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江
Liu Zhenjiang

1926年生于山东寿光，1956年3月在山东寿光寒桥镇任小学教师，1948年8月参加革命，1949年南下做随军支前工作。曾任区团委副书记、法院代理审判员等职务。1951年经组织推荐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3年加入共产党，1956年至苏联留学，研究国际私法学，1960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赴西北政法学院任教，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教程，主要社会职务有：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陕西分会理事、陕西省法学会顾问、陕西省第一届国际洽谈会法律组组长等职。在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里，撰写法学教材、专著和译著十余部，发表论文和译文五十多篇。

因为国家的需要，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来没有接触过国际私法的刘振江却要在遥远的莫斯科开始他的国际私法研究；因为国家的分配，刚刚对国际私法有所研究的刘振江却又要在遥远的西北从事其他课程的教学。不过刘振江教授自己都说他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他都服从党的要求。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科的发展，也许他算是最有发言权的了，毕竟，他算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国际私法学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教授您好！我们就从您的简历开始聊吧，我们注意到解放前您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了，好像先是做过一段时间小学教师，然后又被安排去做司法工作，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刘振江（以下简称“刘”）：我于1948年参加革命，然后1949年渡江，当时我是三野的，从丹阳方向渡的江，一渡江就被安排接收苏南行署的法院。那时江苏的法院还没有一个市一个市的，就是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苏南行署法院的办公地点是在无锡市。我那时候也算是学生刚毕业，参加革命主要也是做一些支援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刚解放一个地方，就去那个地方接收国民党原有的东西，比如说问当地的老百姓谁是地主、谁比较贫穷，然后再把地主的粮食发给贫农等。我在解放区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做过司法工作，也不知道法是什么，就去接收国民党的法院了。

记：那您接收国民党的法院后，做什么工作？

刘：当时那里院长、审判员都有，我那时还年轻，主要还是做一些打杂的事情，是在刑庭做一名行政秘书，就是帮庭长准备准备文件，做做接待工作之类的。

记：接收之后的法官主要是解放区过去的，还是原有国民党法院留用的？

刘：就我那个庭来说，庭长是我们解放区过去的一个干部，不过下面的审判员有很多还是国民党时期的法官，当时的政法人才也是比较缺啊，这些人至少是懂得一些法律的，就留在了法院，直到1952年旧法人员改造的时候才被“清除”出去。

记：旧法改造的时候您已经去中国人民大学了，当时有没有听说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刘：那时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了，当时国家有个政策，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司法系统中，选拔年轻的、参加革命三年以上的到人民大学法律系读大学，我那时正好工作三年，就被选上了。不过关于旧法改造的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最多就是学学中央文件之类的，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基本上也不知道。

记：那时在人民大学学了多长时间？给您上课的老师都有哪些？

刘：我在人民大学读了四年，就是本科，当时人民大学有很多的苏联专家，他们来给我们的老师上课，然后我们的老师再给我们上课，那时我的老师里，有刘鼎、吴家麟等。

记：那当时苏联专家有没有直接给您上过课？或是给您做过一些讲座？

刘：直接给我们上课是没有的，因为苏联专家是有翻译的，只能是小范围传授，不过这些苏联专家还是给我们做过一些讲座的。

记：还能记起他们的名字吗？

刘：有一个教国际私法的叫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明仁斯基，名字很长，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我到苏联去的时候，他已经回苏联了，担任讲师，后来又评上了副教授，他对中国人特别亲切，正好我到苏联去的时候学的又是国际私法，和他一个专业，所以和他的关系就特别好。

记：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4年，那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是不是主要就是苏联的那种模式？

刘：基本上就是苏联的那套东西，如资产阶级国家法、国家与法权史，都是苏联的理论，只有当我们上到最后的时候，才学了一些结合中国国情的东西。

记：您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就要去苏联了，当时去苏联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刘：当时就是国家要选拔，主要的条件一是成绩，二是出身，基本上都是把祖宗三代都给查了一遍，我的出身没有问题，就这样被选中了。

