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静态比较优势之下的分工锁定机制

目前理论界对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的研究非常多，对于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基本上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静态比较优势分工是否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分工提高效率以后带来的利益分配，是否能够双方公平享有。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分工利益分配与分工效率的不对称有可能带来的分工锁定。

从现实来看，既有多数欠发达国家分工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发展差距始终难以缩小甚至不断扩大的现象；也有个别国家如日本、韩国实现了“蛙跳”和成功起飞。[11]现实世界并不能满足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贸易理论的苛刻假设，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社会并不那么完美，而是非常复杂，比如产业结构转移的高成本、技术进步的方向性、不平等竞争、供需结构的不对称等。Cramer（1999）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分工锁定前景：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被迫处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而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残酷的剥削。我们认为，分工利益的分配涉及贸易产品价格的决定。尽管价格由供求确定成为共识。但实际上，贸易商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确定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公平交易，还受市场势力影响，[12]有可能出现分工利益的分割与分工效率的不对称。之所以出现分工锁定，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固化比较优势所造成的对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并被锁定在工艺升级和依靠引进技术的产品升级；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的政策诉求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转移高成本；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及供求弹性差异等。

（一）全球分工模式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依赖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两者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或把两者优势结合，能够推进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特征，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此过程中较快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在以出口额计算的收入贸易指数提高的同时，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则显著下降。究其原因，是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方向问题。在发达国家技术主导或技术控制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降低成本的工艺创新。根据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技术创新一般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一般在发达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产品的生产技术，然后通过干中学，推进工艺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根据Gereffi的研究，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呈现OEM→ODM→OBM的转换。同时，全球价值链（GVC）有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GVC中本地企业的升级，与GVC的形式和这种形式下的治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无论是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或是技术驱动价值链，全球性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13]，而阻碍功能升级，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由此决定了纳入全球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在分工行业中有可能实现工艺和产品加快升级，生产率提高，专门化部门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产品的原始创新、产品标准、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牢牢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GVC中本土代工企业要想实现功能升级则面临很大的障碍：主要是受到市场势力的制约。GVC中市场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日益增长的非生产活动（即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协调）的掌控能力。领导性企业聚焦和投资于这些活动，并把其作为核心能力对待。这些企业为自身市场考虑不但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些能力，还会阻止这些供应商获得这种新的能力。当本土企业试图开发自己的品牌，或者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时，往往面临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或恶意竞争（拉法尔·卡普林斯基，2008）。从宏观来看，则是分工固化在加工制造环节，而技术来源、关键设备、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度依赖外资（进口或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佐证。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和产品升级。一方面，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际大买家（采购者）的规范性流程和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的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促进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另一方面，GVC中低端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与拥有设计、品牌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的利益没有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OEM的发包者强化市场竞争能力。而当中国企业决定进军高端环节时，却遭到跨国公司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中国过去的一些国内品牌企业、行业排头兵企业越来越多地被收购，被收购后的品牌又被搁置，最终消失。这就使得处于GVC低端的企业，只是紧紧地追随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政府规制和企业推出的各种标准，为了通过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被迫不断引进技术，设备更新频繁（刘志彪，2007）。巴西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Schmitz（2000）研究表明，美国大买主鼓励和提倡巴西厂商深化其再生产方面的专业化分工。但是如果这些制造商开发其设计能力并销售它们自己生产的鞋，美国买主就会奋力反对，因为这些美国买主把设计和营销能力看成是在价值链中自己竞争优势和获取租金的来源。

（二）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的政策诉求路径依赖

立足于比较优势，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以成本价格竞争为主，由此也决定了按照比较优势的政策依赖和技术进步路径依赖。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总成本率。总成本率由下面公式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要降低总成本率，可以有三个可能的途径：一是提高产品销售价格；二是降低中间投入率（提高增加值率）；三是降低工资率。

