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印度的总体外交战略

外交战略的演进历程

印度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曾经遭受长期殖民统治。在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下，印度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于1947年宣布独立。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新兴大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它在当今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印度是中国西南方向的重要邻国，与中国有着大约17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而且双方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边界线，存在着巨大的边界争端。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研究印度外交战略的形成、转变和走向，对于把握国际局势发展的脉络，促进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妥善处理好中印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大国化的外交理念

印度的大国意识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这既与它的悠久历史密切相关，也与它本身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曾经的辉煌文明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历史上，印度是东方的文明古国，拥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过重要贡献。直至今日，印度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仍在对世界上众多的人民产生着强大的影响。从面积来看，它是一个拥有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在全世界排名第7位，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从人口规模来看，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超级大国。按照印度人口增长的速度计算，其人口总量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在国际舞台的影响来看，早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印度的反帝反殖运动就已经成为亚非国家的榜样。后来，在亚非拉地区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它又扮演了积极的角色。21世纪以来，印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塑造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形象，成为国际多边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奋斗目标。

其实，早在印度独立前夕，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开国元勋尼赫鲁就抱有极其强烈的大国理想，即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他在著作《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明确提出，“在我和许多人的心中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望”“当今世界上只有美、苏、中三国雄视全球，第四个大国非印度莫属。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的存在。”他在一次对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甚至还提出，不能把印度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他还说，“由于历史的其他的许多因素，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在亚洲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印度还是各种倾向和力量的交汇点，也不妨称其为东、西方之间的交汇点。”他又说：“印度是潜在的伟大民族和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我们的什么野心，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在尼赫鲁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创造机会让印度在世界舞台上一展丰采。”由于尼赫鲁在印度政坛的崇高地位，也由于尼赫鲁家族在印度政坛的长期影响，这种大国思想一直作为印度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在这种外交战略的指导下，印度与南斯拉夫、埃及等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并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尽管“冷战”后的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当年尼赫鲁外交思想的束缚，但其追求大国地位和身份的精髓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当时的印度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很多人看来，印度是贫困和落后的代名词，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国。在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们看来，印度简直就是一个一贫如洗、不值一提的赤贫国度。尽管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颇有差距，但可基本反映这个国家的贫困落后。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日益强劲、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外交工作的不断进取，印度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强化。2005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750亿美元，进入世界10强的行列。如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则达到4.01亿美元，排名世界第4位。据印度一位专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1年底，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虽然此说尚未被广泛接受，但其基本上反映了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印度军队的人数在世界上排名第4位，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正在加强，随着国外采购和自行研制的加强，高科技含量的武器大大地增强了其战斗力。1998年5月，印度在不到48小时之内连续进行五次不同当量和性质的核试验，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美国的核武器专家称，截至2005年底，印度就已经制造出334公斤—504公斤武器级钚，足以生产75—110件核武器。印度还成功地试验了各种系列的导弹，特别是已经试验射程可达5000公里以上的“烈火-5 ”型战略导弹。印度海军在原有一艘航空母舰“维拉特”号的基础上，自行建造了一艘“蓝天卫士”号航空母舰。而买自俄罗斯的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已于2013年交付，经过若干时间的海试后也将投入海军编队。印度从俄罗斯租借的核潜艇也已交付印方。印度通过其“三位一体”的核部署，已经拥有较为可靠的最低限度核威慑能力。由于印度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科技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在不少高科技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前列，遗传工程、空间技术等领域的成就引人注目，特别是在计算机软件方面享誉全球，是仅次于美国的“软件超级大国”。在外交舞台上，印度开始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各主要国家竞相取悦于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对自身成为世界大国的憧憬变得日益清晰。

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大力推动下，印度人争取大国地位的信心明显加强，可以说是底气充足，志在必得。无论是印度的国家领导人还是战略家，都对印度成为世界级的大国和强国发表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宏论。2001年，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力争在21世纪使印度成为“强大、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取得与其领土面积和国际地位相称的位置、作用和地位。”按照印度的理解，所谓与其领土面积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地位就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还没有公开提出“入常”的目标。2004年3月12日，瓦杰帕伊在《今日印度》举行的论坛上发表题为《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的演讲，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事务中为印度赢得一席之地。”时任外长的辛哈随后说：“从自视为一个发展中弱国转变为正在崛起的强国是印度意识的一个巨大飞跃。”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比较明确，那就是明确要求“入常”。2004年9月23日，他在第五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发言说：“我认为，印度有资格说我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未来的责任。印度正在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正在处于经济、技术和发展转变的前沿”“印度也是一个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国度，对于即将出现的各种关键性问题，我们将会提出相应的针对性政策加以解决。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将这些政策付诸实际，参与到重构一个充满正义和活力的世界新秩序中去。”正是在联大当年的会议上，印度与巴西、德国、日本一道，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一致坚定地认为，他们是扩大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理候选国。”近些年来，印度战略圈内更有不少关于印度国家定位的议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认为印度是“世界六大力量中心之一”。由此可见，“加入国际社会的管理层”或“坐进国际社会的贵宾席”已经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人们基本可以认定，印度正行进在大国化的路途之中。

