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

在解释了“精神文化生活”的概念之后，我们要回答另一个问题：“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

在《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中，我们讨论了“当代中国人之所以为‘当代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概括当代中国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趋势，中国文化的入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立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异、阶层分化和阶段重叠。⁽¹⁴⁾应该说，时隔十多年来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五个角度仍然有效。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去十来年间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生活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离开了这些变化，“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问题，就无法得到确切的回答。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神文化生活是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生活是基础；在这个“基础”方面，过去十来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我国的经济总量上的变化。在党的十七大召开的时候，即2007年10月，中国经济达到了总量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三的发展水平。到了2011年2月，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全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这个变化其实是连续变化当中的一个点，但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而也就是精神文化意义。这个变化是对整个国家总体而言的，但它不仅因为其象征意义而影响具有基本感受能力的每一个中国人，而且因为综合国力与国民平均收入、家庭实际生活水平、国家从事文化建设的力度、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成效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对当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与经济发展成果密切相关的，是城乡结构的变化。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137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179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减少1260万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比2017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¹⁵⁾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以农为本，新中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民战争为基础，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年都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作为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多数中国人是城里人了”，就像“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了”，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或精神文化意义。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似乎是为中国城市化的这个关键节点做铺垫，也可以说做诠释：中国人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解、想象和追求，都与城市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就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言，过去十来年中发生的最有直接影响的变化是在交往手段方面。在本书中有详细研究的微博和微信，都是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根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版），微信朋友圈、QQ空间和微博的用户使用率分别为86.9%、64.7%和42.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络社交应用的发展速度。这些网络社交应用已经成为国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已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微博，其实只是在2009年才引起人们关注的。而取代微博而成为头号社交应用的微信，是2011年1月才推出的。根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版），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以微信为最经常使用的APP的网民早已超过全国网民的80%。

过去十来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对于回答“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这个问题来说特别重要的，除了上面所列经济水平、生活环境和交往手段三方面的因素以外，还有在中国尤其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表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不仅对现阶段中国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现阶段中国大众”的自我认同也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使他们中比较先进比较自觉的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方位，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和历史任务，有更清醒的意识。尤其重要的是，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从严以律己的“八项规定”入手，带领全党开始了后来被称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以反腐倡廉和“精神补钙”为核心内容的这项工程一个关键目标，是通过改善党风政风来改进社风民风，是通过提升“关键少数”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责任，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在过去的十来年中出现了一些对于我们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新现象，从网络文学繁荣到实体书店复兴；从“广场舞”和“大妈舞”到“脱口秀热”和“真人秀热”；从“打工者诗歌”和“底层写作”到“国学热”和“讲座热”；从“粉丝”“体验”和“共享”等文化概念与经济的各种结合，到“网络主页”“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软件（App）”等技术发明与文化的各种结合；再加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雄心勃勃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因为在过去十来年中，我国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出现了众多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所以，我们在问什么是现阶段我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要问“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本书的不少内容，尤其是第二章和其他各章中有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之结构和民众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