我国企业多通过低成本价格竞争的战略，提价显然是不在其列的，重点是对降低要素投入成本的政策路径依赖和技术路径依赖。在政策路径依赖方面，以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为主，为提高竞争力就要求更低的要素投入价格，比如降低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甚至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在技术进步路径方面，为提高竞争力就要求减少中间投入，或者提高装备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首先，企业普遍实施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战略，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这表现在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其次，在降低成本方面，随着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以成本价格为主的竞争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考虑到可比性，我国用经济增长波峰时期进行比较。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表明，2007年与1992年相比，我国企业总成本率是上升的。这表明实施低成本和价格竞争战略与成本上升压力是不相符的。从中间投入率来看，投入产出表表明，我国经济的中间投入使用率虽然经过了一个阶段的下降，但总体来看有所提高，整个经济的中间投入使用率从1997年的0.6212，提高到2007年的0.675；制造业从0.7239提高到0.786。因此，要降低成本率就只可能是通过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来实现。当然，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并不等于降低工人工资，可以通过提高装备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特点。如按现价计算，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1997年的5.6万元，提高到2007年的15.8万元；劳动生产率从1997年的2.27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6.1万元/人。但与此同时，总产出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全部经济从1997年的0.2079下降到2007年的0.1344，制造业从1997年的0.1155下降到2007年的0.0692。上述趋势表明：在总体成本率上升的情况下，实施低成本和价格竞争的战略，必然导致企业力图降低工资率，从而制约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反，如果提高工资水平，马上就会对我国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为主的出口企业形成极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我国工人收入增加陷入两难境地。

（三）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与分工锁定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贸易理论往往忽视产业结构转移成本，假定生产要素流动是充分的、无须付出额外成本。以至于一些人提出了，既然是“优势”并形成了分工，必定是有效益的，否则交换就不会进行。实际上，由于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形成了产业结构转移的高成本。这就使得我国不少企业，即使是低效益甚至是短暂的亏损，也要接单生产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否则要进入新的行业，还要付出更多的沉没成本；要打开新的市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这时出口偏好的政策再对这些企业进行扶持而不是加快促进转型升级，[14]则更加容易强化分工锁定。

调查表明，尽管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但是由于设备的专用性、营销渠道的稳定性、员工技能转岗需要培训等，一旦进入分工并不能轻易退出，使得企业只要能够生存，便尽量想法维持，即使是短暂的亏损也在所不惜，也就出现了企业处在微利甚至是略亏状况，也要生产，也要交易。

（四）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与供求弹性差异导致市场势力的弱势

现实经济中市场竞争并不完全平等。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一般加工环节或产品由于进入门槛小，通常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也容易出现过度竞争。而发达国家承担的高端环节，通常是具有垄断地位。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尽管实现了由过去的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仍然没有能够改变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只不过价格贸易条件由过去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演变为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已。一般来说，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使得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外国，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分工利益。但是，我国很多商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国内，而不是相反。虽然其中有出口退税、国内企业资金回笼周期长等因素。但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或者说我国出口企业以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价格竞争战略以及市场势力很弱更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企业成本价格竞争力很强而利润水平很低[15]，是因为我国出口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议价能力很弱。这种不利的市场结构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比汇率变化造成的损失更大。这使得无论是遇到有利或不利因素，我国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只能在微利的生存边缘，剩余价值几乎都被跨国公司等居于产业链两端的企业所攫取。

当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还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增加国民收入，这取决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是否能够有效弥补价格下降的幅度。如果成本下降得更快，则国民福利是增强的。但遗憾的是，本研究表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有效抵消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只好通过降低工资增长速度来弥补。出口额实现增长，也完全是依靠出口数量和较高的机会成本来实现的，真正国民所得的增值部门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出口企业利润率很低、机会成本较高，之所以还大规模出口，主要是由于有就业的目标，以及各级政府对外资、对出口的要素供给优惠政策（能源、资源、土地），对劳动力缺乏足够保障，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