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20年，北京明清故宫建成六百周年，到农历辛丑年（2021年）的正月初一日，故宫正式启用也将六百年。

在当今世界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地的所有现存宫殿，就占地面积之广阔，建筑组群之雄伟，珍藏文物之宏富，连续时间之绵长，蕴含哲理之深邃，文化影响之久远，综合起来而言，北京明清故宫可谓无与伦比。故宫汇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我的故宫情结，来自学术和感情两个方面。于学术，我研究清史，涉及明史，又研究满学、北京史，故宫始终在我学术研究的视野中；于感情，从我曾祖父到北京打工，到我已经四代人居住在北京。我住过的胡同，就在新华门对面，而我读书的中学，建在清代内府昇平署的旧址，上体育课时经常到天安门广场跑步。所以，故宫于我而言，其史料，既摆列于案头书柜；其文脉，又已经融化在血液之中。我对故宫及故宫博物院，始终抱以敬畏之心、赞颂之意、骄傲之情、欣赏之趣，而行守护之职、关爱之举、学习之实、弘扬之责。

2002年，我撰写的《清朝皇帝列传》，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是为我后来登上《百家讲坛》开讲《清十二帝疑案》和《大故宫》系列做的学术准备之一。2012年至2013年，我撰写《大故宫》第一、二、三部，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同名节目，后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配英文字幕重播。2017年，我撰写《大故宫》第四部《御窑千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并在《百家讲坛》播出同名节目。2019年，我撰写《故宫六百年》，在喜马拉雅音频分享平台讲述相关内容，并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通俗版《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简言之，《大故宫》以故宫建筑空间为顺序，《故宫六百年》则以时间为顺序。我从这一经一纬，即以空间和时间为两种场景，以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脊梁，以大故宫的历史、人物、事件、文物、古建、艺术、园林、哲理等为主要内容，向海内外大众介绍故宫。

本来，我的故宫写作计划已经完成；不料庚子年春节疫情来袭，原来的计划被打破，于是便有了这本《故宫疑案》。

这本书的由来，要回溯到本世纪初。当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故宫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左远波编辑，约我在《紫禁城》月刊开设专栏，撰写《故宫疑案》，设想连载一百篇。于是，我先后在《紫禁城》月刊连载了几篇，还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月刊》发表过几篇，反响不错。但因我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课，实在无力分身，只好将这个题目暂时中止。2007年的一天，我在《百家讲坛》录制《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的最后一讲，走出演播厅时，北京电视台制片人于瀛早已等候在门口。她对我说，北京电视台要开设《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蔡赴朝请我做第一位主讲人。

对蔡赴朝先生，我格外敬重。因为有一次我去市委宣传部办事，亲眼看到蔡部长从图书馆借了堆满一推车的图书回办公室。他秘书告诉我，蔡部长每月借一车书、还一车书。既然是蔡部长说的，我就把任务接了下来。因为时间太紧，又要贴近大众需求，我就找出了《故宫疑案》的那些旧稿子。以《清宫疑案正解》为题，补充修改，写出十二个疑案的讲稿，在北京电视台如期讲述，讲稿先由中华书局出版，继由联经出版公司用繁体字竖排本在台北出版。

新春伊始，疫情来临，宅在家里，埋头写作，修订补充旧作十二篇，增补新写十六篇，合成新书，名《故宫疑案》。我的“故宫系列”又添了一位“新成员”。

《故宫疑案》定稿后，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编辑出版，献给读者。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同我的友情已经十五年了。当年杨瑞雪社长策划，为迎接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我出版了《中国古都北京》的中文版、英文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分成典藏本、精装本、平装本，印装精美，大气典雅，得了两个国际奖项。此后，当时编辑室主任、现为该社社长的刘海涛先生经常向我约稿，因手头没有书稿，我一直心存歉意。所以《故宫疑案》尚在酝酿时，我就决定将这本书稿交给刘社长，由梁惠女史做责编，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雕梓。

