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研究
中国美学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其学科建设的初步构想
皮朝纲[1]
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但却无美学这门学科。直至20世纪，美学才在中国出现。自从中国美学的奠基大师之一宗白华在1934年提出“中国美学”这一概念和提出“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2]的要求之后，不少学人为此进行了艰苦的耕耘，经过七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使“中国美学”的概念逐渐明确和科学化，使中国美学这门学科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无论是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国美学原理的研究，还是中国美学各分支学科（诸如文学美学、小说美学、戏曲美学、音乐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园林美学、建筑美学等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清楚看到，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形成和发展，中国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与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的进展和成绩分不开的，而且总是以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美学学科是以中国美学文献学这门学科作为自己的分支学科和基础学科的。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并没有提出“中国美学文献学”这一概念，并有意识地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可是在事实上，许多学人对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实际上为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立，开辟了通道，奠定了基础。
一
中国美学研究的自觉，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就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而言，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诸如宗白华的长篇论文《中国美学史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载《文艺论丛》1979年第6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年）、《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81年），蒋孔阳主编的《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于民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举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中华书局，1984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的《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林同华的《中国美学史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987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7年），周来祥的《论中国古典美学》（齐鲁书社，1987年）等。除了上述探讨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原理的专著外，还有涉及中国艺术美学的研究论著，如郭因《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刘纲纪《中国书法美学简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肖弛《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等。可谓百花齐放，蔚为大观。上述不少论著面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开拓性与创造性，观点的新颖与独到，论证的细致深入，并且还因为它们的资料丰富，可信度高，表明许多作者都有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他们长期勤于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积累工作，从而为他们的中国美学研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我们来回顾中国美学研究在进入自觉时期所取得的累累硕果的时候，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中国学人对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是在自觉进行、且取得了可喜成绩，这项工作不仅与中国美学研究同步进行，而且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可靠保证和坚实基础。
从《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的选编、出版（中华书局，1980年）到《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整理、面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充分展示了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整理工作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中国美学文献学在开拓中稳步前进的历程。
（一）中国美学文献学的拓荒期（20世纪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进行了美学大讨论，使许多学人认识到，我国的美学教学非常薄弱。在50年代，国内还没有人写美学著作，到1957年才翻译出版了法国列菲伏尔的《美学概论》与苏联瓦·斯卡尔仁斯卡娅的《马克斯列宁主义美学》[4]。而时代要求学人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著作。
1961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提出了编写《中国美学史》教材的任务。为了编写教材的需要，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教师于民和叶朗两人，在宗白华先生指导下进行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的工作，前后用了三年时间，最后经宗白华删定而成。如果“从美学资料的建设而言论，可以说之前的美学资料建设是真正地一穷二白，因为在此之前，这些工作基本上就没有人做过”[5]。这乃是中国学人自觉地从中国美学学科的建设出发所进行的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
老一辈的美学家都十分重视发扬我国已有的美学传统，搜集整理我国古代的美学文献资料，以此作为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基础。朱光潜先生就曾大声呼吁：“在发扬我们已有的美学传统方面，首先要做的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也有人做了一些，但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在诗文以外的各门艺术方面，我们宜按照艺术的门类和历史的次第，把各门艺术方面的理论加以搜集整理，弄一套资料丛书出来（诗论资料、画论资料、乐论资料等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出各门艺术理论的发展史和一部综合性的美学史。”[6]
1961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确定宗白华担任《中国美学史》教材的主编，因“宗白华学贯中西，对中西哲学、美学、艺术都有很深的造诣”，于是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就推举宗白华担任“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的主编[7]。参加编选资料的教师从很多古代典籍的书籍中，“把凡是与审美、艺术有关的内容都摘录下来，再把美学史的资料与文论史的资料进行了区分，并编选成了最初的资料”，开始“编选的资料很多，经宗白华审定后，删去了将近一半多才定稿。最后，油印成三册供教材编写组使用”[8]。在编选这部资料时,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界的意见和建议,以尽量提高整理资料工作的质量。据于民回忆,资料整理者曾经以“北京大学中国美学史资料编写组”的名义，给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史专家如郭沫若、侯外庐、魏建功、刘大杰、黄药眠、郭绍虞等先生写信征求意见,这些专家都有回信。他们都非常认真地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回信不仅涉及中国古典美学领域,还涉及古代文化史、思想史和古代典籍等领域；这些意见包括了入选的范围、内容、分类、断代、体例等具体问题。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和建议大都很中肯,有些意见和建议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参考意义。例如郭沫若对入选资料的《尚书》部分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指出了部分材料的真伪,建议注意克服资料汇编中可能出现的“大头症”,并建议收录《书谱》；侯外庐建议,要把美学、文艺理论和文章学的资料区别开来；魏建功建议,按照时间线索进行分期,并且要有反映整个美学发展情况的总目；刘大杰补充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美学资料；黄药眠指出了分类中出现的不妥之处,并就分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的阅读对象,并补充了自己认为应该入选的美学资料。当时,这些专家知识渊博,在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些意见和建议不仅对编写中国美学史资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鼓舞了资料整理者和教材编写者的士气,有助于鼓励他们克服困难,顺利地完成这些任务[9]。
这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中国美学文献学在20世纪70年代也被迫停止了它前进的步伐。
（二）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复苏期（20世纪80年代）
