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走进四川到参与抗震救灾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教会工作者丹·威斯特在为内战双方的儿童分发牛奶时发现：“这些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杯牛奶，而是一头奶牛。”于是他返回家乡，召集朋友募集小母牛，用来帮助饥饿的家庭自食其力。1944年，国际小母牛组织正式创立。以“与社区紧密合作，减轻饥饿和贫困，保护地球”为使命，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国际小母牛先后在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扶贫与发展工作，扶持家庭总数达920万户，现有项目覆盖53个国家。

在推动多个贫困地区减贫的努力中，国际小母牛发展出了著名的“十二条基石”：传递礼品；责任与义务；分享与关怀；自力更生，可持续发展；改进畜牧管理；营养和收入；性别角色，家庭为本；真诚需要，公平扶持；改善环境；充分参与；培训和教育；小母牛精神。

“礼品传递”是国际小母牛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具体操作是，国际小母牛向农户提供资金，资助其购买跟牲畜有关的生产物资，农户则严格按照礼品传递协议书要求，用好援助的项目资金，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在项目到期时（一般两到三年）将项目资金全部传递给他人。由此，通过“礼品传递”机制，每个接受项目资助的农户从受助者变为资助者，有义务将所接受的畜禽、知识、资源和技能传递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家庭。与此同时，爱心、希望、尊严和自立精神将传播到整个社区，甚至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1946年，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通过联合国善后救助总署向中国赠送了第一批奶牛550头。1984年，在四川省畜牧局的代表团访问了国际小母牛总部后，国际小母牛再度来到中国，在四川省的大邑、雅安和简阳开始了三个项目。1989年，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了办事处。2008年11月26日，国际小母牛在成都成功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迈出了国际小母牛组织本土化的标志性的一步。迄今为止，国际小母牛已经在国内设立川渝、云贵、西藏、安徽、新疆和北京等6个区域办公室和一个灾后重建办，有40余名专职员工。

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实施以小母牛组织价值观为基础的综合发展项目，减轻农村饥饿、贫困和环境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项目在中国的16个省和自治区实施，为65 362个农户提供了460多万只动物，覆盖人口超过20余万。同时，国际小母牛在传播农业和畜牧业核心技术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配种繁殖、饲养管理、人工草场种植、人工授精与疾病控制等，共举办了6 160次培训课程，受训人员达到525 197人次。

“5·12”地震发生后，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作为一个在四川多年从事扶贫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非营利机构，紧急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抗震救灾中，并随后开展了灾后重建工作。

地震发生时，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的国家主任陈太勇正在开会，讲起当时的情况，他回忆到：“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河北承德承办小母牛亚太区的一个国际性会议，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地震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首先确认员工和项目伙伴是否安全，然后看电视，从十二号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然后我就和我的亚洲区领导和各位会议代表说不好意思，我要回成都。这个灾难太大了，我们的总理直接就到灾区了，我身在这里，心在灾区。原定会后立即去印度主持小母牛战略规划的计划也取消了。”

国际小母牛主要是做生计发展和扶贫项目，并没有救援经验，但陈太勇认为作为人道主义机构，国际小母牛需要立即行动起来。他向分管亚太区的副总裁申请马上回成都，5月13日晚上10点多，终于得到批准。14日一大早陈太勇从承德启程去首都机场，15日凌晨0点30分，他终于赶回成都，并在当日上午正式召开小母牛办灾后紧急救援动员会，制订行动计划、成立指挥小组、带头并发动员工捐款捐物。

与此同时，身在成都的项目总监程培林也在积极行动着。她看到报道后，就带领员工讨论小母牛应该如何反应。大家的思路逐渐清晰：“我们员工一可以献血，二可以捐钱，三可以捐物，还可以把动员倡议发给同事、朋友和志愿者。”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公众都处于英雄情结中，但程培林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添乱……我们想的是应该跟政府建立联系，要打开一个通道。不管在哪里，都要跟当地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取得联系并对接上。我们是NGO的代表，有具备专业技能的志愿者，有网络可以组织物资和车队。”

正是为了“不添乱”，力图将NGO和志愿者的力量有效有序整合，构建一个民间救灾的畅通管道，四川多家国际性及本土NGO联合外地奔赴四川救灾的部分NGO发起“‘5·12’民间救灾中心”，小母牛是其中的重要成员。5月15日，项目官员肖青到“四川‘5·12’民间救灾中心”参加会议，沟通NGO之间的分工协作。会议后，国际小母牛又组织了内部讨论，结合自身的特点做了明确的决定：一要参与紧急救援，项目点和非项目点都要帮助，具体根据能力和物资条件来决定；二要参与灾后重建，在美国、香港和爱尔兰三个地方开始募款，用社区综合发展方式来恢复生计，这是国际小母牛所擅长的，也是工作的重心。具体的工作思路则是：要和政府取得联系，并要有组织性。