印度大国化的趋势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早在1994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指出：“ 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美国前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一书中，把印度与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并列为世界上“主要的和活跃的地缘战略旗手”。所谓“活跃的地缘战略旗手”是指那些“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印度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之一，“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2005年，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美国多位高官公开提出“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之后，国际舆论对印度地位的热评更是一浪高过一浪。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时，在印度议会两院发表演讲公开表示，他期待着“能够使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改革”，这更使印度朝野大为振奋。

二、不结盟的外交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广大亚非国家处于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印度刚刚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亟须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基本的外交政策始终贯穿着“不结盟”的思想。其基本要义是，在美苏两大阵营剧烈争霸的大背景下，印度作为一个不发达的新生大国必须发展同广大国家的关系，不能与任何阵营结盟，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只有这样，印度才能维护政治独立，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早在1946年9月11日，即尼赫鲁出任临时政府副总理的第5天，他就在施政演说中提出印度的基本外交政策。他说：“我们建议，尽可能摆脱大国集团政治，不同任何一方结盟反对另一方。过去的结盟曾把我国卷入世界大战，今后这样做还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1948年3月8日，尼赫鲁在制宪会议上公开表明，“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政策不是聪明的政策”。1949年10月17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只能通过独立的态度来处理各种有争论或有争议的问题，而不是通过与任何大国或权力集团结盟来达到印度的外交政策目标。1952年6月，尼赫鲁在人民院的一次辩论中首次提出“不结盟”一词。他说：“就我的政策而论，尽管事实上我们主要同联合王国和美国打交道，我们从他们那里买东西并接受他们的帮助，但我们完全没有因为任何集团而背离我们的不结盟政策。”1958年12月19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对其不结盟政策进行全面的阐释：“当我们说不结盟是我国的政策时，我们显然是指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这不是一项消极的政策。这是一项积极的、明确无误的政策……我们不是‘冷战’的一方，我们不是任何军事集团的成员，或者附属于任何一方。”尼赫鲁还特别强调，“不结盟不是中立，而是全力以赴地为积极的事业而进行奋斗。”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采取了争相拉拢印度的政策，指望印度向己方靠拢，但是尼赫鲁及其继承人所奉行不结盟政策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为了在国际上扩大不结盟政策的意义，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客观而论，在“冷战”期间，印度基本上遵循着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苏联的大力拉拢和争取，印度与其签署了具有军事安全意涵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其外交政策明显向苏联倾斜，在印度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极大地损害了印度的外交形象。21世纪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美国加大工作力度，印美关系明显拉近。但是，印度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议程中仍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例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问题上，印度代表在联合国的投票并未与美国保持一致。2012年3月，印度战略界隆重推出《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已经表明印度的外交将继续沿着不结盟的道路前进，但是可能具有与“冷战”时期大大不同的侧重点。

三、转型中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瓦解，整个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综合国力较量中经济实力的权重日益加强。而这一点恰恰是印度的弱项，其结果便是印度的战略地位显得相当黯淡，国际形象显得十分苍白。印度对自己的国家定位一度感到茫然。但是印度很快重新清醒地意识到，只要它的外交战略能够适应“冷战”后的战略形势，及时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就可以在新的形势下取得较大的主动性。而事实上，印度的外交政策确实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印度领导人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演讲来专门阐述印度外交政策的转型或脱离旧的传统，但这种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转变“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近年来印度外交丰富而实质性的变化，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其一，印度外交政策的最大变化是从抵触西方到接近美国。在“冷战”时期，尽管印度奉行的是不结盟政策，但是其基调还是倾向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的关系呈现出“起伏不定”和“相互疏远”的状态。特别是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涵盖军事安全领域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以后，印美关系明显疏远。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将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视为对付苏联的“前线国家”，向其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而印度则进一步偏向苏联，印美关系更加紧张。其后，南亚地缘战略的基本格局是以巴基斯坦和美国为一方、以印度和苏联为一方的“双打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抵触西方甚至是反西方的色彩。印度著名的战略家拉贾·莫汉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是欧美之外最推崇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国家。但是印度在独立后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都是与西方对抗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度投票反对美国和西方的次数比苏联都多。在印度的政治家中，反对西方经济模式及其外交政策目标已经成了一个老习惯。……印度在反殖斗争中深入人心的反帝思想已经蜕变成不假思索的反西方主义了。”“一种强烈的反西方偏见渗入到印度外交政策之中，它受到左翼和右翼的共同支持，并被安全机构所强化。”很多人都认为，“向美国说‘是’对印度来说是困难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不得不重新认识美国对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开始重新确定自己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