“文革”后，美学与美学教学、美学研究开始复苏，美学教材编写与美学资料整理又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该选编是从我国古代典籍中，精选了先秦至清末的一百四十位重要美学家（或著作）的重要论述，涉及审美艺术的各个领域，突出了中国审美意识的特色。它在编选体例上的特点是：依时代先后排列原始文献资料，为中国美学研究勾划出了一个总的历史轮廓；入选著作，除少数篇章录其全文外，多数都只节录比较重要的部分，而且按内容分类排列，并冠以醒目的小标题（许多都是重要命题或范畴），为读者理解原文指出了重点；对所选美学家或著作，都编写了简明的介绍，特别是突出了所选美学家或著作的主要美学观点，和所选文字所依据的版本，为广大读者进一步学习、理解提供了方向和途径。总之，此书的编选，无论是资料的取舍、内容的归类、史料的简介等方面，对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设，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的出版完全适应了当时高校与科研部门学习、研究的迫切需要，不仅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拓荒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始文献资料，而且也为各部类艺术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创造出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该书出版以后，深受欢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一部在老前辈们关注下编写的《选编》，“是目前最权威的一部资料书”[10]。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复苏和“美学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中国美学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今为止，《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仍然被广大美学研究者频繁地征引。据笔者检索“中国期刊网”统计，从1982年至1993年，共有466篇论文征引《选编》；从1994年至2007年，共有872篇论文（其中优秀硕博论文210篇）征引《选编》。
可以说，这一资料选编工作，是宗白华一贯十分重视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的主张的具体体现。宗白华在1934年就明确提出搜集、发掘、整理、研究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工作，乃是“将来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之初步”。他的这个判断，是他在评介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综述中国绘画与画学的历史）、黄憩园的《山水画法类丛》（中国画法理论资料汇编）时得出的结论，他从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和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应做的贡献的高度，指出美学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学艺术的光荣历史，“此中的精思妙论不惟是将来世界美学极重要的材料，也是了解中国文化心灵最重要的源泉……但可惜段金碎玉散于各书，没有系统的整理。”因此之故，他对郑、黄二氏之书（尤其是黄氏之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指出中国美学理论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固然重要”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他说：“历史的综合的叙述固然重要，但若有人从这些过分丰富的材料中系统的提选出各问题，将先贤的画法理论分门别类，罗列摘录，使读者对中国绘画中各主要问题一目了然，而在每问题的门类中合观许多论家各方面的意见，则不惟研究者便利，且为将来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之初步。”[11]他强调了中国美学文献的整理工作是“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之初步”，也即是进行中国美学研究的前提，是建立、形成中国美学这门学科的基础性工作。
为了帮助读者能很好地学习、理解这部《选编》，选编者之一——宗白华的助手于民和《选编》的责编——中华书局编辑孙通海参考和利用了《选编》的成果，精减了篇幅，另增加了一些重要材料，先后选注出版了《先秦两汉美学名言名篇选读》（中华书局，1987年）、《魏晋六朝隋唐五代美学名言名篇选读》（中华书局，1987年）、《宋元明美学名言名篇选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之后，选编者合并了以上三书，并作了修订补充，加上“清代美学名言名篇选读”的内容，出版了《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12]。选编者十分强调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整理的重要性：“对中国古典美学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多方面的研究，以及侧重于普及性的诸如选读、选注、介绍等读物的编著，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13]此书的重要特点是：一、选录了历代具有经典性的比较全面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主要依据和参考了宗白华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并在此书基础上有所取舍校订，因而更加精当。二、对所选录的原文进行了注释疏通。凡是资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名物专称、方言术语，都作了简明注释；特别是对涉及审美观点的文字，更进行了详细疏通。三、对美学家及其论著进行了理论概括。本书对所选每个美学家（或专书）的美学思想、审美特点及其在审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理论的概括与分析；而这种概括与分析，都深深植根于原始文献，是对原始文献的哲学的美学的思考。四、本书是按历史线索划分时期、编排文献的，对每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及其发展，都有概括性的提要[14]。统观此书各个时期的提要和对美学家、论著的说明，实为一部思路清晰、脉络分明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简史。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本书把《选编》的“先秦”时期划分为“远古及春秋前期”、“春秋后期”、“战国时期”。在“远古及春秋前期”中，录入了《淮南子》文献2条、《吴越春秋》文献1条、《吕氏春秋》文献3条、《国语》文献2条、《礼记》文献1条、《左传》文献3条。表明选编者十分重视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在原始社会，美学思想并未产生，但了解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审美艺术的产生，却十分有益于正确地把握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审美观念的发展特点。”[15]其实，于民早在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的“前言”中，就明确提出需要对春秋前的审美观念进行必要的研究，以便从审美发展的总趋势中把握美学家的思想特点[16]。作者基于他关于“宋元明时期是我国古代审美进入生活化、艺术化的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美学思想发展成熟的阶段”[17]的认识，把《选编》的“宋金元”和“明代”合并为“宋元明”。总之，此书为中国美学文献的整理和普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在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上，除了从纵的方面按历史发展顺序选录汇编外，还有从横的方面考察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选录汇编成书的。这方面的著作有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华书局，1988年）。编者认为，艺术活动作为一种集中而复杂的审美活动，形成一个独特的系统，由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所构成，而“创作—作品—鉴赏，是这个独特系统中的三个重要环节”，为此，全书分为三编，“围绕着创作—作品—鉴赏这三个环节展开”；在每一范畴之下，先作一提要说明（略说这一范畴的基本涵义及历史发展），然后按历史顺序排列整理资料（三编共列29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而选录文献主要从诗话、词话、曲话、文论、乐论、画论中挑选。实际上是编选者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的勾勒，可以说明中国古典美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运用了一套独特的美学范畴，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18]。从美学基本范畴入手汇编中国美学文献的，还有侯镜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书法美学卷》（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吴调公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文学美学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前者涉及书法美学的“品格”、“形象”、“神采”、“情性”、“气质”、“灵感”、“意境”、“书风”、“用笔”、“结体”、“布局”、“墨韵”、“通变”、“教化”等十四类范畴，每类按著者生年先后编排。依据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特色和内在规律，编撰以形、神、情为一系统，气质、灵感、意境等书艺的内在特征为一系统。后者以“文学美与客体”、“文学美与主体”、“文学美的创造”、“相济相融的辩证审美原则”、“文学美的基本审美形态与审美范畴”、“文学美的功能与接受”为题分为六编，系统辑录中国文学美学的论述。全书突出美学色彩，以求显著区别于一般文学理论资料和古代文论资料。
我国民族众多，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尤以歌舞、工艺、建筑、服饰的多样性和精美著称于世，同时，各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因此，各民族的美学思想是丰富的。重视和开展我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伊始，郭绍虞先生就及时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19]。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选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了有文字的蒙古、藏、维吾尔、彝、壮、白、傣、纳西等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檀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十揲手造像量度经》、《十揲手造像量度经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的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少数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这套资料汇编在文献整理上的特点是：一、限于古代。因为近现代各民族交往日盛，相互影响，有些观念难以判断其民族特性。所谓古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二、以用本民族文字书写的有关理论著述为主要依据，个别民族虽无文字但用别种文字（主要是汉文）正式刊行的理论著作中确有这方面重要资料的也要选辑，而文学作品中的有关内容一般不收录。这样，可使资料既具有可信的真实性，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一个民族体现在各种物质形式、物质手段和文艺作品中的审美意识，在表现形式上有其特殊性，当用别种方式，另行搜集。三、尽量发掘和搜集各少数民族古籍中迄今尚未翻译成汉文的有关资料，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广泛的文献线索。四、所选资料，尽量收录全文，以见全貌。