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名思义，反基础主义的挑战对象是基础主义。而基础主义又有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形式。前者以笛卡儿为代表，后者以分析哲学为代表。前者要直接为知识寻找到一个坚实的、不容置疑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为此，传统的基础主义者找到了“实体”（斯宾诺莎）、“单子”（莱布尼兹）、“绝对精神”（黑格尔）等作为知识的基础。而现代基础主义则采取了一种比较谦虚的形式——勾画理性反思和讲话的限度（界限），为知识提供证明，证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在什么范围内是合法的，在什么范围内是非法的。

传统基础主义也好，现代基础主义者也好，在有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那就是坚信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正像R．伯恩斯坦界定的那样，所谓基础主义，意指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在基础主义者看来，存在（或必须存在）这样一种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是什么，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发现基础的要求”。如果我们不为哲学、知识和语言找到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我们便“无法避免激进的怀疑主义”^[1]。

根据伯恩斯坦的考证，“基础”和“阿基米德点”是西方哲学的两个重要隐喻。在近代，笛卡儿首开了使用这两个隐喻的先河。在《形而上学的沉思》的开篇，他便采用了“基础”和“阿基米德点”的隐喻。笛卡儿把“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本体论）比作一棵大树的树根，把“物理学”（自然哲学）比作树干，把各门具体科学比作树枝，以此来强调哲学的重要作用。在笛卡儿看来，要摆脱概念、理论和规范的任意性与非理性，不能依靠毫无根基的偏见、传统或外在权威，只能诉诸理性自身的权威，诉诸终极基础，他通过方法论的“怀疑”所找到的“我思故我在”则是他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基础的“基础”。

这种对“基础”的渴望主宰着自笛卡儿以来的西方哲学。从哲学史上看，一代又一代的基础主义者不顾前人的失败，前仆后继地寻找着超验的“基础”。J．M．艾迪则认为构成西方哲学“脊骨”的“白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到康德、黑格尔、胡塞尔都是“基础主义者”。^[2]罗蒂则将西方人这种对“基础”的追求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根据罗蒂的描述，“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种想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哲学’（‘爱智’）就是希腊人赋予这样一套映现现实的结构的观念的名称”^[3]。

在伯恩斯坦看来，以“批判哲学”著称的康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础主义者。因为他并没有追问对非历史的永恒基础或作为知识根据的范畴图的要求。相反，他比他的许多前人更严格地坚持这种要求。他声称，他的批判考察揭示和证明了经验和知识可能的一般的和必要的条件。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寻求解释和确立道德的客观基础。康德批判来批判去，始终没有触及存在着一个先天的、普遍必然的人类知识结构的信念。因为这是他的建立在基础主义信条之上的批判哲学的安身立命之处。

甚至胡塞尔，这位尖锐批判康德的现代哲学家也是一位基础主义者。胡塞尔以追求建立超验哲学、超验现象学自诩。按照他的说法，哲学的命运，特别是欧洲文化的命运，是与超验现象学的命运联在一起的。然而，在伯恩斯坦看来，胡塞尔失之于没能强调他所攻击的基础主义、客观主义与他所捍卫的超验主义之间的“辩证的相似性”。其实，双方在渴望发现真实的、永恒的哲学基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4]。也就是说，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也是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美国当代哲学家、《人与世界》的主编C．O．舍阿格教授对此也有过一个分析。他认为自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声称要为哲学重新奠定基础，以揭示出永恒不变的牢固出发点。一部近代哲学史似乎就是不断改变这个阿基米德点的历史。依照舍阿格的分析，在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20世纪的哲学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哲学陋习，他们从某种偏爱出发，以近乎武断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语言哲学、存在哲学、精神哲学、行为哲学等，语言、存在、精神、行为等分别被抬高到哲学特权的地位。许多现代哲学家们仍然固执地声称从他们的出发点出发可以实现形而上学的关于确定性的渴望与梦想。这种渴望与梦想的顽强性，在达米特的下面一段话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以往哲学家寻求“基础”的失败，但这并不能构成认为我们不能发现超越的哲学基础的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