21世纪以后，美国不断加大拉拢印度的力度，印度也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充满潜力的大市场、信息产业的人才银行相号召，为两国关系升温造势。印美关系开始密切起来。美国已经成为印度的首要战略目标。2000年，印度邀请克林顿对其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在时隔22年之久对印度的首次访问，足以说明两国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当时，两国签署了指导21世纪印美关系的框架性文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富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2003年，印美开始推动“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印度促使美方解除在民用核技术、空间技术、高新技术和导弹防御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对美国的态度明显软化。2004年10月，双方又讨论了“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第二阶段的内容，明确双方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高级信息技术和国防技术方面开展合作的意愿。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由于印度承诺将军用和民用核设施进行分离，美国承认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06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在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进行了会谈之后宣布，美印已经达成一份“历史性的协议”，即《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关系明显拉近。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1998年5月，印度曾连续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根据现有的国际规则，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无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核合作，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核技术和核燃料。因此，它一直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核孤立”的状态。这种状态至少给印度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它不能作为一个公认的核国家在国际上行事，因为它的核武器不能像其他大国那样成为大国身份的标志；二是它无法扩大核电生产，满足国内日益紧缺的能源需求。与美国签署关于核合作的协议以后，印度的核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美国的承认，这使印度朝着长期以来一直苦苦追求的核大国地位前进了一大步。对印度而言，美国开始打破其“核孤立”的处境，是政治上所得的高分。根据印美两国达成的核合作协议，印度将分离其军用和民用核设施，然后将其中民用部分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就目前情况来看，印度将把其所有核设施的65%置于可核查的范围之内，但是直接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快中子反应堆则不在国际核查范围之内。

早在布什总统访印之前，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与印度外秘萨仁山曾进行了十分详细而艰苦的谈判。通过谈判，有关协议的内容已经基本敲定，只待布什总统在新德里的“临门一脚”正式并公开地签署。《印美核协议》签署以后，印度能够合法地从美国乃至“核供应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得到核燃料供应，其核国家的地位得到了相对明确的承认，对更好地解决能源需求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而近些年美国对印度“入常问题”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态度，使得印度朝野对美好感明显增加。甚至有媒体以头版位置称，“奥巴马，你是十亿人的偶像”，可见印度民众对美国态度的巨大变化。当然，印度的外交政策向来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步调跳舞。据说，印度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对美国议案的反对或不赞成的表态甚至超过其他一些大国。据法新社2003年2月2日报道，在美国酝酿攻打伊拉克期间，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过，“我们认为应当避免在海湾爆发一场战争，所以印度不会参与针对伊拉克的任何军事行动。”印度媒体还透露，“布什总统曾一再请求印度帮助攻打伊拉克，但均为瓦杰帕伊总理所拒绝。”时任外长辛哈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费尔南德斯更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由于美军在伊拉克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有关美国对伊拉克拥有这种武器的指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随着印美关系的拉近，2012年它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却发生不小的变化，采取了姑息和绥靖主义的态度。2014年5月莫迪总理执政以后，印度对美国的态度较前更进一步。印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继续改善，特别是军事关系明显加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日本和印度在印度洋多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据此，人们可以了解印度对美态度变化导致的政策偏移。

其二，印度外交政策的鲜明变化是从突出政治到强调经济。“冷战”时期，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偏重于政治，经济外交所占的比重少之又少。但是，“冷战”的结局和“冷战”后综合国力竞争的严峻事实，使印度开始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整体外交中的极端重要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虎”的腾飞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者。争取和维护印度的核心国家利益，为经济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其外交工作的重点。正如印度外秘萨仁山所说，“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印度拥有一个和平与支持性的国际环境，一个能够对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的环境。”而印度前驻华大使纳林·苏里宁的解释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富有成果的、有意义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而印度的战略家更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诉求必须要有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加以支撑”。

