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20年史学的新趋向^[1]

许冠三

一

与其他流派之或拥大量朴学遗产或具深厚玄学背景相较，史建学派堪称“新史学”中的“新史学”。从尽舍多派之短兼取各家之长着眼，这一派的学人确认，现代史学的要务，不外史实真相之重建，史情活态之再现，人类往昔行为之解释，以及古今社会变革之说明。其得失枢纽，首推历史因果连锁的追寻与掌握；其成败关键，端在各类学理、通则、概念以及相干方术与材料的恰当运用。至于研究的扩张与突破，或缘材料发现，或由理论启发，或因方法革新，实因人因世而异，然统合言之，材料、方法和理论这三者，既无一可以偏废，亦无一可以独行。成熟的致知者莫不洞晓，历史重建与解释的深浅精粗，实系于所用理论是否合宜，方法是否恰当，材料是否充分，以及这三者所发挥的功能是否恰如其分而又互剂互利。是以，他们重理论，但不盲从理论，更不以一论选材料决事实定是非；他们重方法，但不迷信方法，亦不专主一法；他们重材料，但不挟材料以自炫，更不假定材料的考证与诠释已尽史学之全功。

这一派学人极少公开称引梁任公，不过，他们所信持的准则，实际有一部分早见于梁的史学新义之中，理论、方法和材料并重即是著例。考梁氏一生，大致是早岁尊理论，相信作史者心中如无“哲理”，“必不能为良史”。他也是最早注意史学与其他科学关系的先知，以为地理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和经济学，以及心理学、论理学等，皆与史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他还多次应用群学“进化之大理”暨地理学、经济学的“公理公例”，从比较观点论析历史演化和文明兴替。在晚年，则兼重方法和材料，又引统计方法入史，开中国量化史学的先河。从史学功能言，他一早就主张，“科学的史学”当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例公理”，以“说明史迹变化之成因与影响”。他也曾强调，“史家之职，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其最重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推究其因果之起卒”。及至《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则力倡客观史学，讲求“极忠实”地搜集、鉴定史料，“极忠实”地重建并叙述史事，以为惟有从探索往事的因缘果报动态脉络入手，史学方得尽活化僵迹、重现生态之能事。在《研究法》卒章中，他又细析义和团兴起的因缘，以证明一历史大事的出现，乃是在心在境诸因结合众缘凑泊的结果。前列意旨如今常或隐或显于史建派述作之中。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含，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的史建学是梁氏义理的必然发展，但至少足以表明，史建学典范的若干“基因”早蕴藏于任公史学新义之内。

任公以后，几乎所有的新史学流派都为史建学的兴起奠过基石。如本书前此各卷所示，先是胡适强调方法，认为“西洋近百年史学大进步，大半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他又翻来复去地申明，实验主义的精髓“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2]，以致日后某些历史唯物论者竟混方法与理论为一，甚至号召治社会经济史者“把方法当结论”^[3]。稍后，李大钊则高抬理论，倡言新史学应不再以考证个别事实、探索其因果关联以作出合理说明为满足，当进而求建立历史演变之“普遍的理法”，并为“一般的解释”^[4]。接着，傅斯年继王国维之后突出新材料即新学问之义，标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治史旨趣。大概到了二三十年代之交，史建学的核心概念——方法、理论和材料不可偏举亦不可偏废——已在酝酿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先后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两大史学思潮的相激相荡。一方是以“实验主义”（或误称为“实证主义”）为背景的“新汉学”或“新考据学”联盟，主力在由胡适掌舵的方法学派疑古流，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他们首重材料的搜集和鉴定，主张一点一滴地研究问题，由小而大，积专而通，还历史以原来面貌；中心兴趣在古史考证。另一方面，是倚马克思主义为靠山的唯物史观派，无论是搞古代史或社会经济史，皆宣称既要知其然，也要求其所以然。这一派的核心人物，多为“镀银”^[5]出身，或从未受过高等洋教育的激进教师和文化人，其述作旨趣：在阐明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在释古变今，在影响未来；而不是博古通今，了解现在，故亦称“释古派”。“新汉学”一派是以著名学府（如北大、清华等）和国立研究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为基地，而历史唯物论者多借文化界或私立二、三流大学栖身，发表文字多在一般报章杂志，故社会声光有时反胜过以欧、美官费留学生为主体的学院派，被他们吸引的，多为心思单纯、急于寻求“总解答”，以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的知识青年。