记：您是1956年去的苏联，在您之前有没有人已经去过？您又为去苏联作了哪些准备？

刘：在我印象中，1953年好像就已经有人去过苏联了，我专业里有个师姐就去了苏联，不过没在那里待太久就回来了，相当于现在的访问学者。像社科院的王家福、吴大英他们基本上都比我去得早，好像在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要回来了。当时我们所作的准备主要就是在留苏预备部里学俄语，那时的老师也讲了很多苏联的情况，当然讲的都是好的。

记：您当时对去苏联应该十分期待吧？

刘：那是肯定很想去的，毕竟苏联那时是老大哥啊，毛主席又说了一边倒的政策，有机会去老大哥那里看看，总归是好的，不过我那个时候在期待的同时也还有一些犹豫，毕竟那个时候我已经29岁了，想想也该养家糊口了。不过国家有政策，我那时又是党员，必须要服从决定，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去了苏联。

记：当时去苏联之前的审查也很严吧？

刘：那是肯定的，我那个班里就有三个人被通知要离开预备部。反正每个人都审查，具体怎么审查我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也没有什么问题。

记：在您去之前有人过来专门给你们说一些注意事项吗？

刘：这个倒没有，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都讲过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实在太好了，反正老师一讲到苏联，讲的全部是好的东西，其实我后来去苏联才知道，苏联也有抢劫、强奸之类的事情发生，也不一定像我们说得那么好。

记：当时您去苏联是从满洲里乘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莫斯科的吗？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列车上的情况？

刘：是的，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们从满洲里上的车，整整8天9夜，感觉就是新鲜，那时我们年轻啊，一下子上了火车，见到了这么多苏联人，虽然我们在国内也学过俄语，可是苏联饭菜还一次都没吃过，也叫不上名字，在火车上，苏联方面招待了我们一顿饭，什么面条汤啊、面包啊我们以前都没吃过，吃起来我们都觉得新鲜，就拼命吃，结果这些东西吃完了，那边菜才上来，我们都饱了，不过大家都觉得不吃是对人家不礼貌啊，而且浪费也不好啊，撑着肚子还在吃，就觉得苏联方面实在太热情了。

记：火车上还有什么新奇的事情？

刘：感觉苏联方面对我们招待得特别好，苏联的火车也比国内好太多了，我们一个硬卧车厢才四个人，车厢上的服务也特别好。

记：听说当时列车上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是女的，苏联的卫国战争很多男的都牺牲了。

刘：是女的比较多，感觉苏联的女的那个时候特别能干，比国内的女的能干很多，在列车上爬上爬下的什么活都会干，我们都很喜欢跟她们聊天。不过列车员也有一些是男的。至于女的多跟卫国战争有没有关系，这倒不一定。

记：那您在列车上的活动都有什么？

刘：印象深的就是吃饭的事情，列车员跟我们说，叫我们多吃点，我们吃少了就是她们做得不好，我们每顿都能吃很多，列车上也没什么太多的活动，就是看风景，西伯利亚那边有很多原始森林啊，风景很漂亮，我们也没怎么见过世面，非常新奇，就盯着窗外看。

记：当时同一批去的人大概有多少？学法学的有多少？

刘：大概五六百个吧，学法学的不多，我记得莫斯科大学好像是六个，列宁格勒大学是四个，一共也就十几个吧。

记：同一批去的学法学的人的名字您还能记起多少？

刘：像中科院法学所的刘楠来，还有像西政的常怡，他的身体一直很好。

记：后来你们到了莫斯科是大使馆来接的吧？您在到莫斯科之前知道您被安排到莫斯科大学了吗？

刘：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好像也确实有人是到了莫斯科之后才知道自己去哪所大学的，我觉得也挺高兴的，毕竟那是人家的中央大学啊。