基于上述认识，印度外交部为了更好地统管经济外交事务专门设立了经济司。经济外交已经成为驻外使馆的重要任务，而在争取外资、拓展市场、促进外贸、获取海外资源、吸引印侨技术等方面的业绩已经成为考核外交官的重要指标之一。2000年4月，印度外交部还专门成立了海外印度人高级委员会，负责印裔印侨联络、招商和引进技术的工作。此后，在每年举行的印裔印侨大会上，印度历任总理都要出面发表致辞，并接见他们的杰出代表，希望他们为印度的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在竭力服务经济发展方面，为保证印度经济健康快速增长的能源外交尤为突出。另外，地区主义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促使印度认真地把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一项政策”，特别是把合作构建泛亚地区主义作为“外交政策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它极大地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改变了它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消极态度，积极探讨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安排。在多边层次上，印度也与巴西、中国、南非等国家一道，进行不懈的外交努力，争取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

其三，印度外交政策还有一个变化是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冷战”时期，印度一直标榜奉行不结盟政策，尽力表明自身的道义立场。尽管印度在一些场合还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行活动，但是已经很少看到它为发展中国家到处奔走呼号的身影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追求第三世界的集体利益和挺身而出反对西方世界是印度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是对印度传统外交政策的背叛。”但是现在，印度极少再提及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南方国家的概念。它已经清醒地看到，上述概念所涉及的大多数国家开始采取务实的政治经济理念，寻求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其中不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而自身的贫困面貌没有多少改观。印度政府十分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自身强盛起来，它才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尊重，否则，它就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工会式的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印度现在的外交方针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只要能够对印度的实际利益有好处，而不再强烈坚持某些理想的愿望。当然这不是说，印度外交失去了基本原则，完全放弃了对不公正、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批评，丧失了对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追求，而只是说它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再是“见义勇为”的“愤世嫉俗者”。

四、全方位的外交态势

虽然印度独立以后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但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冷战”格局的影响，其外交关系充其量可以称为相对广泛的外交。印度不断加大在外交领域的工作力度，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均在加强之中，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均在改善之中，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明显加强。

（一）印美关系

“冷战”时期，印美关系总体上相对冷淡。独立之初，印度对美抱有好感，但是很快就发生战略分歧和矛盾。尽管在万隆会议后，美国一直拉拢印度，鼓励印度与中国展开“和平竞赛”，但是双方的矛盾时有发生。1959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成为印度独立以来首次到访的美国元首，印度政府动员了包括德里近郊农民在内的150万人欢迎艾森豪威尔。此时的印度对美国抱有很大的希望，而美国则看中了印度作为“民主橱窗”的特殊作用，提出“帮助印度朋友对付中国的挑战”。而在对待“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双方的态度也是一拍即合。由于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将世界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并与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结成反共联盟，印美关系经过短暂的热络之后自然渐行渐远。

1962年，中印边界爆发战争，印美关系一度热络。1962年10月21日，即中印边界爆发战争的第2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诬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印度采取的暴力和侵略行动”“美国感到震惊并同情印度”。其后，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又发表声明称，“麦克马洪线是被接受的国际边界并为国际惯例所支持”。对此，印度特别表示感谢，因为这是美国首次公开支持印度的边界主张。在战争最为危急的时候，尼赫鲁甚至“以谦卑的语气”给肯尼迪总统写信，请求美国给予援助，特别是希望美国提供12个超音速战斗机中队帮助印度加强印度东北地区的空防问题。但是，美国的援助远未像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慷慨，特别是当中国方面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将交火的武器装备返还印方时，美国立即命令应印方之邀驶往孟加拉湾的航空母舰调头返航。虽然此后印美之间各个层次的互访较为频繁，甚至可用“川流不息”来形容，但并未达成颇有分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协议。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对美国采取的“中立立场”颇有微词。再其后，由于印度对美国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的态度不满，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印度对此表示支持，而美国则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结成“轴心”，印度和苏联成为一方，巴基斯坦和美国成为另一方，彼此开始了战略上的“双打对抗”，印美关系自然带有对手的特点。1989年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后，印美关系出现缓解局面。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后，美国带头对印实施制裁，导致印美关系严重倒退。其后，由于整个国际战略局势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印度的战略价值，而印度本身对美国的需求也在上升。