个别民族，在尚未发现有关美学思想的集中著述的情况下，只有从相关的论述中作些摘录，然后适当归类，加上标题。五、翻译力求准确，忠于原著，特别要忠于该民族的各方面特色。六、为了照顾一般读者对资料的理解，对某些特殊词语和生僻字词作出简要注释，并对有关背景作些必要交代，名曰“附记”[20]。这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某些空白的资料汇编，为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中国美学文献学的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入，无论是科研和教学都需要编选和出版更多新的文献资料汇编。1992年至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由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共6册），它广泛搜集自先秦至近代的中国古代文艺各个领域里的理论资料（包括一般原理、创作经验、批评鉴赏等），其范围包括诗、文、词、曲、小说、戏剧、绘画、音乐、雕塑、书法等，分《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等15编。其收录资料系按问题分类，按论点安排，相互构成总体关系。这是以美学的基本范畴为纲，选录汇编美学文献，很有特色，为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提供了经验。200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此书以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为线索编选中国美学文献资料。该书在选录文献上，大体分为三类（实为三项原则）：一、蕴涵一定审美意识与观念的文化、哲学著论。这些著论，甚至为中国美学提供了一系列丰富而深邃的准美学范畴和思想见解，体现中国文化、哲学与美学之原在的文脉联系；二、历代文论、乐论、画论、书论、舞论与建筑园林艺术论等，构成中国美学的理论主体，集中反映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思想与思维成果；三、西方美学与文艺学东渐之后，由中国美学家、文艺学家所撰写的美学、文艺学专著，展示中国美学之新的文化素质、哲思品格、理论建构、人文精神及其时代嬗变[21]。该书每一篇分原文摘录与提要两部分，为的是能够让读者由此见出中国美学的审美意识、观念、见解、范畴、理论与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其“提要”最能反映编者的美学修养和理论水平。
与此同时，在音乐美学、戏曲美学、小说美学等方面，也出版了一些文献资料汇编，如：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选辑的文献资料按时代先后排列，分为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四部分。全书对所选原文，加简要介绍性说明、注释，并有今译、附录。孙逊、孙菊园的《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辑录了自先秦至清末有关小说美学的资料，按类编纂，分为“总论”、“小说与社会生活”、“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学语言”、“表现手法”等六编。隗芾、吴毓华的《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收录自上古至民国初期的有关戏曲的论述，涉及思想家、戏曲家183人和论著12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由于选材的多少适当，很适合广大读者（特别是高校文科师生）阅读和利用。但多年不曾再版，在读者的要求下，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1月重新出版此书——由于民任主编，并撰写了《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美学思想发展概述》，依次分别对“原始时期”、“夏殷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时期”、“清代”的美学思想发展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有利于读者对资料内容、中国美学思想特点及其发展线索的进一步理解；新版《选编》把原版“先秦”时期划分为“原始至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把“宋金元”和“明代”合并为“宋元明”时期。再次展示了作者在《中国古典美学举要》一书中的精到见解。
随着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中国美学文献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美学界的学人更加全面、系统搜集、发掘、整理出一部能充分展示我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美学资源的大型文献丛书。在此呼吁下，由《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的主要选编者之一叶朗任总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应运而生。从1991年正式启动至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的编选工作前后经历了12个年头。此书有北京大学等三十多所高校和学术机构的10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它与《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相比，内容大大增加，篇幅大大扩展。《选编》诚然有它的许多优点，也具权威性。但“它选的资料还比较少，而且采取言论摘录的形式，只能给从事美学原理和中国美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提供一些资料供索，作为研究资料还是远远不够的”[22]。叶朗在《文库》的“前言”中，从国际和国内的美学研究的形势需要两个方面，讲明了加强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中国美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库，而至今尚未全部打开：“中国传统美学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富有东方智慧的理论，有许多极深刻的理论，有许多富有民族个性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价值。中国传统美学是一个宝库，这个宝库尚未全部打开。”[23]他还指出：西方学界对中国美学知之甚少，要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就要向他们介绍中国美学的丰富资源：“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所包含的东方智慧，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民族独创性，国外的知识界、文艺界知之甚少。西方知识界很多人都为他们面临的人类生存的困境、艺术的困境和人的价值危机感到焦虑。他们不了解，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他们摆脱面临的艺术困境和精神危机，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提供极为宝贵的启示。西方知识界对于中国美学的这种隔膜，是美学这门学科始终未能突破西方文化的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24]他特别强调指出：“更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传统美学也了解得很不够。学术界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已经发现很多很有意思、很有特色的东西，但是还来不及做深入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被掩盖了，被遗忘了，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内核，我们还缺乏认识，至少还没有准确地把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我们应该下大力量发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用现代眼光加以阐释，并且努力把它推向世界，使它和西方美学的优秀成果融合起来，实现新的理论创造。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对于人类文化的一个应有的贡献。”[25]
《文库》把我国古代和近代的重要美学论著收罗编集在一起,加以校勘和注释,内容涉及哲学、宗教、绘画、书法、音乐、舞蹈、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园林、建筑、工艺、服饰、民俗、收藏等广泛领域。全书共10卷19册,1000多万字,是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座巨型思想库、资料库。这套《文库》在整理中国美学的文献资料方面有以下特点：第一,凡是历史上有重要价值和重要影响的美学论著和文章,都全部收进《文库》,尽量做到不要遗漏。同时,这些重要论著和文章,一般都不做节录，是收录全书和全篇。第二,收录的资料力求能反映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整体风貌。就一个时代而言,都力求反映那个时代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整体风貌;就一个艺术门类而言,也力求反映该艺术门类美学思想的发展和整体风貌。第三,中国传统美学有自己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命题,《文库》收录的资料力求能充分反映这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轨迹。第四,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艺术思想,艺术美学是中国美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体现中国美学特色的重要方面。《文库》也尽量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极其丰富的艺术美学思想。除了收录一些比较为人们熟知的艺术美学著作之外,还收录了一些不太为人们注意或者从来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资料。如音乐美学选录了《永乐琴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二十四史中所包含的大量与音乐美学有关的资料。第五,中国美学思想除了表现于各个时代的一批专门性论著之外,大都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著作之中。即使如在诗词歌赋之中,往往也有丰富的美学思想。所以《文库》对于这些散见的美学资料也尽力进行了发掘,以帮助读者在更宽广的视域中来研究和把握中国美学。第六,中国美学的发展,不仅受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而且受宗教等其他领域和其他学科的影响。《文库》对这方面的资料极为重视。如佛教哲学特别是禅宗哲学对中国美学发展影响就很大。《文库》不仅收录了《坛经》等经典著作,而且注意从禅宗灯录和其他禅宗典籍中选录与美学有关的资料。第七,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想,和当时的审美风尚、审美风情有紧密的联系。了解每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审美风情,对了解那个时代的美学有很大的帮助。《文库》也选录了大量的笔记、札记、题跋,因为这些资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风尚、审美风情[26]。总之，这套《文库》为中国美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为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立，提供了值得总结、借鉴的宝贵经验。