记：您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国家给您的补贴是多少？

刘：每个月我们有700卢布，当时的汇率很不合理，1块钱的人民币只相当于2块钱的卢布，我们每个月相当于350元人民币，从表面上看，这在当时国内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毕竟在苏联的消费水平是非常高的，700卢布在苏联也是刚刚填饱肚子，不过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记：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条件怎么样？您宿舍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

刘：莫斯科大学的条件肯定是苏联最好的。我宿舍的条件也很好，当时是一个大屋从中间隔板隔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单间，非常安静。

记：这个条件列宁格勒大学可能都达不到。

刘：是的，基本上别的大学都是几个人一间宿舍，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条件不如莫斯科大学。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好处，就是不同国家的人在一个宿舍交流，俄语提高得特别快。我们这边的研究生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就比较慢了。

记：那时您的导师情况怎么样？

刘：当时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国际私法了。说实话，国际私法这门课我在人民大学没有听过，因为人民大学是选修课，我没有选。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是不上课的，可以去听听课，我们的宿舍和教室离得很远，所以我去上的课也不是很多，主要的时间都是去图书馆了。导师是有的，不过也不是直接上课，他下面还有一个小导师，我从1959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指导我的那个小导师是个瘸子，听说当过苏联驻英国领事馆的外交官。

记：您和他的关系好吗？

刘：很好的。他的夫人那时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女儿。平时他经常只有一个人在家，我也经常过去跟他聊天。我研究国际私法也正好和领事馆有关系，他对中国还特别感兴趣。他的名字特别长，名字一下子我还说不上来了，不过很可惜，他去世得也很早，后来才知道可能是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那时我正好在准备论文，莫斯科大学就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个在海关上工作的人指导我。

记：您在准备论文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了，那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您在学校有没有受到影响？

刘：当时的中苏高层已经是有分歧了。不过我们留学生问题还不大。冲突后来也是有了，据说是苏联在火车站殴打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不过总的还好，我已经是莫斯科大学的最后一批法学留学生了，也没受太多影响。

记：刘教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地描述一下您在莫斯科大学有规律的一天生活？

刘：我在那里主要还是看书。主要的精力都在列宁图书馆里了，每天倒不像我现在这样起得早。列宁图书馆一般是8点开门，我通常就是8点半左右进去看书，中午也就在那附近吃一点，傍晚再回来，不过回来以后就不大看书了，多是和同学聊聊天。

记：是中国的学生还是外国的，是同级的还是不同级？

刘：主要还是跟中国的学生交流，也多是跟我同一批的。

记：您当时在莫斯科，国内的情况您知道多少？您中途回来过吗？

刘：国内的情形只是听说过，什么“大跃进”啊，都是听说的，我中途回过一次家，像“大跃进”具体怎么样，都是我回到家里听别人说的。

记：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刘：都是以后才有想法的，那时在大学里也不清楚情况，也就是跟别人说说。

记：除了“大跃进”之外，那时还有“反右运动”，您在莫斯科知道吗？

刘：基本是不知道的。

记：那时当时我们在莫斯科大学有党支部吗？

刘：有啊，那时我就是支部书记。

记：那怎么国内这么大的形势您作为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没有人向您传达国内的情况吗？

刘：基本上没有，最多就是国内有人来做报告的时候我可以作为支部书记去旁听，像当时彭德怀的一些情况，也就是仅仅听说过。

记：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时您在苏联留学也是一个好事情，毕竟，国内当时的情形很乱。

刘：也可以这么说。

记：感觉您在莫斯科大学就像一个孤立的个体，信息也闭塞，基本上就是在图书馆里，那时业余时间跟苏联的学生交流得多吗？

刘：交流得不多，跟其他国家的，像朝鲜的、蒙古的学生交流总还是有的，但也不多。不过当时莫斯科大学也是一个小世界，各个国家的学生，今天是这个国家的国庆，其他国家的学生来庆祝一下，明天是那个国家的国庆，别的国家的学生也会过来庆祝一下。

记：那您能否描述一下我们国家国庆时莫斯科大学的情形？

刘：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大礼堂把莫斯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都聚集起来，别的国家的也都来，也就是大家讲讲话，再各弄几个节目。