2000年，印度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开始了与美改善关系的新尝试。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包括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的10余份文件，使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印美两国领导人宣布，两国已经完成“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的规定动作，开始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美方在印度继续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宣布承认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承诺与印度“实现充分的核能合作和贸易，包括但不限于尽快考虑向具有安全保障的塔拉普尔核反应堆提供核燃料供应”。而在此之前，美国就已对印度释放出很多“善意的表示”，为两国关系的大幅度升温作出了重要铺垫。由于美国十分看重印度在地缘战略中难以替代的作用，其对印关系中隐含着极为深刻的战略考虑。包括国务卿赖斯在内的多位高官在不同场合均表示，“美国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印美两国还签署了一份国防合作文件——《印美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这份文件，印度可以得到美国“准盟国”的待遇：联合生产先进武器；加强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解除出口敏感技术的禁令。双方还决定建立国防采购与生产小组，在军事科研、开发、试验以及在海军专业人员训练方面进行合作。印美高技术合作小组还就战略贸易和出口控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为未来在民用核电、空间技术和高技术贸易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2009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再次踏上美国领土，努力寻求政治谅解，为改善双边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率领250位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对印度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并将美印关系定义为“ 21世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对印美两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成果相当显著，双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4年9月，莫迪总理访问美国，与奥巴马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双方达成不少协议。2015年1月，莫迪邀请奥巴马访问印度，打破历史惯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并邀请奥巴马作为国庆阅兵的主宾出席。2019年9月，莫迪再次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年12月，双方外长和防长举行“ 2+2 ”会谈。

（二）印俄关系

印俄关系源自苏联时期，基本上是当年印苏友好乃至特殊关系的继续。印苏外交关系建立于1947年4月13日，也就是印度刚刚宣布独立不久。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尼赫鲁政府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继续保留在英联邦之内和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做法不甚满意，认为印度其实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一度对印度国大党进行抨击，并支持印度共产党开展反对国大党的活动，政府间的双边关系比较冷淡。赫鲁晓夫入住克里姆林宫之后，明确提出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阵营划线，不再认为印度获得的独立和自由是虚假的，承认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同盟，并且立即着手调整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当时，印度面临的困难十分严重，经济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国内粮食严重短缺，与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苏联开始与印度签署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1955年2月签署的《印苏钢铁协定》成为双方经济合作中的重要里程碑。同年6月，尼赫鲁访问苏联首都莫斯科和多个加盟共和国。时隔仅仅5个月，以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回访，其足迹遍及印度的东、西、南部，还到了印巴存在严重争议的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公开宣布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当时，美英等国正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克什米尔问题向印度施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克什米尔地位问题上的表态令印度领导人十分满意，从此以后，印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关系不断深化，日益密切。

1960年秋，在中印边界紧张局势日渐升级的情况下，苏联开始公开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逐渐成为印度武器的最大供应商。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苏联采取了偏袒印度的所谓“中立立场”，在官方声明中不仅没有谴责印度所推行的“前进政策”，反而对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表示遗憾，后来甚至公开谴责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苏联出面斡旋，在塔什干的谈判桌上，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得以暂时缓解，印苏关系则进一步发展。1971年8月9日，是印苏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日子，双方签署了为期20年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等方方面面，表明两国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该条约第九条规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进行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是双方建立“特殊战略关系”的最大例证。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印度却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不过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过程中大失元气，雄风不再，综合国力严重受损，对印度的支持力度大不如前。印度开始在苏联和美国之间采取两面下注的手法，力求获得左右逢源的处境，从各方谋求实惠。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自身危机重重，一度无暇顾及，印度的处境一度相当脆弱，双方关系一度低迷。1993年，印俄两国重拾旧谊，并较好地解决了印度所欠苏联的债务问题，双方又于2000年10月发表了《印俄战略伙伴宣言》，使得富有良好传统的关系重新获得活力。21世纪以来，双方之间的高层交往持续不断，政治关系相当密切，军工合作稳步增强。200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印度之行和2005年12月曼莫汉·辛格总理的俄罗斯之行，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方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在普京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会谈期间，双方对国际事务包括联合国中的双边合作和发展方面都“持有非常相似的意见”。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俄罗斯再次重申印度是强有力的候选国。而印度则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并于2006年2月6日与俄签署《议定书》，宣布支持后者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充分表明两国对对方关切的高度敏感。此后，印俄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一如既往地进行，2010年3月，印度邀请俄罗斯总理普京访印，就双边未来的全面合作签署“路线图”，确立合作的目标和措施，确保双边关系迅速而稳健地发展。同年12月，印度邀请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印度，双方至少达成了15项协议，其中包括在格洛纳斯系统和航天工程方面的合作，以及为期10年的长期科技合作协议。2011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莫斯科，就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核能、军工和反恐等领域的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目前，印俄之间的高层互访已经成为机制化的常态。

