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对待失望
如果给出了失望概念的本来含义，集体行动中的许多变化就越来越可以理解了。这个论点的说服力将在随后的几章中进行检验，那几章将采用对私人幸福和公共幸福相互替代的追求来探索失望的各种形式。但是，在正式进行这些讨论之前，由我选择的主题所产生的一些一般问题必须讨论。
首先考虑对预期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反对。本书的观点主要采用单个消费者—市民的经验或者最多采用单个家庭的经验。结果，就出现了大家熟悉的微观—宏观问题。假如一个针对私人—公共—私人循环（由于接下来的失望）颇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单个人背景下给出的，那么在社会层次上这意味着什么呢？不是所有的情形都必然如此:对私人消费活动（或公共努力）的总体失望随着时间而可能严格一致，而由他组成的消费者—市民集团又会反过来成为失望的受害者。这可能是个事实，例如如果失望仅与年龄和生命周期相关，如果婴儿的出生率没有大幅度的上升和下降。[6]但是，如果重要社会集团同时还经历了伴随高于平均失望潜在可能性的新的消费经历，总体失望就会随时间而变化。在我尽力弄明白为什么大集团的人们有时候会为了追求不同类型的幸福而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时，这些就是我主要关注的过程。因此，我特别注意了大量消费的结构变化，而这发生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并且可能伴随着更具体失望类型的产生，下面将对此进行简短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本书的方法产生了关于实际私人—公共循环存在性的质疑。大概而言，循环可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同的力量对经济或社会从一个阶段转向下一个阶段一再起作用。但是，如果失望产生的力量主要与特定的并因而是历史增长过程的非现实阶段相联系的话，那么就不能保证这样的力量将会一再出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失望或巨变的某些类似运动一再表现出来，尽管产生这些运动的特定消费经验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我将会在第三章反观这种奇怪的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某些原因。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特定的外部事件（战争、革命等）在公共事务参与程度的突然迅速提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在“引言”中所指出的，这类事件部分是由于上一个私人阶段的失望引起的，但是一旦它们发生，它们就会吸引所有类型的人，并因而导致对公共事务的同样关注，产生公共—私人循环。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这同样是正确的——增长同样引导大量的人在一段时间集中于他们的私人事务，结果是在经历了那个阶段表现出来的失望经验之后，他们将集中在一起。[7]
下面，我将会处理两种反对强调失望作为人类事务驱动力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源于认知不一致的心理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从事买卖或作出许诺的人们，在隐瞒倾向于表明他们已经犯了错误或正处于失望的证据和信息中，为了心灵平和与“认知一致”的目的，将会竭尽全力。对这个理论的一个最早期最著名的应用就是，汽车购买者在购买之前将会阅读各种各样的汽车广告，但是一旦他们选择了比如雪佛兰（Chevrolet）这个牌子，他们就会集中看雪佛兰的广告。因此，他们会寻找能证明他们判断正确的信息，并避免“不一致”的信息。无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尽管从历史视角来看，它好像以20世纪50年代的因循守旧为条件，但实际上在这十年中提出了该理论。[8]但其意图不可能是废除失望，否定其作为人类经验的存在或重要性。当然，雪佛兰汽车的购买者——他的汽车可能发生了气缸体的破裂导致白烟从车尾的排气管中排出[9]——不可能通过提高阅读雪佛兰广告的速度来对这种灾祸作出反应！很显然，认知不一致理论提出的这类自欺具有很多局限性。
事实上，理论的发现可以重新解释:对所经历现实的否定验证了失望经验的威力和有效性。在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失望之前，我们致力于所有类型的阴谋诡计和滞后行为，当然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失望可能会强迫我们对自己的偏好和优先次序进行痛苦的再评价。同时，这些心理过程的知识为理解失望经历的可能形式提供了条件。在得到有意识的承认之前，失望通常不得不跨过特定的门槛——但是，仅仅是因为更早时期的滞后行动，它可能就会经历“复仇”。[10]
对强调失望概念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反对源于经济学家关于理性行为和学习的通常假设。经济学家们不担心不同消费经历失望潜在性的一个原因在于完全知识的古典假定。根据这个假定，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的偏好来校准他们的购买和时间运用，这对他们是完全知道的，反对有效消费经验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些非现实环境下，关于消费活动中的真实偏好你可能会有所发现的观念，以及作为结果你可能会改变你先前偏好的观念，几乎都被排除在定义之外。利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查尔斯·E. 林德布鲁姆（Charles E.Lindblom）的早期建议，一般的决策理论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通过考虑不确定性、无知和复杂性等，已经变得更加诡辩；更加特殊的是，许多作者已经承认，作为通过自己行动和经验获取信息的结果，决策者将会改变他们的概率和他们的效用。[11]但是，从这些观念得出的模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吸引力水平，并且从来没有被应用于消费理论。