至此，我的“故宫系列”包括：

（一）《大故宫》，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大故宫2》，长江文艺出版社；

（三）《大故宫3》，长江文艺出版社；

（四）《御窑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五）《故宫六百年》（上），华文出版社；

（六）《故宫六百年》（下），华文出版社；

（七）《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青岛出版社；

（八）《故宫疑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以上八册著作，都是以电视、网络、图书三种形式相结合，向观众、听众和读者，进行历史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最后，本书要说明几件具体事情：

其一，关于北京故宫。明朝故宫有南京、中都、北京三处，清朝故宫有抚顺、辽阳、沈阳、北京四处，剔除重复，地域跨江苏、安徽、辽宁、北京，时间包括明清两代。本书限于篇幅，只集录清代故宫发生的重要疑案。这是要说明的。

其二，关于历史时间。历史著作叙事、论人的时间，碰到两个问题：第一，在帝王纪年的十二月或一月，阴历和阳历有交叉，在换算上是不同的。第二，人物的年齿，有虚岁和周岁两种算法。在中国古代，只有虚岁算法，没有周岁算法，这怎么办？本书一律采用虚岁算法。如清孝庄太皇太后布木布泰，崩逝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阳历的1688年1月27日。《清圣祖实录》于孝庄太皇太后记载为：“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崩，寿七十有五”。记述其卒年，按阳历算法，是1687年，还是1688年？记载其寿龄是七十四岁、七十五岁，还是七十六岁？本书一律按照传统的阴历记载，但在出现帝王纪年时括注公历纪年。

其三，关于历史地名。人和事发生时的地名，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本书历史地名，是按人物和事件发生时的地名及其地域隶属关系记述的，为方便读者，括注今地名。今地名的行政隶属和名称也是常有变化的。本书著述时古地名加括注的今地名，其后又有变化者，不再随之变动。

其四，关于历史典籍。中国古籍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版本多，二是太复杂，所以才有“版本学”这个学科。在古籍中，同一条引文，所据版本不同，其文字常有差异。当代有用机器核对学术著作引文的，因机器校对不可能把古籍各种版本——稿本、写本、孤本、抄本、重抄本、雕版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全部输入电脑，所以往往出现差异。本书引文，只注书名，不注版本，亦请谅解。

其五，关于本书引文。史学著作的引文，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引录原文，另一种是引述原意。于前者，引录原文，加注引号，标注出处，准确无误，便于核对；于后者，引述原意，不加引号，不注出处，不失原意，力求准确。

其六，关于书中人名。清朝人名有个特点，满洲、蒙古等地的人名，汉文绝大多数是汉译的。不同时期、不同图书、不同地域、不同版本的同一个人，往往汉译不同。这样一来，很难划一。本书的处理办法是：凡是引文中的人名，一律照引不变，其他情况，尽量划一，参酌实录，兼顾习俗。

其七，关于书中数字。纪年，帝王纪年、干支纪年用汉字数字，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其他数字，因系古代历史，一般用汉字数字。

其八，关于本书定位。本书不是面向专家的学术专著，而是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在书中适当吸取学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是大众读物，恕不一一标注，如有不妥之处，祈请诸君谅解。

最后，我的愿望是：永远做一个历史的学习者、做一个历史的交流者。做历史的学习者，是说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要读点书，学历史。历史是一本永远学习不完、永远研究不尽的大书。自然的历史，人类的历史，社会的历史，自身的历史，古今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永远读不完。所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终身学习精神可贵。做历史的交流者，是说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要做交流，学历史。授课、演讲、谈话、研讨、笔记、访谈、撰文、著书等都是交流。在交流中学习，在学习中交流。交流是互相的、双向的、平等的、温暖的。任何以专家自诩，盛气凌人的行为都是庸俗的、浅薄的、轻狂的、可悲的表现。

我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人老了常犯糊涂。书中糊涂之言，敬请贤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