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彭书麟、于乃昌、冯育柱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汇集了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家和民间文艺家的文艺思想精华，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独特的文艺理论景观。这部《集成》策划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于20世纪末。它辑录了我国44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下两千年间近二百位理论家（我国古今少数民族的112位知名文论作家和53位佚名作者）的370篇（部）重要文艺论著，其所集辑的文论，包括专门的文艺理论著述和在哲学、宗教学、伦理学、语言学，以及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民间传说故事等）中所发之文艺理论；包括专门家的论述和民间论述，总计百余万字，其中不仅涵括了在这之前编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更有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众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27]。
《文库》与《集成》的面世，使中国美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经验。
二
在中国美学文献中，文艺理论中的美学思想非常丰富，成为中国美学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就盛赞其“材料特别丰富”，称它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中的“精华”。他说：“中国历史上，不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美学思想，而且在历代的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所留下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往往是美学思想史中的精华。”[28]
在美学界自觉开展中国美学文献整理工作的同时，文艺理论界的学人也积极进行了中国文艺理论文献的整理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使中国美学的文献宝库绚丽多彩，蔚为壮观。
让我们对中国文艺理论文献整理工作做一简要的扫描。
中国古代文论资料整理工作，成就斐然。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并不是它理论阐释上的丰富，而是表现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的全面、系统。诸如《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系列专著的出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的面世。
由郭绍虞任主编、王文生任副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于1979年3月至1980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为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其在“选文形式和目的”、“选文内容”、“校注和说明”等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风范，表现了他们的版本、目录、校刊等文献学的深厚功底。
与《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同时，由郭绍虞与罗根泽共同主编的巨大工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以下简称《选辑》）也展开了工作。自1958年9月至1979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许多著名专家校点或笺注的三十多种古代文论专著。此套《选辑》的选目，上自齐梁间的《文心雕龙》，下迄清末民初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重要专著，除部分小说、戏曲理论外，大多数都整理出版了[29]。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此套《选辑》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又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文论选》，它精选中国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理论文章，按时代先后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代、清代、近代计七册于1990年至1999年出版，分则可见出不同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具体特点，合则勾勒出古代文学理论嬗变的总体风貌。这套《中国历代文论选》与该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是各有侧重而又互相补充。两套书在制订选目和整理、编写说明上，都务求精当。出版后都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于1959年至1960年由中央戏剧研究院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集成》是一部我国历代戏曲论著的总集，共分10集，它选辑校录了自唐崔令钦的《教坊记》到清姚燮的《今乐考证》共48种专门著作。其中有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也有不乏独到见解的漫谈和随笔，还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戏剧史的原始材料。此书校勘相当精审，所辑著作“是根据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行的版本作为底本，加以断句、标点的。在校录时，尽量保存原著的面貌。每种著作前，都写有‘提要’来扼要地介绍它的内容、版本和作者生平；若是有不同时代的各种版本，字句相互歧异，则作了校勘，写了‘校勘记’”[3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专题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上，对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汇编、辑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诸如再版或出版了《历代诗话》（清人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历代诗话续编》（近人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清诗话》（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清诗话续编》（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清诗话访佚初编》（杜松柏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宋诗话辑佚》（郭绍虞辑，中华书局，1980年重印）、《万首论诗绝句》（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词话丛编》（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6年新版）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工作，有它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论资料的严密考证、深入挖掘和系统选编方面。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对各种文体、各有关门类资料的全面考察。除对诗学、词学资料的整理外，小说理论方面有黄霖、韩同文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初版，2000年9月修订版），其所选除专门的文学论著外，还有历史、哲学等著中的有关文字，涉及专论、序跋、笔记、回评及至诗歌等。此外还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曾祖荫、黄清泉、周伟民、王先霈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明清小说序跋选》（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丁锡根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等。戏曲理论方面有吴毓华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等。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论著选》，第一次分文体对中国文学批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编辑，该套丛书包括《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和《中国历代小说学论著选》五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年）。[31]由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7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计有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共八册），收录自两汉止清末的有关文学批评之资料，其特点主要从总集、别集、史传、类书、随笔中搜集，不录原已编辑成书之文学批评著作。其所收之资料，包括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由王水照编纂的大型资料汇编《历代文话》，收录宋以来直至民国时期（1916年）的文评专书和论著，共计143种。所收内容主要以论古文为主，亦酌情选取论评骈文、时文之集成性著作，按著者生卒年之先后排列。收书均作提要，介绍著者简历、该书内容和主要版本情况，予以新式标点。各书底本大多选取精刊精校之善本，其中部分传本世所罕见。本书卷帙浩博，堪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而立。
中国古代书画理论、音乐理论、建筑园林理论、工艺理论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首次以“美术”冠名汇编古代美术文献的，有黄宾虹、邓实编的《美术丛书》（原书线装四集40辑，共160册。198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据1936年神州国光杜重订本影印），是书汇集古今美术家著述281种，以论述书画为主，论画者尤多；有关雕刻摹印、笔墨纸砚、瓷铜玉石、词曲传奇、工艺刺绣、印制装潢及一切珍玩的论著，均广为搜集，为集美术论著之大成。这是20世纪初第一次用“美术”字样出版如此浩大之丛书，开创了20世纪系统整理古代美术文献之先河。