一、筹款捐物

国际小母牛是国际NGO，在中国并没有公开接收捐款的资格。中国项目办的筹款主要有几个渠道，一是员工、亲朋好友、志愿者以及社区伙伴的捐款；二是筹款伙伴单位的救急资金；三是在网络上发布信息，与国内外一些组织合作，接收他们的物资。

当然最关键的筹款渠道还是小母牛香港分会，陈太勇与该会及时联系、通报情况、共商筹款计划。5月27至29日，陈太勇前往香港，和小母牛香港分会一起，就国际小母牛在“‘5·12’汶川大地震”灾后所采取的紧急援助和灾后重建的行动策略，接受了香港四家报纸、四家电台和一家宽屏媒体的采访，并提出了国际小母牛灾后重建方案的初步设想。

国际小母牛的应急基金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时小母牛香港分会拿了一笔五十多万元救急资金，本来这笔钱是要搭配在项目上使用的，但这次救灾特事特办，全部拿出来了。小母牛中国项目办也曾想在国际网络内争取更多的救灾物资和资金的支持，但是小母牛亚太区办公室也帮助争取却没争取到。但这也许未必是坏事，亚太区与中国小母牛项目办沟通说：“紧急救援时候没有，争取灾后重建的时候给你。灾后重建、生计重建是我们小母牛的专长，也是更长期的工作。”

截至2008年9月30日，国际小母牛共将价值200余万元的资金和物资交给灾区，其中包括从各渠道接收的捐助以及机构本身挤出的资金。

二、救灾信息和资源配置平台

虽然机构自身的关注点和特长不在救灾物资的筹措上，国际小母牛却发现自己在救灾信息和资源配置上具有显著的本地网络优势，可以多做些工作。

“5·12”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大批救灾物资运往四川，大量的NGO和个人志愿者也蜂拥而至。然而很多物资不知道往哪里送才能最大化地起作用，很多组织和志愿者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国际小母牛和其他多家四川本土NGO共同组建的“‘5·12’民间救灾中心”，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最初，救灾中心的管理也比较乱。这么多机构组织起来，大家想共同搭建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进行协调作战，却又发现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优势和特征，很难协调统一，因此不免感到迷茫和困惑。在慢慢的摸索中，救灾中心渐渐将自身的功能主要定位为“信息服务”，而里面的不同机构和志愿者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自身的优势和专长，开展更多元深入的工作。

程培林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我们每天不停息发布信息，组织货源。在网上发布信息要非常具体：多少物资？谁经手的？发到哪里？这样去跟踪和落实就一目了然，所以不少捐赠者和与我们联络的机构都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

而有些平时没有联系过的NGO，如乐施会等，看到救灾中心网站上的信息之后也找上门来。乐施会提供的物资最初是通过有关协会发往灾区，还有些是跟红十字会合作，但很快发现后者无法直接将物资运送到受灾社区的点上，因此也就不能保证物资的有效配置。找到“5·12”救灾中心和国际小母牛之后，乐施会马上拿出200万配合救灾中心购入物资并发放，在广元、安县等地也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合作。

国际小母牛对于自身能够提供的信息和资源运送渠道非常自信。毕竟长期以来，小母牛在四川本土建立了与畜牧局等机构的紧密合作，而畜牧局在下面的很多村子都有兽防员，因此有很畅通的渠道随时了解部分灾区村落的受灾情况和需求。另一方面，国际小母牛在汶川、平武、广元等地原来就有项目点，在安县虽然没有项目，但当地也曾争取过小母牛的项目支持。因此当这些地区的受灾社区和村民知道国际小母牛来帮助他们，都求之不得，感觉到无比的亲切和信任。

另外，国际小母牛长期在当地底层工作的经验也帮助它清楚认识到，在行动中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配置渠道，哪些时候应该找镇上，哪些时候去村里。“我们的经验就是：不盲目地运，先确定谁来接收。如果点上有人，要详细地了解需求，而这些需求每天都在更新。我们团队里有一两个人每天负责收集更新的信息，然后团队统一评估往哪儿送、送什么，每隔两三天内部再开会讨论下阶段该做什么。另外，我们也跟很多其他组织相互联络配合，有时候未必以我们自己的名义去做，而是只给别人牵线，比如助学和儿童关怀等。”