碰巧的是，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集团不可能通过古典的、简单的完全信息假定来很好地模型化。大部分消费具有典型的反复性，因此消费者都很清楚他们的口味和能够满足他们的商品。结果，期望和经历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很小，消费者可以通过降低期望、下一次改变购买或两者并用，来持续很快地缩小这种差距。这个观察产生了第一种分类，它立即揭示出长期和严重失望的潜在可能性随着购买从一种类型变化到另一种类型而有很大变化:从此前的失望得到教训和作出反应是容易的、迅速的，并且当购买频繁地重复发生时，只会导致消费边际的再安排。举个例子就是食物和其他非耐用品，这些是我们每天都会消费的，其价值相对于收入而言低得多。在这种购买情形中，任何失望经历都会合并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比较评价中，并且期望和经验之间的差距从来不会长期存在。在这些条件下，失望可能会平稳地实现自己的价值（self-liquidating）。如果购买的商品是耐用的、唯一的以及（或者）其价值相对于收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购买不可能或者不必经常重复发生（或者是在确定的唯一商品上），那么情况将会有很大不同。而且，在耐用品情况下，它们将一直放在身边从而成为可能已经发生的失望之重要提醒。在这种情况下，失望可能会相对固化，即不能够轻易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它也会吸引经历过的那些人，可能会导致独立存在，并影响社会和文化环境。最重要的是，它很可能会产生消费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并且决不仅仅是在边际上。
在本书中，我主要处理这种比较固化的失望。借用生态学和污染方面的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不能够生物降解的”（nonbiodegradable）。考虑到所包含商品和服务的性质，失望之不能够生物降解的多样性将主要发生在比较富裕的社会，特别是在对这些商品的大量需求初次表现出来的社会，即正在向更加富裕转型的社会。具体例子将会在第二章中给出。但是，即使是在日常的、重复发生的消费经历中，人们对失望的反应要么采取立即转化为其他样式的形式，要么采取下一次期望的大小下降的形式，调整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平稳。向其他形式的转变造成了搜寻成本，期望的大小下降也不是无成本的:其必要性本身就被感觉到是一种损失和失望。
关于这种渐进方法，消费者能够以这种方式逐渐校准他们购买量的观念，对每种商品而言，购买的最优数量一般是不相关的，当然对某些商品比对其他商品更是如此。过量购买的消费者以及随后的对其失望恰好是市场过程“不一致”的一部分，这种市场过程类似于一般的人类经验，而这一点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写下“你从来不知道多少是足够的，除非你知道多少已经超出了足够的程度”[12]时考虑到的。
在捍卫了对我所强调的失望经历重要性的可能反对之后，我准备转向进攻。用为了对失望的与众不同的浪潮作出反应而经历了系统偏好转变的消费者—市民模型作武装，我不仅能够对消费者满足经济分析的现实性提出质疑，而且能够对人类幸福重要因素之更宽泛的社会学观点的现实性提出质疑。
首先看一下对消费者众所周知的经济分析: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和欲望，在给定的市场价格和收入/闲暇偏好下，他们为了达到某种最优状态而作出选择和权衡。当然，经济学家意识到某些具有更高价值的追求——比如结交朋友和维系家庭纽带、参与公共事务等——没有明显的价格，但是这种含义被下面的观察简单地处理了，即所有的追求都花费时间，因而都具有以收入（以及花费时间的消费活动）衡量的隐含价格。[13]
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对这种模型化人类寻找满足和幸福的方式提出了批评。首先，他们对把所有摇摆尾巴的动物都弄成狗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责难，这些经济学家将适合市场的分析拓展到了所有其他人类行为。他们的研究表明:“商品本身以及购买他们的收入，跟使人们幸福的东西——自治、自尊、家庭幸福、放松压力的闲暇、友情——只有非常弱的关联。”[14]其次，货币和非货币需求不仅难以区分，而且社会安排通常只有特定的影响和大概的目的，像崇拜、悲恸、串门、参与公共事务（通过选举和其他方式）与创造收入的活动或消费活动不可比——确切地说，刚刚列出的这些非货币活动中的大多数是作为义务构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社会安排中的大部分意味着预防下面的情形:满足在边际上的等值是从我们的不同活动中得出的，而这正是经济模型的症结所在。
根据我的观点，这种批评虽然有趣、贴切，但远远不够。它仍然是从欲望全面排列的前提下得出来的，所有的人都迫切需要立即得到满足。值得赞扬的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类欲望——即“幸福”的基本构成要素——实际上如何形成比经济学家要感兴趣得多。本书中，一般的程序是通过观察和反省来研究社会背景和人类行为，勾画出欲望构成的确切序列和层次，这些能够对幸福的感觉作出某些重要解释，包括从食物到友情和本质上值得的感觉，也包括从“拥有”（having）到“成为”（being）。许多对幸福构成的研究都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的，特别是自从社会学家发现询问人们是否幸福（以及现在是否比以前幸福等）是可能的，这种发现不仅与收入还与大量的诸如自治、自尊等其他变量联系起来是可能的之后。