1930年前后，释古派经常据李大钊《史学要论》所持立场，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批判”所谓实验主义史学，或含沙射影的讥诃，或指名道姓的挑战，其中颇受时论瞩目的攻击至少有三次。首仗由自命“中国昂（恩）格斯”的郭沫若发动，扬言他的古代研究在清算古代社会，在“批判”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他强调，“批判”与“整理”的性质根本不同，因为“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而“批判精神是要在‘事实之中求其所以是’”，又“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6]。第二次声势可观的进攻，是以李季、叶青（任卓宜）为主将，目标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注视焦点在方法论。继十万言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之后，李季复撰《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7]任的《胡适批判》多至二十余万字，先在《二十世纪》杂志连载，然后又辑成专书。^[8]千言万语，无非是说，实验主义方法远不及史的辩证唯物论犀利，它永不能找出历史演化、思想变迁的“真正原因”。对于他们这一类“批判”，胡适从未认真看待，更未作出相应的学术处理，只一味抓紧他给辩证法戴上的“玄学”帽子，说：“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9]事隔数年，他还很得意地告诉他的学生、在背后为他着急的苏雪林：“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然，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10]倒是旁观的青年学人张荫麟看不顺眼，竟写出一篇划时代的长文，为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辩证法，连同进化、循环等史观，作了一次简明清算；在“祛其所蔽”之余，还给它们各自安排了一个适当的位置。^[11]释古派开辟的第三阵线，是针对胡适“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之说，由正面抢攻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以王国维《殷卜辞中先公先王考》为据，李季逻辑地指出：“我们既经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自汤至武乙的世系真实可靠，便没有理由说，同纪中所载自契至汤的世系不可靠；也同样没有理由说，《夏本纪》所载自禹至桀的世系不可靠。”^[12]由此出发，他更进而从《路史》和谶纬图籍中拉扯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材料，凡可能附会历史唯物论及其所信学说的，皆视为“信史”，并据之以提出他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分期说：定唐虞以前直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西元前2206年）；夏殷两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周为封建时代；秦汉至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时代。^[13]继李而起的要角首推吕振羽。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即《中国社会史纲》第一分册，1934），几乎网罗了当时所能爬梳到的一切神话和传说，在辩证法指引下，以之与历史唯物论互相释证，合则取不合则舍。他“先把中国史和世界史作比较研究，以探讨其一般性；又从中国史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固有的独特之点，以指出其特殊性”，由是将中国社会史划为五个发展阶段，肯定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为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传说中之夏启一代，为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时代；殷为奴隶社会；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封建社会”^[14]。当然，吕在这里的“比较的研究”，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他的分期说，自然也像郭沫若、李季的公式一样，都是“拓荒”产品。不过，值得留心的是，李、吕及其战友，都尽量拉长中国史述论期，以迁就马克思——恩格斯公式。不仅如此，所有的释古派皆自觉地涉及方法论。吕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分册，1936）更以两个专章讨论材料和方法问题。^[15]

这些攻势虽未能推倒实验主义学院派史学的主宰地位，也未能动摇以疑古起家的信史建设派的根本，但研究历史不能不讲求理论与方法，史学不应满足于记述当进而寻求并阐明一般规律的观念，已渗入难以数计的通俗作品之中。这对史建学的孕育多少发挥过些酵素作用。与此同时，唯物史观派的内讧，则令好学深思者省悟，理论与方法固为治史者所必不可少，如用之失当，尤其是不顾史料而当做经典或教条、或结论来运用，就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这一点意思说，论史建学的最佳“反面教员”，便不能不想到“乌烟瘴气的噪闹一阵”，“结果还是乌烟瘴气的销声敛迹”的“中国社会史论战”^[16]。

[1] 节选自《新史学九十年》卷七第十六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商务，1919年；《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3，亚东，1924年。细节请参看本书胡适一章有关各节。

[3] 如王瑛、李秉衡在《食货》半月刊所发表的文字，即公然主张“把方法当结论”，肯定“理论与方法即是结论”。简要的介绍可参看本章第二节。

[4] 细节请参看《史学要论》，商务，1924年。有关述评见本书李大钊一章。

[5] “镀银”指留学日本，“镀金”则指留学欧美，尤其是以庚款或官费保送出洋，唯物史观派的李大钊、郭沫若、李达等人，皆是受过河上肇启发的日本留学生，间中亦有例外，如曾经正面攻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方法论的叶青（任卓宜）和李季，曾私费留学法、德，翦伯赞亦一度自费肄业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商科。惟三人皆未取得正式学位。自李大钊于1927年遇害后，正宗的唯物史观派从无一人能长期立足于著名的国立大学，更无须说占有月入四百元而从容论学的讲座教授席位了。据陶希圣回忆，当他在20年代中任职商务印书馆时，编辑一职之起薪，以西洋留学生最高；次东洋留学；再次为外人所办之大学毕业生，如同济、东吴等；最差的是国立大学毕业生。《潮流与点滴》，第64、74—75页，台北，1964年。

[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7] 前者，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初版，1932年再版。全文亦见《我的生平》，上海亚东，1932年。后者，1932年初版。

[8] 辛垦书店，1932年。

[9]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原载《新月》三：4，1930年。又见亚东版《胡适文选》，1930年；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1935年；台北远东版《胡适文存》，四：4，1953年。

[1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38，香港中华，1983年。

[11] 《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国风杂志》，二：1，1933年。

[12] 《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神州，1934年。

[13] 《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7—18页。

[14]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李达序。

[15] 此书1936年初版及1946年增订版，均将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方法扯在一起批判，大误。按实验主义本以批形式逻辑起家，胡适的《实验主义》（1919）《杜威论思想》（此文未收入《文存》，原载《新中国》，一：二，1919年。）等文中均有说明。杜威在中国的讲演录，如《思想之派别》、《试验论理学》等，亦再三抨击形式逻辑的弱点。傅斯年在1919年写的两篇书评，也一再说实验主义与形式逻辑“立于反背的地位”。他大赞失勒的《形式逻辑》一书，正是因为它“把形式逻辑打得落花流水”。参看《蒋维乔著论理学讲义》和《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傅孟真先生集》，一：上乙，第34—42页，台北，1953年。

[16] 引文出李立中，《试谈中国社会史上的一个谜》，《食货》半月刊，二：11，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