格的矛盾及转变都演得自然、真实。舒绣文饰演泼辣风骚的王丽珍也极为生动。

新中国建立后，蔡楚生出任国家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忙于行政事务而疏于电影创作，仅有1963年初上映的《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与陈残云、王为一合作编导）。“文革”初期就遭难，1968年在批斗和疾病中含冤去世。

蔡楚生是在左翼大潮冲击下和郑正秋的影响下探索其电影艺术道路的。他编织故事、展开情节、刻画形象等从郑正秋那里继承甚多，但他深刻的现实批判却是郑正秋所缺少的，也与同样注重观众的娱乐片、商业片划开界线。蔡楚生转向之后注重现实性、思想性，但他也注重趣味性、喜剧性和戏剧性，这又与强调正确意识而忽视观众情趣的某些左翼影片多有不同。也许蔡楚生如此电影追求在艺术层次上有所损失，然而其影片的雅俗共赏能赢得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却又包含着电影艺术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值得人们认真思索。

[1] 蔡楚生：《会客室中》, 《电影·戏剧》月刊1936年第1卷第2、3期。

[2] 1935年《渔光曲》获苏联国际电影展览会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故事片首次获得国际奖励。引文为此次展览会评判委员会的评语。见《联华出品〈渔光曲〉争得国际荣誉》, 《联华画报》1935年第3期。

[3] 转引自张客：《难忘的回忆》, 《电影艺术》1979年第6期。

[4] 蔡楚生编导该片时体弱多病，但仍然全身心投入，带领年轻导演郑君里、摄影朱今明等精心制作。

[5] 梓甫（夏衍）等：《滚滚江流起怒涛》,1948年1月28日香港《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