国际小母牛的这些资源优势赢得了其他NGO和志愿者伙伴的信任。例如曾有一个韩国的专注于筹措粮食消除饥饿问题的机构（KOREA FOOD FOR HUNGER INTERNATIONAL, KFHI）特意跑来找他们说：“你们到哪儿去提前一天跟我们讲，我们就准备一车的粮食跟着去。”

三、建立社区救助点

救灾伊始，虽然掌握了灾区老百姓的直接需要以及意识到在社区驻点的重要性，但以当时国际小母牛自身的人力和定位，不太可能独自去受灾社区直接建立救助站。然而，与几方面合作伙伴的不期而遇，却使得以国际小母牛的名义在都江堰向娥乡建立志愿者救助点成为现实。

震灾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批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年轻志愿者，以及中心在河北芍药村项目点的部分村民一起赶到成都，希望能立即驻扎受灾社区帮助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联系到了曾在梁漱溟乡建中心工作，当时是小母牛工作人员的肖青。

而5月15日，肖青在“5·12”救灾中心开完会以后给国际小母牛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有人在红十字会牵线，可以帮忙找一个村或者乡去做直接救助，这样外地的援助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顺畅到达。程培林一听，敏锐地意识到可以为红十字和乡建中心的志愿者们牵线搭桥。而以肖青过去对乡建中心的志愿者以及芍药村村民们的熟悉程度，也能够确保几个组织和团队之间彼此了解和相互信任。国际小母牛的定位就是搭建这个平台，帮各方协调上下关系，并提供资源。

于是15日中午刚开完会，包括陈太勇、甘继云、程培林在内的小母牛中国项目主要管理层人员，以及肖青、乐施会李红、四川社科联的高桂兹和社科院的张雪梅等人，一起驱车前往都江堰，希望通过红十字会与乡或村直接建立联系，接收外界援助。但到了当地，却没有联系上红十字会的相关人员，指挥中心人声嘈杂。

在情急之中，程培林急中生智，大吼一声：“我们有钱，我们有人，我们还有车”。旁边的人安静下来，程培林继续说：“我们代表十几家NGO，想在这里建一个站，提供长期的支持，所以想纳入指挥中心的计划里，配合政府的工作。”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建议他们去点上看一下，经人推荐，国际小母牛选择了向峨乡，在指挥中心拿了路条，便开赴向峨乡。

到达之后，国际小母牛向向峨乡党委书记罗洪亮简要了解了情况，便提出可以建立救助站，帮大家搭棚，自己带炉子和燃料为老百姓和官兵煮粥等等。于是就这样以国际小母牛的名义建了救助站。救助站建立之后，肖青等员工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年轻志愿者以及河北芍药村的部分村民便驻扎在那里，他们主要的日常工作包括帮助村民搭建紧急庇护所，分发紧急物资，了解社区需求，走访，搭建帐篷，发电，设文化中心等等。

灾区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化。由于向峨乡是示范点，资源相对较丰富，乡政府工作进展也快，效率很高，最紧急的需求很快就填补了。21日，国际小母牛和驻点的乡建中心志愿者们决定从向峨乡撤退。接下来，小母牛于5月22日在广元利州区白朝乡建立兴隆村服务站，6月7日在安县秀水镇建立高山村服务站。小母牛派驻员工在前方组织志愿者参与直接救助和物资发送，而在成都后方的小母牛办公室和“5·12”救灾中心，小母牛更多的是提供统一协调、物资调配以及经验整理和传递工作。

例如，依据在向峨乡设立救助站的经历，程培林写了名为《NGO与政府协调，合作进行紧急救援的注意事项》的总结，介绍了如何运送物资到灾区，以及在灾区进行长期救援的注意事项。这个总结被广泛传发给在救灾平台里做事的机构、志愿者和民间行动者们，也被纳入到“5·12”特刊精彩案例里面。

国家主任陈太勇也总结了相关经验，包括采购制度和评估机制等：

其实我们最初还是有一些乱，没有经历过这样事情。开始是哪里有需求就去哪里，但是缺乏系统的管理。后面慢慢摸索出来，表格发放、接受、登记这类都慢慢完善。采购制度也是这样。总体原则是我们保证需求，获取相应的物资。中间的登记记录和公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想出来的，渐渐形成一个自我总结和评估的机制。我们的物资谁办理的谁登记，拿到下面都要有收条，拿回来我们统一核销。

程培林则一语道出了国际小母牛整个团队的心里话：“每一分钱怎么花的都应该公示，刚开始可能没有媒体报道你做了什么，但捐赠者肯定希望看到。NGO尤其是国际NGO做事更要非常谨慎，因为公信力才是生存之本。我们敢拿别人的钱，是因为可以拍着胸脯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落到实处的，而且马上就可以给你所有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