这些研究的麻烦在于，它们让人很接近经济学家的最初假定，即消费者自己具有大量的知道强度的欲望，而这些强度是他根据价格调整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幸福的社会学家们都按照追求一系列固定目标或者按照一系列他们知道的价值操作的个人来思考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这一点好像是男人和女人们行事方式的一种错误观念。在这本书中，我尽力解释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认为他们想得到某物，就可以得到它；使他们沮丧的是，发现他们不想要他们想的那么多或者一点也不想要，或者他们一点不知道的其他东西才是他们想要的。我们从来没有按照某些心理学家建立起来的欲望的综合层次行事，这些心理学家研究了人类的各种追求和“需要”，但是在我们现实存在的任何一点上——并且对整个社会通常也是正确的——我们追求一些可以被其他目标代替的目标。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使其尽可能可以理解的过程。我认为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在本书中，我只处理了从私人消费目标向为公共利益行动的转变，或者相反的转变。当然，还存在其他一些转变，比如从收入最大化到寻求不同形式私人幸福的转变，这些私人幸福是通过家庭和朋友的培育或者其他“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15]实现的。但是，我有两个观点修正了把我自己限制在私人—公共—私人循环中的决定。首先，需要从某个地方开始进行；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如此精妙和费劲，以至于我不能够从任何一个地方立即开始。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大量的人向公共领域的偶然转变倾向于具有这种即刻的历史结果，即这种特定的转变尽管只能够被一个国家总人口中的很少一部分所接受，但这种转变对理解社会变迁来说具有特定的意义。
最后一点评论。失望的概念没有给出本来含义，除非我们对某些更加哲学化的问题感兴趣，正如我以前说的，这些问题不得不隐含在该书主题的背景中。在探索不断学习的消费者部分最优解决的过程中，将失望看做临时刺激物的倾向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直到意识到失望的减轻、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不应该被毫无疑问地——要么是可能的，要么是希望的——接受为止。
关于可能性（或者更应该是不可能性）的观点是简单的。正如我在以前表明的，人类社会的恶化具有非常宽的幅度，这是由于他们典型成就中的一个方面:超过他们生存需要的剩余。[16]一旦这个观点从社会扩展到个人层次，就可以给出一个新颖的含义，而不是像古老的谚语errare humanum est或“犯错才是人类”。在偶尔犯错中，这个谚语通常被理解为引入了自律，它完全可以被重新解释为犯错误是人类的一个排他性本质特征。换句话说，这个谚语的意思不是“犯错误的仅仅是人类”，而是“只有人类才会犯错误”。在所有的创造物中，只有人类被赋予了犯错误的能力，并且每一次他或她都会尽可能地利用这种能力。18世纪德国的科学家和警句家里希登堡（Lichtenberg）在写下“在动物很少犯错误或从来不犯错误的意义上，犯错误也成为它们可能最具智慧的排他性特征”时[17]，就表明了这种意思。如果犯错误是超出生存需要和动物存在性的人类之必然部分的话，另一个必然性就是:源于一个人行事方式错误而产生的后悔和失望当然不仅为良好的意图开辟了道路，而且具有不犯错误的很高期望。克服失望的可能性也同样如此。但是，如果假定它是可能的，那么失望的消减是可求的吗？
尽管充满失望的生活是令人伤心的，但没有任何失望的生活可能也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失望是人类进行美好回想与渴望倾向的自然对应。这种倾向是不幸和非理性的吗？给定死亡的确实性（一方面），没有这种失望产生的预期和渴望的更新产品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失望的“成本”可能低于人类一再接受的极乐和幸福观念的能力所产生的“收益”，就像它可能的情形，失望是受约束的。正如Don Quixote朋友的病在被The Knight of the Mournful Countenanc治愈了之后所宣称的，那已经离他生命的结束不远了:
上帝原谅你，因为你在希望回报心智健全时给每个人造成的伤害是最让人迷惑的傻事！先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从Don Quixote的心智健全那里可能产生的收益从来没有通过他的罪恶实现他给我们的快乐？[18]
如果所有的失望都被成功排除的话，这类成本—收益计算将是十分恰当的。
注释
［1］特别参见Carl Christian von Weizsäcker，“Notes on Endogenous Change of Tast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3（1971），pp.345—372;以及Robert A.Pollak，Edgar A.Pessemier和T.A.Marschak在一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Changes in Consumer Preferences”，美国经济学会第90届年会，重印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8 （May 1978），pp.374—391。