画论方面有：《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俞剑华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是采用按要点（分为泛论、品评、人物、山水、花鸟畜兽梅兰竹菊、鉴藏装裱工具和设色等部分）进行分类编排的方式。《画论丛刊》（于安澜编，有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两卷本、198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印本），内容包括作家事略、画学著作。附有校勘记。《画品丛书》（于安澜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收入自南北朝至元代有关品评一类著作13种。编者选用善本，并据他本校对，写有各书校刊记附于书末。《画史丛书》（于安澜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共选辑了自唐迄清之较为著名的画史22种，以断代、地方、别史、笔记四类分别编纂，记载了自远古至清末画家（有的只是传说中的能画者）约有4300余名。可以概括地了解我国历代画家的状况。《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沈子丞编，有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版、1982年文物出版社版等），是书所辑，上自晋唐，下逮清末，凡75家，计334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9年起推出了《中国画论丛书》，诸如方薰《山静居画论》（郑拙庐标点注译），谢赫、姚最《古画品录·续古画品录》（王伯敏标点注译），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史怡公标点注译），荆浩《笔法记》（王伯敏标点注译、邓以蛰校阅），《宣和画谱》（俞剑华标点注译），汤NFDBA《画鉴》（马采标点注译、邓以蛰校阅），《画山水序·叙画》（陈传席译解、吴焯校订），《石涛画语录》（俞剑华标点注译）等。此丛书为便利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和钻研，特请著名学者加以标点、注释和今译。还有把画论与书论合编的资料丛书，如卢圣辅主编的《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998年），收入书画论著256种，是选择善本进行全文照录的方式进行汇编。潘运告主编的《中国书画论丛书》（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2004年），收入167家的书画论著220多种。该丛书为通俗读物，同时兼顾学术性，既有注释、今译，又有论著概述，介绍作家与论著价值（2007年，潘运告从《中国书画论丛书》18本中，精选出《中国历代画论选》、《中国历代书论选》两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有些学人则以绘画理论的重要范畴为纲，选编文献资料，如：周积寅编著的《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杨大年编著的《中国历代画论采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画论著作提要方面，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北平图书馆1932年刊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据其影印），是我国第一部书画论著的目录提要，著录自东汉至近代有关书画论著共858种，按其性质分为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著、丛辑、伪托、散佚等十类，每类又分子目。除散佚类外，都载明了卷数、版本、著作人，略述内容，撰有评论，对疏漏和错误之处，亦加考订，颇为详备，且多真知灼见。谢巍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收录自汉至近代三千余种成卷或单独成篇的中国绘画论著，对每一种论著的作者、版本和收藏情况以及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窜乱、真伪等问题，都详尽考辨，并附以内容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全的一部中国绘画论著目录解题类著作。
书论方面有：《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内容包括从汉到清为止的69家书法家的书法论文95篇。论文前面有作者生平简要介绍。书后附录人名索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崔尔平选编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此书为补《历代书法论文选》所未收录者，共辑录自东汉至近代的43家著名书法家的论文45篇。入选各家均有提要一篇，综论作者生平、艺术见解，以及版本源流，选辑依据等。所选各篇内容以书学理论、品评鉴赏为主。《明清书法论文选》（崔尔平选编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辑录明清两代著名书家王绂以下55家、论文62篇；入选各家均有提要一篇，介绍作者生平、论书要旨及版本源流、选辑依据。所选各篇内容以书学理论、品评鉴赏为主。此外，还有：《中国历代书法论著选译》（吴本清注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古典书法理论》（洪丕谟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中国书学技法评注》（刘小晴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中国书论辑要》（季伏昆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在篆刻方面，有《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编订，西泠印社，1985年），分为四编，包括印学论著、印谱序记、印章款识、论印诗词。印学论著计44家，50篇；印谱序记108部，236篇；印章款识18家，522则；论印诗词62家，249首。作品多按时代先后编排，作者传略、书目梗概及编者见解，则以“按语”列于篇首。
乐论方面有：《中国古代乐论选辑》（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此书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1961年编写《民族音乐概论》时，曾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后由吉联抗修订，公开出版。该书选编先秦至明清的古代论乐文字和著作。《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吉联抗译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1980年，包括先秦诸子乐论等多种）、《古乐书佚文辑注》（吉联抗辑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
园林建筑文献方面有：《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陈植、张公弛选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选编了唐至清的名园记57篇。《中国历代造园文选》（吴惠风、卢振、韩龙瑶、华训才编注，黄山书杜，1992年），收入76篇园记，上自周初，下迄清末，记述苑囿、庭园200余座，基本上能切实地反映出历代造园艺术之发展、风格之演变、布局之变革等过程。《园综》（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学均注释，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汇集了历代名园史料，起自西晋，止于清季，计216家，322篇，涉及北京、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四川等省市。《中国古代建筑文献注译与论述》（李书钧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1996年），本书是以时代顺序为线索，从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中筛选出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建筑内容的文献编撰而成，共计69篇。对所选文献均加校勘、分段、标点、注释；并将文字难度较大的先秦部分译成现代汉语；此外对内容也适当进行分析，以便于读者能顺利阅读，进而可有助于探讨我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古代建筑文献精选（先秦—五代）》（程国政编注，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本书按照时代顺序，精选上古至唐五代关涉建筑的文献共158篇（含附选原文），内容涉及历史脉络、建筑文化、建筑技术、建筑制度及著名都城营造等方面的内容，力求通过文章的遴选绘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发展的轨迹。单篇文字按照提要、正文、作者简介和注释等组成，试图为读者提供宏观有挂依、微观可解惑的阅读条件。
相较而言，工艺美术方面的文献整理工作，显得比较薄弱，目前面世的有：倪建林、张抒编著的《中国工艺文献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本书是高等院校设计艺术专业系列教材之一。它选录了《周易》等16部著作中有关工艺的论述，除《梓人传》全录外，其余均为选段。每篇均有“原著介绍”、注释。熊寥主编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注释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不仅汇集了古代陶瓷专著，还辑录了二十四史、地方志、历代文人笔记著述、碑刻及出土陶瓷上所载文字中的陶瓷文献资料，并对史料中出现的专业术语和难点，都作了通俗的注释。
还需要特别指出，在中国美学文献中，哲学著作中的美学思想资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哲学论著“为中国美学提供了一系列丰富而深邃的准美学范畴和思想见解，体现中国文化、哲学与美学之原在的文脉联系”[32]。中国哲学界的学人们在中国哲学文献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原始文献。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选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包括先秦之部（三册）、两汉之部（二册）、魏晋隋唐之部（三册）、宋元明之部（二册）、清代之部（二册）、近代之部（二册）共计14册（中华书局。其中除魏晋隋唐之部于1990年出版外，其余都在1964年以前面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共同选编的《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分为先秦编、两汉—隋唐编、宋元明编、清代近代编（中华书局，1962一1963年）；后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从《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中选出部分篇目，编选了《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这些选编都有特色，在选文上，都是以历史上有代表性和影响大的哲学家或流派的著作为主，突出哲学思想资料；既注意各哲学家或流派的主要观点，又注意照顾到能反映出其哲学体系的全貌；很重视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篇幅不长而重要者，全文照录，篇幅过长者，则适当节录；为帮助读者理解选文，每篇都有提要、注释（《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还有译文）[33]。之外，还有方克立、李兰芝编著的哲学系教材《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精选了从先秦至近代的哲学名篇，涉及48位哲学家、50部著作，选文也注意尽量保持其完整性，篇幅过长者才适当节录；每篇原文前有“作者作品简介”，原文后分段注释，每篇最后有“简析”。由王书良、方鸣、杨慧林、金辉、胡晓林主编的《中国文化精华全集·哲学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共三卷四册，选录自殷商时期起至民国时期止的中国哲学典籍的精华，其中包括了各种观念、学说、学派、主义，试图以浓缩的形式概观中国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是一部适合初学者阅读的普及性的选本。以上各种中国哲学文献资料选编，对教学与研究，对初学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想资料和美学思想资料。
三