记：有哪些节目呢？

刘：节目都很一般，很普通的，别的国家都有节目，咱们也不能落后啊，不表演也得表演，尽管学音乐的人可能是主力，不过我们也要出节目吧，我是支部书记，也只能组织大家唱唱歌。

记：唱的是俄文的还是中文的？

刘：有俄文也有中文的，俄文的就唱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的，中文歌我们就唱《东方红》吧，别的歌有的会有的不会，反正《东方红》大家都会，就一起唱了。

记：您在莫斯科大学一共生活了四年，这四年里，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

刘：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毛主席来过。大概是1957年，那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特别好，毛主席两次去苏联，第一次斯大林没去机场接他，但这一次赫鲁晓夫专门去机场迎接的，两个人聊得也不错。毛主席来到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我那时真激动啊，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跑过去了，坐在了第三排，前两排都是军事学院的人，毛主席也没做什么讲座，就是聊天，聊聊国际形势，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的话非常风趣，不过有很多话因为湖南口音很重，听得不大清楚。

记：您说当时毛主席的话很幽默，能举些例子吗？

刘：毛主席一进大礼堂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啊，都在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周总理做的，我只能当《西厢记》里的莺莺，周总理是红娘，主要的贡献都是他做的。

记：当时毛主席在礼堂讲了多长时间？

刘：他讲了有四十五分钟，毛主席说话非常风趣的，他对《红楼梦》等著作研究得非常透，旁征博引啊。

记：毛主席来了，您有没有想过去跟他握个手之类的？

刘：当然想啊，可是毛主席身边好多军警啊，想冲都冲不上去，不过当时好在周总理也在，他坐在下面，我们都和他握过手了。当时去的人很多，邓小平也去了。

记：除了毛主席这次来，还有没有别的让您印象很深的事情？

刘：再就是我作为支部书记去使馆听彭德怀的报告，那时他还是国防部长，他讲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矛盾，还讲了国内的一些情况，那时就能感觉到他对“大跃进”已经有了一些看法了。

记：您在莫斯科的生活听起来还是很丰富的，您回国后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莫斯科看一看？

刘：没有。我在西北这么多年，这里本来出国的就很少，我已经出过国了，也没有谁会跟我说叫我出国再看看，感觉这边还是有些闭塞。

记：最后您能不能总结一下苏联的生活对您的帮助有多大？

刘：帮助肯定是很大，感觉就是开了窍了，苏联的四年，再加上人民大学的四年，算是最宝贵的时光了。国际私法这种东西以前没有系统地学过，苏联的生活，对于我的专业帮助还是很大的。

记：您当时为什么会被分配到西北？

刘：我也不清楚，主要就是国家分配。西北这边政法学院急缺教师，好像只有8个人，号称“八大教员”，国际法、国际私法都没开，我一来就要让我去教资本主义国家史。

记：刘教授，院系调整不是在1952年就进行了吗？为什么西北政法学院这边一直到1958年才建立起来？

刘：西北这边最早是陕北公学，后来又成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基本上就像是一个干部培训班。

记：您来的时候这边对您应该很重视吧，毕竟您是留过苏的。

刘：这个没有。在我来之前，这里留过苏的人先后有6个，但都没呆多久就走了。

记：为什么这里留不住他们？

刘：他们不满意啊。他们来到后就觉得这边干校作风太严重，对他们不太重视，和正规的大学是两码事情。包括我在内，这边不仅不太重视，我们还是这边公安局的内控对象，因为我们毕竟在苏联呆过，这个情况当时我都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非常生气，我说：我留苏的时候组织上把我祖宗三代都查过了，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你们又来查什么？

记：当时其他留过苏的人基本都走，您为什么还能留的下来？

刘：我这人的一个特点是，到哪里都比较适应。我觉得西安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我虽然是山东人，我在人民大学时的一个舍友经常跟我说西安是帝王之都，非常好啊，我也就认为西安很好。至于分配，是组织决定的，我一看是西安，感觉还不错，不过来之后才感觉还是有些失落感的。

