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厄运 笑看风云

记：吴教授，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在法学界已是青年才俊，学术生涯可谓一片光明。但是您作为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没有顾及个人利害，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招来横祸，被错划成“右派”并遭到严重批判，下放农场劳动，客观上不允许您继续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您愿意谈谈这段历史吗？

吴：我爱发言，这是优点还是缺点说不清楚，但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的“霉点”，使我倒霉之点。1957年5月下旬，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把发言任务分配到法律院系，系里很多教师都不愿意报名参加会议，我也不愿意去，后来系主任动员我说：“要帮助党整风，你是法学会会员，你应该去。”我只好勉强答应参加会议并发言。我一向没有写发言稿的习惯，只列了简单的发言提纲，凑上几个例子，就匆匆赴会。1957年5月27日下午，有近百人参加的政法界整风座谈会在某单位的大礼堂召开了，首先发言的是兰州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吴文翰先生，我第二个发言。谁知道我这一发言，大祸临头。有人说吴家麟被划为“大右派”，一定是向党猖狂进攻，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有《人民日报》为证。根据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的记载，我在发言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三是向政治学会领导提出四条建议性意见。我万万没有想到，之后我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从人民的一份子变成反动的“一小撮”，从堂堂的人民教师滑落为处处受人歧视和白眼的贱民。

记：您的问题怎么会不断升级，导致最后被错定成为“极右分子”呢？

吴：当时我还不是一般的“右派”，是个“大右派”、“极右派”，成为法学界的重点批判对象。因为我这个人太天真，看到当时会场上写的是大辩论会，既然是辩论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别人批评我，我认为缺乏理由就辩解，这一辩解就因为态度问题从“一般的右派分子”升格为“极右分子”。为什么又成为“大右派”呢？1957年以前，我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教师。《宪法基本知识讲话》的小册子，印了90万册，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再加上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批判我，当然，把我写得越坏越好。既然是全国出名的“右派”，当然就是“大右派”了。因为我是“极右派”，所以对我采取的措施比较严厉。我被送往北京南苑农场监督劳动去了，工资没有了，每个月只有36元的生活费，从此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在南苑农场主要是种水稻，这个农场本来不种水稻，我们是种水稻的土地开垦者，加上当年的“大跃进”，甭提有多苦了。好在那时候我还年轻，身体还扛得住。在农场，人民大学派专门工作组对我们进行监督改造，工作组的成员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学校的干部，他们对我们并不很苛刻。

记：何时才摘掉扣在您头顶上的“右派”帽子呢？

吴：在南苑农场劳动任务完成一大半的时候，人民大学就采取措施，将在南苑农场劳动的人都抽回人民大学的校办农场去了，那时候已经比较接近要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了。后来幸运的是，我在国家采取更严的措施前被解放了。我是一个很乐观豁达的人，对这些我看得很轻，在农场劳动的时候还经常一边劳动一边唱京剧呢。特别是“文革”，那么多老将帅、老革命都被打倒，何况我是一个教员呢。我当时是在劫难逃，谁让我多嘴多舌呢！

记：吴教授，您扎根于宁夏大学三十年，被人称为“开拓了边疆的现代文明的学者”，当时您是怎么到宁夏去工作了呢？

吴：1958年，我爱人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宁夏工作。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在征求我的分配工作意见时，我想回福建，毕竟是福建人，但是福建方面不愿意接受我，我就被安排到宁夏的中学去教书，当时宁夏大学的领导知道我在法学方面有些研究成果，是个讲师，就将我留在了宁夏大学，之后我就在宁夏大学教书。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管得严的时候就把我安排到资料室工作或到农场劳动，较松的时候就让我教逻辑和说理文写作。

记：吴教授，在“文革”期间您受到影响吗？

吴：“文革”中我被赶到农场当农工，卖瓜、种地、帮灶。所幸的是，由于宁夏与政治漩涡中心北京相距甚远，受波折相对较小，我作为先前的“右派”分子，没资格参加各种活动，从而能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我将宝贵的时间用于埋头读书，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毛泽东的书等经典著作，这使我的理论基础更扎实了。对于部门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根底扎实了，做起研究来就会得心应手，应付自如了。十年“文革”对于我来说，坏事变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