中国美学文献、中国文艺理论文献与中国哲学文献的整理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中国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宝贵的原始资料，为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立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重要的经验。
在20世纪，中国的美学学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及中国美学的各分支学科）、西方美学的研究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中国美学的各个领域（中国美学原理、美学史、各分支学科），已经步入了深入研究的阶段。在此形势下，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这一专门的子学科，已是美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适应当代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中国美学文献学，是运用一般文献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文献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去研究中国美学文献的类型结构、分布范围及其发掘、整理和利用的规律的学科。它既是中国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分科，是中国美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它是中国美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美学学科建立、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石。
首先，一般文献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乃是中国美学文献学的理论根据。如果按文献研究的领域及范围来划分,文献学可分为古典文献学研究和现代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整理、鉴别或翻译的基本知识、方法、历史及典籍介绍诸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或专题性研究[34]；现代文献学研究是在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贮存、传递和利用及其规律[35]。许多学者都认为，文献学应该是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研究的结合,既包括古典文献“目录、校雠、版本”等文献本体问题,也还包括古典文献的现代化、数据库化,以及古典文献与现代学术研究关系的问题[36]。既然中国美学文献学是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它就必须根据和运用一般文献学（特别是古典文献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开展研究工作。但中国美学文献学又不同于一般文献学，它应该按照中国美学文献自身的特点和中国美学研究的需要，去确定自身的性质、特征、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等。在运用一般文献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发掘整理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方面，《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国古典美学举要》、《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等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而宝贵的经验。
其次，中国美学文献学是以中国美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那么，中国美学文献的内涵是什么？一般说来，中国美学文献包括哲学美学文献和文学艺术美学文献两大部分，而且文学艺术美学文献所占的比例最多[37]。因为“中国美学文化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理论”[38]。在我们看来，中国美学（就中国古典美学而言）的研究对象和两个向度是人生美论和艺术美论，它们分别代表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形态和诗性智慧中的美学形态。人生美论，侧重于体现哲学体系型的美学思想；艺术美论，侧重于体现诗性智慧型的美学思想。而诗性智慧型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擅长，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美学的一大类型。中国古代的文论（包括众多的诗话、词话、曲话、文话、随笔、札记、序跋等）、画论、书论、乐论、工艺论等文学艺术理论，无不闪现出“诗性智慧”的靓丽风采，其中包蕴的美学思想资源特别丰富，而且往往是美学思想中的精华部分。我们从《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和《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两书的选目，可以完全说明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诚然，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美学文献与文学艺术理论文献既密切联系又有所分工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时，也注意和重视了把美学史的资料与文论史的资料进行区分。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定：以“探讨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的一般规律”作为基本要求，以便从极其丰富的文学艺术理论文献中发掘出有关的“审美理论”和“审美意识”。由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就是按照“艺术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是“审美活动的集中而凝炼的形式”）所形成的独特系统中的三个主要环节（创作—作品—鉴赏）来选录“中国古典美学资料”的（详见该书“前言”）。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文献的范围是既包括各种与美学有关的文字文献，也包括与美学有关的金石文献。宗白华先生就极其强调研究中国青铜器艺术以及技术美学成就，强调重视考古发现，他指出“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因此在学习中国美学史时，要特别注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39]
第三，中国美学文献的类型结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中国美学文献包括哲学美学文献和文学艺术美学文献两大部分，它们分别体现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形态和诗性智慧中的美学形态。在哲学美学文献中，不仅涉及儒、道、释三家的美学思想，还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美学思想，就可以按儒、道（道家、道教）、释等家哲学思想体系发掘、归纳哲学美学文献资料。由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选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分四卷，选录了汉至近代的佛教代表人物的佛学著作，不仅为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部比较系统、简要的中国佛教思想的参考文献；同时也为中国美学研究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佛教美学思想，提供了一部可以发掘解读的原始资料。中华书局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校点或校释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和《道教典籍选刊》，也是研究中国佛教美学思想和道教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在中国美学文献中，文学艺术美学文献所占的比例最大。就应该按文学美学文献（涉及诗话、词话、文话、小说等理论）、美术美学文献（包括绘画、书法、工艺美术、园林建筑等美术理论）、音乐舞蹈美学文献、戏曲美学文献（包括各派曲论、曲话、曲品、剧话、剧品、剧话等）等等，来分类型进行美学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
分类结集是中国美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重要方式，从现已出版的直接冠以“中国美学”名目的几种文献汇编看，其结集方式有：从纵的方面按历史发展顺序选录汇编，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于民和孙通海合著的《中国古典美学举要》、王振复主编的《中国重要美学文本提要》、叶朗总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等；有的则从横的方面考察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选录汇编成书的，如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有的还单独以中国美学学科下的某一分支学科为主、并按基本范畴为纲汇编文献资料，如侯镜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书法美学卷》、吴调公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文学美学卷》。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中国古代文论、画论、书论、乐论等方面的文献整理中的分类结集，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诸如黄宾虹与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是采取丛书的方式；俞剑华编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是采用按要点进行分类编排的方式；卢辅圣主编的《中国书画全书》，是选择善本进行全文照录的方式。
在分类结集中，无论是从纵的方面按历史发展顺序选录汇编，或者是从横的方面考察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选录汇编，都存在一种采取“节录”的方式，或节录某章某节，或节录某段某句。对于节录，应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因“断章取义”而带来的片面和差误。在节录时，应仔细推敲某章、节、段、句在原典中，与上下章、节、段、句的内在联系，仔细考察它们的特定语境，以便能从原典的全貌和“本义”中，能准确或比较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内在含义。宋代朱熹就特别强调这种重视特定语境的观念，他说：“凡读书须看上下文义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40]，“经旨要仔细看上下文义”[41]，“大抵解经不可便乱说，当观前后字义也”[42]，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原典的“本义”。在他看来，治经，则首当求其“本旨”，切忌“失了前人本意”[43]。在宋人看来，言辞所表达的本来意义，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会呈现，才是相对确定有效的。不顾特定语境，执一种固定之见，那么，则言辞之意义即成为一种极为僵化的内容。朱熹虽然是讲读书之法，但对我们在节录文献资料时，注意原典“本义”和全貌，尽量避免由“断章取义”而造成的片面和差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叶朗总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注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都提出凡是在历史上有重要价值和重要影响的论著，一般都不做节录，而是收录全书和全篇，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以便能反映其思想体系的全貌。这种做法，就有可能防止和避免节录中出现的某种片面和差错。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利用（引用）这些节录文献资料进行美学研究时，也应注意把它们放回到原典的特定语境中去进行审视，以便能在原典的本义和全貌中弄清它们的内在含义，然后作出合理的现代阐释。当选编者重视从原典的特定语境、从原典的全貌和“本义”着眼，去把文献资料选录出来，而利用者（引用者）也重视从原典的特定语境、从原典的全貌和“本义”出发，把这些文献资料又还原回去，这样，就有可能使中国美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建设工作的基础之上。
