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祖鲁王国的崛起

一 北恩戈尼人诸部落统一的有利条件

得天独厚的祖鲁兰　北恩戈尼人栖居的纳塔尔是南非得天独厚的地区。它地处南非的东高原斜坡地带，其北部地表低平，河谷开阔；南部地区崎岖狭窄，河流辄多形成峡谷。全区雨量丰富，常年温差不大。由于地形复杂多变，在不大范围内就含有甜维尔区、酸维尔区和混交禾草区多种类型草地。维尔（veld）为草原之意，特指既未耕种过又无密林的开阔地。甜维尔（sweetveld）区全年甚至干旱时期都生长着有营养的禾草如红草，适于饲养牲畜。酸维尔（sourveld）区的禾草在生长的早期富含营养，但生长三个月以后所含蛋白质和矿物质急剧减少，木质素和纤维素含量升高，牲畜吃了不好消化，不爱吃。祖鲁牧人放牧牲畜先吃酸维尔区的牧草，三个月后进入甜维尔区，牛羊吃得腰肥体壮，繁殖率很高。除了适牧以外，比起高原斜坡带的其他地区，祖鲁兰又是适宜农耕之地，既温暖多雨，水源条件优越，又无危害人畜的萃萃蝇，是理想的发展农牧经济的地带。

居住在祖鲁兰的恩戈尼人主要部落有恩德万德伟、恩瓜内、姆塞思瓦和夸比。这些黑人部落善于利用自然条件，充分发展农牧混合经济。16—17世纪从东海岸葡萄牙海难者引进高产的美洲玉米以后，更增强了祖鲁兰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潜力，遇上好年成，玉米加上非洲蜀黍可使谷物产量增加一倍。以祖鲁人为代表的北恩戈尼人人口迅速增加。农牧业发展促进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北恩戈尼人炼铁和锻铁技术达到相当水平，铁制工具甚多。他们也善炼铜，喜好用铜制作各种装饰品。手工业分工初具规模。恩戈尼人可用来交换的产品数量和品种比其邻居科伊桑人多得多。祖鲁人的畜牛业特别兴旺发达，祖鲁语中有100多个专有名词，分别表示不同品种、毛色和不同角形的牛。专业铁匠技术严格由家族祖传。还有专事生产草篮、草席的工匠。木雕工艺也得到发展，生产的牛奶盘、木制长柄勺、羹匙、枕头等远销各地。^[1]

靠近德拉戈湾的南版图诸部落，兼得地理之利，长期控制着德拉戈湾贸易。1794年以前由聪加人控制，其后控制权曾短期转入马普托人之手。居住在主要通道之一的蓬戈拉河西岸的恩瓜内人和恩德万韦人，也力图控制此类贸易。于是，争夺长途贸易控制权成为刺激各部落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动力。乌姆福洛齐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部落的酋长丁吉斯瓦约在1809年前曾多次到德拉戈阿湾一带旅行，眼见贸易繁盛和欧商咄咄逼人的情景，深感加强武力控制贸易的重要。他在1809年即位后组织商队运输象牙、牲畜和毛皮向葡萄牙人出口，他曾贩运100头公牛和大批象牙，到德拉戈阿湾去换取串珠和毛毯。^[2]诸种有利因素使北恩戈尼人酋长能够有效维持其对象牙、毛皮贸易的垄断地位，获得巨利，从而壮大其经济实力。

18世纪末生态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祖鲁兰经济发展方向和政治实力。德拉戈阿湾的象牙贸易因大象被滥捕而骤减，牲畜出口猛增。贸易上对牲畜需求的增加（葡属莫桑比克港口同样是印度洋帆船的供给站），以及牛群作为社会和家庭财富唯一标志的传统文化心态的影响，刺激着北恩戈尼人想方设法扩大畜群的规模。