记：您来西安有什么感觉？

刘：虽然没想象的这么好，但西安也有它的好处。三年困难时期，别的地方都吃不饱，这边虽然肉都是一样的，但还能多吃到一些蔬菜、豆腐之类的，也没太饿着。不过现在西安最大的问题还是太保守。

记：当时的运动是不是也特别多？您有没有被冲击到？

刘：基本上就是教学。后来“文革”了，我就去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教的也不是俄语，是哲学，也到过工农兵学院。后来因为爱人的关系，我又去了手表厂工作。但我还是不错的，没有被冲击到。

记：当时有没有人说您是“苏修”什么的？

刘：有啊，但是“苏修”又不是犯罪，而且他们也抓不住我的把柄，去苏联之前该审查的都被审查到了，红卫兵审查不了什么东西。而且，我来这边的时间也不长，也不算反动权威。

记：当时被打成反动权威的主要是哪些人？

刘：主要都是系主任以上的，我那时只是个教员，资格还不够。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是非常谨慎，那个时候跟苏联关系很紧张，只要是苏联的信件，我一封都不敢留。我毕业之后，还有一些苏联的同学给我写过信，但我连回都不敢回。我以前在部队干过，知道这套东西，外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敢沾，这些事情我说都不敢说，对部队熟悉使我能感觉到，一旦运动到来还有这些东西想跑都跑不掉，当时有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喜欢跟别人说这些事情，运动一来就麻烦了。

记：您去过苏联的事情别人应该都知道的吧？

刘：这个都知道，但是在苏联做了什么我几乎没跟别人说过。

记：总的感觉您还算比较幸运，运动也没冲击到，“文革”一结束，您就算是资格很老的教师了吧？

刘：“文革”结束不久，我就回来了，然后学校第一次就评了两个教授，一个是我，一个是周柏森教授，我们算是最老的了。

记：您当时就从事国际私法的教学工作了，除了上课之外，您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是吧？好像有年会？

刘：第一次国际私法年会是在贵阳开的，当时好像只有我们、武大、西南政法和贵州大学四所院校去的，韩德培先生被选为会长，我是副会长，我们都很熟，去年我还去见过他。

记：您的名气很大，有没有别的学校想请您过去当教授，您有没想过回老家看看？

刘：也有好几所大学想叫我过去。家里那边，比如说山东大学也想让我回去，不过西北这边不放啊。西北这里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太闭塞，跟外界交流的机会太少，也没什么机会再出国了，国际法学类必须要和外界打交道啊，如果是在武汉或是北京，情况就会好很多。

记：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一提到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国际私法，可能就会想到韩德培先生那样的从美国留学的情况，或者是卢峻等从东吴大学出来的情况，而像您这样的从苏联学习一整套东西回来的情况可能不大多，您能不能结合您的体会谈一下国际私法这门学科在那个时期的发展状况？

刘：国际私法在解放前基本上都是英美的东西，解放后的东西都是苏联帮我们建立起来的，这有些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英美的那套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冲突法，苏联的对外贸易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弄的，就是以国家名义进行，这就不单单是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了，还牵涉到涉外私法的很多问题了，不仅仅是冲突法，主要的还是在经贸领域，苏联的国际私法发展很快，范围也很广，传到中国就分了两派：大国际私法和小国际私法。原来的基本都是小国际私法，苏联的就是大国际私法，现在的趋势总的感觉可能又是要回归到小国际私法了。主要的问题是，就一部法律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是不可能的，任何法律都有它的对象，当时的问题就在这里，不过在那段时期，国际私法这门学科研究也是被中断了，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教国际私法。总的来说，国际法学类还是很滞后的，现在发展得很快了，以后的发展空间也会很大。作为西北政法大学的老教授吧，我也希望学校能更多地重视科研力量，把我们学校的这门学科，也把整个学校的科研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方 堃、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