第四，中国美学文献在古典文献中的分布范围问题。现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例——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目录学的最高成就，树立和完善了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本体系。中国哲学美学文献主要分布在经部与子部中，而史部与集部中，也有不少涉及哲学美学的文献。文学艺术美学文献，则比较集中在经部的礼类、乐论，子部的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类，以及集部的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诗文评类，等。史部中也有涉及关于文学艺术美学的文献[44]。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掘、整理美学文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诸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三编》、《大正藏》、《中华大藏经》、《道藏》、《中华道藏》、《中华续道藏》等书中，还有许多可以发掘整理的文献资料。
在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掘整理美学文献时，需要处理好中国美学文献与整个中国古典文献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虽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但并无美学这门学科，它们不仅分散在经史子集之中，而且不少资料往往并不成书、成篇、成章，因此很多美学文献并没有独立的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史哲并未分家，乃是一种统一的学问，现代学科体制从西方传入后，才把古代这个统一的学问切分成为文学、历史、哲学等等。既然是这样，在我们把美学资料从古代文献中分割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审视它们在经、史、子、集这个基本体系中的地位，在文史哲这个统一学问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应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它们的内涵，尽量避免在分割时可能出现的对它们的内涵理解的孤立和肢解。在利用这些文献时，又需要把它们还原回去，仔细斟酌它们在经、史、子、集这个基本体系中的地位，在文史哲这个统一学问中的地位，以便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它们的内涵，从而作出有根有据的现代诠释，尽可能避免在理解它们内涵时可能产生的误差。如何处理好“分割出来”与“还原回去”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美学文献与整个古典文献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开展讨论的课题。
第五，中国美学文献学与有关专科文献学的关联问题。文献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随着人们对文献、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文献实践工作的开展和深入,在人们运用文献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一学科的专门文献时,深感为该学科研究提供资料基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情况下，相应对各类专科文献以至从多角度对文献科学的探讨也日趋活跃起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专科文献学的建设和发展[45]。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科文献学的研究是文献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且在多个领域有专科文献学著作出版或论文发表。与中国美学文献学有一定关联的专科文献学有：
中国文学文献学。其专著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刘跃进《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文学文献学的对象、内容、范围和任务。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就涉及“古典文学批评文献”（含诗文评、小说理论与戏曲理论文献）。
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其专著有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研究范围是以诗文评文献为主，兼及戏曲与小说批评文献。该书未专门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
艺术文献学。有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艺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关系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董氏所研究的艺术文献主要是以美术文献为主（还没有涉及音乐、舞蹈、戏曲等文献），在“美术文献分类”中，列出了“美术理论文献”与“美术批评文献”。
音乐文献学。其论文有许勇三《音乐文献学之我见》（《音乐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郭小林《论音乐文献学》（《音乐探索》1990年第3期）、《关于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黄钟》2000年第2期）等，讨论了有关音乐文献学学科含义、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音乐文献目录建设、音乐文献现代化管理等课题。在论及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中，就涉及音乐理论文献。
戏曲文献学。其论文有孙崇涛《戏曲文献学讲解》（《艺术学教育与科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刊》，2000年第1、2期）、苗怀民《戏曲文献学刍议》（《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提出了戏曲文献学这一学科概念，并从文献学角度论述了建立戏曲文献学的意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途径以及介绍了戏曲目录学的知识和曲目目录。其研究对象、范围中，就涉及戏曲理论文献。
书法文献学。其论文有丁正《构建“书法文献学”刍议》（《佛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对构建书法文献学的意义、学科名称、性质、研究对象、学科框架等，作了探讨。明确提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理论文献与作品文献两大类”。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其代表性的专著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他们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与对象、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类别、鉴别、注疏、解释、整理和运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乃是“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分析、鉴别和使用的科学。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目的在于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可靠依据”（石峻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调查，考察各种史料的来历，确定其作为真实史料的价值。”（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艺术文献学、音乐文献学、戏曲文献学、书法文献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等，它们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都列出了理论文献，并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些理论文献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料，中国美学文献学应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吸取养料；并与这些专科文献学携手，更广泛、深入发掘、搜集、整理中国美学文献资料，为中国美学学科的建设、完善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但这些专科文献学不能代替中国美学文献学，这是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而一个学科的性质（该门学科的属性和地位），乃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比如：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文学文献为对象”，“它的内容核心是中国文学文献和书目”[46]；艺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文献”，“其研究范围包括各种与艺术相关的文字文献、艺术作品本身以及金石文献”[47]；而中国美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国美学文献。
第六，中国美学文献的研究和利用问题。在重视开展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美学文献基本理论、应用理论、检索理论等）的同时，应充分利用中国美学文献学研究的成果，开展中国美学（包括美学原理、美学史以及各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以充分发挥中国美学文献学作为中国美学建设、发展和完善的基石的作用。
在已经出版的众多的中国美学文献和文艺理论文献资料汇编中，在质量和特色方面，还参差不齐，有的还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的还显得比较粗疏。中国美学文献学应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为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提供重要经验。