生态环境变化促进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　恩瓜内、恩德万德韦和姆塞思瓦诸部落的中心地均位于雨量丰沛、土壤肥沃的分水岭地带，靠近甜维尔和酸维尔地区，全年均可放牧，饲养牛群最多。但是，各部落出现的长期过分牧放的现象，一度破坏了祖鲁兰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甜维尔地区受到的破坏最大。这些优良牧场一旦植被覆盖面减少，表土流失，就会滋生牲畜不爱吃的灌木刺林。根据树木年轮研究^[3]，18世纪90年代纳塔尔地区的降水量达到历史最低点，发生了1801—1802年大灾荒。祖鲁兰各部落酋长竞相向所剩无几的牧场储备资源扩张，占领新资源。扩张土地的行动引起了部落战争^[4]，战争减少了人口，但并未根本解决生态危机和人口膨胀所产生的严重问题。

18世纪末，开始了部落广泛联合、从部落过渡到民族的过程，有的通过和平途径，有的通过武力征服。游牧经济在南非自然条件下本来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南非的南纬30°以北地区由于有可靠的农业生产和不断扩大的畜群却提供了这个有利条件。

大约在16世纪中叶，北恩戈尼人的恩瓜内黑人部落已居住在蓬格拉河下游两岸平坦的沼泽地带（今莫桑比克南界内），当时叫伦吉尼人，其创造者称德拉米尼一世。伦吉尼部落成为聪加人的滕贝王国的一部分。从北方伦吉尼部落分出来的新氏族往南迁徙，渡姆库泽河进入纳塔尔。新氏族恩瓜内后来又分成德拉米尼和恩德万德韦两个氏族。而留在北方的伦吉尼部落是其中的伦加氏族，从中又分出赫卢比和斯威兹两部。约1720—1730年赫卢比继其父伦加为酋长后，可能因在滕贝内战中失地，遂率伦加氏族沿林波波河丘陵南迁，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成为恩德万德韦的臣属。从此，伦加氏族一分为二，分别由赫卢比及其兄弟德拉米尼三世率领。德拉米尼三世率领的氏族定居于蓬戈拉河上游南岸（今斯威士兰国南界）那片十分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地带。一直到德拉米尼三世之子恩格瓦尼三世即位后，他才率众从南岸回渡北岸。无论如何，斯威士人终于定居在蓬戈拉河上游北岸这片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肥沃地带。恩格瓦尼三世（约1750—1770年在位）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奠定了斯威士民族的基础，建立了斯威士兰王国。斯威士人称恩瓜内人就是从几个自称为（巴卡）恩格瓦尼家族的名称沿袭而来的。恩瓜内人不断扩张领土范围，逐渐征服或吞并蓬戈拉河上游北岸的几个小酋长国，包括其中的苏陀人酋长国，因此，恩瓜内人文化中糅进了属于苏陀—茨瓦纳语系的苏陀人文化成分。有意思的是，北恩戈尼人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而同样属于恩戈尼语系的恩瓜内人却宁愿实行姑表和舅表婚制，斯威士人中皇太后的崇高地位与其说是恩戈尼人的传统，毋宁说是苏陀人遗风。

两强之对峙——恩德万德韦和姆塞思瓦　　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的恩德万德韦人力量强大，雄踞一方。18世纪90年代，亚卡酋长传位于其子兹威德。兹威德精明强干，他乘德拉戈阿湾附近的滕贝王国衰亡及其继承国马普托王国力量不济之机，控制了沿海和高地之间的东西方贸易商道，聚敛财富，征服了当地酋长国库马洛、恩瓜勒尼、布塞勒齐等，威势大振。远至纳塔尔北部和斯威士南部的许多酋长国和王国赫卢比、恩瓜内等，都不得不向他称臣纳贡。在恩德万德韦人统治下，一些臣属国如索尚干的加扎国和兹旺曾达巴的恩克万曾尼国仍保持自治地位。

位于乌姆福洛齐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酋长国，境内多河谷低地，既有适于农耕的丘陵地带，也有哺育大量猎物（尤其是大象）的低地。18世纪中叶以后，德拉戈阿湾的猎象业向乌姆福洛齐河低地扩展，姆塞思瓦酋长国控制了低地的各个要道，从而既垄断了猎象活动，又控制了地方贸易。18世纪90年代，丁吉斯瓦约同其酋长父亲（乔伯）闹翻，愤而出走，游历各地。关于此段游历，恩戈尼民间故事有许多传说。有说他曾到过开普殖民地，回乡时骑马挎枪，这些都缺乏可信的证据，但他见多识广，眼光远大却是可信的。1809年他倦游思归时，其父已传位于其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夺回酋长宝座后，知人善用，勇于革新，在他统治期间，国力迅速增强。他与马普托王国结盟，进一步控制了北方贸易；向西扩张，将祖鲁、布塞纳齐等酋长国均置于其控制之下。