［2］The Joyless Econom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3］引自N.M.Karamzin，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1789—1790（New York，1957），pp.40—41，见Joseph Frank，Dostoevsky，The Seeds of Revolt，1821—1849（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57;文中的斜体字部分。
［4］经济学家使用术语“横财”或“暴利”表示非预期的收益。但这个术语表示实现了超过预期利润这样的事实，而不是与那个事实相联系的感情。同时，这个术语不可以被译成其他语言——有人仅仅将其解释为非预期的利润。
［5］而且，还有几个跟失望具有相近含义的术语，例如幻灭（disillusion）、觉醒（disenchantment）。它们表明，可接受的充满希望的预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觉。本书的观念好像是任何充满希望的预期通常都包含幻觉的成分，因此根据其属性，现实从来都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更不用说超过它了。这种想法可以得出西班牙语某些用法中（例如在阿根廷）的最终结论，就是ilusión在使用上可以跟esperanza（希望）相互交换。在法国，术语décevoir和déception与英语中的“to deceive”和“deception”（与拉丁语decipere完全相符）至少在16世纪完全等同，此后慢慢产生了现代的含义“to disappoint”和“disappointment”。含义的这个演进验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人类受其约束的精巧诡计就是他们自己构造的希望。
［6］对由这种类型的人口统计学潮流产生的乐观和悲观循环，见Richard Easterlin，Birth and Fortune: 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New York: Basic Books，1980）。
［7］对于微观—宏观问题的进一步观点，在第109—110页。
［8］Leon Festinger，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他的一些基础性论文在更早几年发表。
［9］Penny Addiss，“The Life History Complaint Case of Martha and George Rose: ‘Honoring the Warranty’”，in Laura Nader，ed., No Access to Law: Alternatives to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0），pp.171—189，做了生动的编年史。
［10］对认知不一致理论的同样批评，见我的《退出、呼吁和忠诚》（Exit，Voice and Loyalt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2—95以及附录E。
［11］例如，见Richard M.Cyert and Morris H.De Groot，“Adaptive Utility”，in R.H.Day and T.Groves，eds., Adaptive Economic Models（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5），pp.223—246。
［12］William Blake，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plate 9，line 7.
［13］所有活动花费有限时间的观察对这样一种观点是重要的，即所有的人类追求都来自新古典经济分析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加里·贝克尔将时间作为有限商品的分析——“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Economic Journal 75 （Sept. 1965），pp.493—517——就成为“从经济学角度”综合人类行为大多数方面的奠基石。
［14］Robert E. Lane，“Market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Human Want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2（December 1978），p.815.这一段话主要是基于这篇非常精彩的论文，在参考关于欲望满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的脚注中，这也是非常丰富的。
［15］在西方民主国家，关于这种生活方式出现的证据，见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16］Exit，Voice and Loyalty，pp.6—7.
［17］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Aphorismen，Schriften，Briefe（Munich: Hanser，1974），p.139.同样，据报道，C.S.Peirce相信“关于人类生活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他们错误的存在”。见R.Jackson Wilson，In Quest of Community: Social Philosoph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0—1920（New York: Wiley，1968），pp.47—48。
［18］第二册，第6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