在充分利用中国美学文献方面，要特别重视普及工作，以便能让广大读者（首先是高等院校的文科学生）能够顺利阅读。已有学者明确指出，重视和开展普及性的诸如选读、选注、介绍等读物的编著，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48]。于民与孙通海选注的《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就做了这一重要工作，“对所选录的原文进行了注释疏通。凡是资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名物专称、方言术语，都作了简明注释；特别是对涉及审美观点的文字，更进行了详细疏通。”[49]要知道，对中国美学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文献的现代语释，是在当代视野下，对中国美学概念、范畴、命题、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向广大读者（首先是高等院校的文科学生）进行普及的一种重要方式。
为了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美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应重视中国美学文献的载体的扩大、转移（诸如光盘、计算机存储器等）和建立数据库。比如能把已经出版的几种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汇编制作成电子书，或建立有效而方便的全文检索库，实可嘉惠学林，利在千秋，功德无量[50]。
[1] 皮朝纲，四川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教授。
[2] 1934年宗白华在《图书评论》第1卷第2期发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提出“中国美学”这一概念和提出“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的要求。在他看来，“中国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自有它特殊的贡献”（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122页）。
[3]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可参阅：张涵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第八章《对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陈辽、王臻中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概观》第四章第十四节《新时期的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钟仕伦、李天道主编的《当代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第一章《当代中国传统美学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辞典》的《中华美学文化年表》与《著作刊物》（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黄柏青《著作春秋——中国美学史著作概况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 参见李世涛《“文艺美学大可为”——胡经之先生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 李世涛:《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教科书事件”——关于编写〈美学概论〉活动的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4期。
[6] 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文艺报》1961年第7期。
[7] 李世涛:《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教科书事件”——关于编写〈美学概论〉活动的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4期。
[8] 同上。
[9] 参见李世涛《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教科书事件”——关于编写〈美学概论〉活动的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4期；李世涛《于民先生访谈录》，《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4期。
[10] 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126页。
[12] 于民《先秦两汉美学名言名篇选读·前言》称：“本书原拟从先秦至清末作为一部书出版，后考虑这样部头较大，诸多不便，莫如按中国美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分册出版，这样，读者或可各取所需，翻检亦便。”可见，《宋元明美学名言名篇选读》、《中国古典美学举要》系成书于1987年之前，实为80年代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把它们放在这一时期来讨论。
[13] 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14] 参见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 同上。
[16] 于民讲述，这些观点都得益于宗白华：“我与宗先生接触较多,他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我的基本观点主要是接受他的,我也同意他的大部分观点。”“宗先生好多基本观点,我都接受了,这是宗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路子在我的研究中都有体现。”“我谈春秋之前的许多东西都是受他的启发,气化和谐、魏晋审美的变化,主要也是接受他的观点。”见李世涛《于民先生访谈录》，《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4期。
[17] 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18] 参见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
[19] 郭绍虞《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载《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
[20] 参见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21] 参见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后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3] 同上。
[24] 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5] 同上。
[26] 参见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后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7] 参见彭书麟、于乃昌、冯育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编辑说明”和“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29] 参见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 中央戏剧研究院编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前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31] 参见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 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编辑说明”，中华书局，1981年。
[34]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4页。
[35] 朱宁《古今文献观辨析》，《图书情报工作》1998年第1期。
[36] 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7] 江苏省美学学会于1983年秋，决定编纂一套《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计划根据美学学科若干分支，按哲学、文学、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戏曲、建筑等分为八卷，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就涉及哲学美学文献和文学艺术美学文献两大部分（详见侯镜昶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书法美学卷》、吴调公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文学美学卷》的“前言”）。笔者至今只见到侯镜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书法美学卷》、吴调公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文学美学卷》。由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其收录文献的第一大类就是“蕴涵一定审美意识与观念的文化、哲学著论”，第二大类就是“历代文论、乐论、画论、书论、舞论与建筑园林艺术论等”（详见该书“前言”）。
[38] 伍蠡甫《中华美学大词典·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9]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40] 黎德清《朱子语类》卷十一，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2一193页。
[41] 同上书，第190页。
[42] 黎德清《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第四册，第1421页。
[43] 黎德清《朱子语类》卷八十一，第六册，第2114页。
[44] 董占军在《艺术文献学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四部分《艺术文献在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的分布》中，作了详细的分析；其所称“艺术文献”中就包含艺术理论文献。孙立的《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以时代先后为序，从上古至晚清，把古代诗文评文献（兼及戏曲与小说批评文献）的分布状况，作了详细梳理。
[45] 谢灼华、石宝军《中国文献学研究发展述略》，《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3期。
[46] 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47] 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19页。
[48] 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49] 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50] 近从“爱如生论坛”得知，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已于2007年开发制作出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的《艺术书集成》。据该中心介绍，此《集成》“以中国古代艺术和艺术史为中心，收录有关书法、绘画、篆刻、音乐理论及技法之书共计300种，历代艺术名著略尽于此。同时，每种皆据善本制成数码全文，附以原版影像，配备可以进行分类检索、条目检索、全文检索的快速检索系统和可以进行版本对照、标点批注、分类收集、编辑下载、原文打印等作业的功能平台，极便利用。”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