19世纪初，在北恩戈尼人的部落战争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部落联合和集中的现象。昔日一个酋长国击败另一酋长国一般并不吞并后者，而只让其认输而后撤兵。如今，恩德万德韦人和姆塞思瓦人一改前例，不断通过战争征服和吞并别国，扩大疆土。

同龄兵团制度的出现　适应这种拓疆扩土统一军队的需求，他们率先建立起一种同龄兵团的军事制度（NationalAgeregiments）^[5]，打破部落界限，按年龄等级将各部落男青年混编在兵团中。这种同龄兵团制度几乎同时出现在班图黑人几个不同民族（恩戈尼人、苏陀人、茨瓦纳人）中，这一现象说明它是适应内外环境压力的产物。

南班图黑人早就盛行割礼入会的习俗。^[6]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习俗演进为部落的政治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质上是建立一种身份依附制度。酋长们为了便于控制各自部落的同一年龄段的青年，每当酋长的一个儿子施行割礼时，部落中同年龄的青年便一起去施行割礼。这些青年便自然成为酋长之子未来扈从的核心和最亲近的伙伴，一生效忠于他们的首领。实行多妻制的酋长一般子嗣众多，部落的青年们便按年龄段参加割礼，分属于酋长诸子，自然形成若干年龄集团。

到19世纪初，随着部落广泛联合过程的进展，这个沿袭已久的割礼制度同部落的联合、集中趋势及其带来的频繁的战争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割礼仪式繁复冗长，年轻小伙子集中关闭一地，在4—5个月内受到严酷的肉体折磨，筋疲力尽，体力下降。敌对部落常乘对方在割礼期间大部分青年战士无力自卫时发动突袭。此外这种入会仪式使部落的同龄青年成为只忠于年轻的酋长继承人的终身扈从，十分不利于部落的合并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改革这种过时的、弊端丛生的旧制度已势在必行了。

北恩戈尼人的同龄兵团制度废除了传统的繁缛割礼和入会仪式，而以加入同龄兵团、服役、参加战斗，作为少年步入社会的标志。按祖鲁人程序，允许他们戴头圈（一种成年人的光荣标志）；同龄兵团不再以部落划界线，而以同一年龄段作为唯一标准，被征服部落的同龄青年均以平等地位编入各年龄段兵团。^[7]兵团成员只对国王或最高酋长效忠，而与原属部落酋长脱离隶属关系。各同龄兵团的给养供应完全仰靠王室领地的收成或战利品供给，例如由属于国王或最高首领所有的牛群供给肉食和奶制品；谷物供应则靠各领地内的大批妇女从事农耕或国王向各个家族征募的剩余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国王或首领依靠垄断贸易或从事征服战争来聚敛财富和扩大畜群，因此，战士的给养状况与首领的军事行动的成败息息相关。^[8]这种新军事制度有利于促使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形成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首领（国王）效忠的信念。北恩戈尼人的四大酋长国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姆塞思瓦和后来居上的祖鲁小酋长国都将该制度作为联合部落形成国家的重要手段。

[1]Stuart,J.，and D.Malcolm,eds.，The　 Diary　 of　 Henry　 Francis　 Fynn　,Pietermaritzburg,1950,p.13.

[2] Ibid.，p.13.

[3]Camerton T.ed.，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1986,p.117.

[4] 成为姆法肯战争的前奏。

[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5,p.324.

[6] 一种把男性少年生殖器前端包皮割去的仪式。按照这种习俗，施行割礼后的少年便步入成年人社会，并为后者所接受。

[7]Bryant,James,The　 Olden　 Times　 in　 Zululand　 and　 Natal　,London,1929,pp.123-125.

[8] Fortes,M.，& E.E.Evans-Pritchard, op.cit.，pp.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