防务合作是印俄战略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印俄两国在充分互信的基础上，突破了前些年的单纯买卖关系，达成了联合研制与开发新式武器装备、联合生产高技术武器以及建立军工领域合资企业的共识，涉及的武器装备包括巡航导弹和第五代战斗机。其中，两国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超声速巡航导弹已经试验成功。尽管联合研制高端战斗机的问题还面临一些困难，但双方的合作意向十分明确。

印俄双方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进展也相当明显。由于印度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达到80%以上，而俄罗斯是其可靠的能源来源之一，因此能源合作在两国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双方迫切希望在这一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即印度向俄罗斯能源部门大量投资，以便保证在未来10—20年间获得5000万吨石油。俄罗斯决定继续帮助印度建立核电站，以缓解印度国内电力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印俄最新的核能合作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

（三）印欧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独立以后比较注意发展同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印度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英国作为宗主国统治印度将近200年的时间。印度民众的感情中对英国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对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抱有屈辱和仇恨；另一方面也对英国的影响具有某种情结。首先，印度的政治体制直接照搬了英国的政治体制，英语一直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教育的模式也照抄了英国的系统。其次，印度与英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相当密切，20世纪50年代，英国是印度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世纪60年代，印英贸易有所下降，但英国仍然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对印度的援助也在不断增加。在外交政策方面，开国元勋尼赫鲁选择了继续留在英联邦之内的政策，较好地利用了该联邦之内的网络关系，与其他英联邦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一般说来，“冷战”期间的印英关系总体比较稳健。21世纪后，印英关系出现新的升温。2010年5月卡梅伦担任首相以后，多次承诺与印度建立新的“特殊关系”。而印度对印英关系的发展也抱有不小的期待，其中包括继续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继续获得英国对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的支持，继续从英国得到必要的武器装备进口，等等。

“冷战”时期，印度与法国的关系相对友好。印度把发展对法国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并发展多方面关系。到1947年时法国在印度保留着5块殖民地。1952年，法国政府自动放弃了在印度东部的一块殖民地。1956年，印度与法国签署条约，归还了法国在印度的所有属地。由于印法通过外交途径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此后的双边关系发展一直较为顺畅。除了苏联之外，法国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法国向印度提供的先进战斗机大大提高了印度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水平。印度还得到了来自法国的核能技术援助，其中包括轻水反应堆的技术。由于法国对印武器出口不像其他某些国家附带政治条件，印度不必担心日后的军备升级和零配件后续供应。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印度进行强烈谴责和制裁。而法国对印的批评态度最为和缓，言辞中带有很大的理解成分，博得印度的极大好感。随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法国，成立了印法防务合作委员会，并于1999年开始战略对话。两国防务合作日渐密切，其中包括举行联合军演、军队首脑互访、人员培训，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从单纯的买卖关系转变为联合生产的伙伴关系。到2012年初，印度已经将史上最大一笔军购大单即花费130亿美元购买126架先进战斗机的合同交给法国达索集团。为了扩大在能源与科研领域的合作基础，2009年法国核能巨头阿海珐公司与印度核电公司签署了6个新一代核反应堆的协议。2010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访问印度，与印方签署了高达150亿欧元的商业框架协议。另外，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法国对印度“入常”给予理解和支持。萨科齐表示，“离开印度将无法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同时，法国还积极支持由45个成员国组成的核供应国集团，凸显正在为双方在1998年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注入实质内容”。

印度独立以后，注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与德国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对德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印度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相当地位。1961年，印度对德国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8.2%，排列在对外贸易榜单的第3位，德国后来一度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德国作为“援印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每年都会提供一定的援款，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

21世纪以来，印度与德国的关系明显加强，双方之间的高层互访呈现逐渐频繁的特点。2018年4月，莫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柏林。2019年11月，默克尔访问印度，双方就数字经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就整个欧洲而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难得的伙伴。1962年，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先与欧盟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21世纪以后，印度成功地与欧盟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与欧盟各国领导人举行年度峰会的机制已经持续多年。欧盟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欧正在为达成自由贸易区进行积极而深入的讨论，彼此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日益增多。双方制订了联合行动的各种计划，准备继续增强战略互信。欧盟国家对印度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项目予以支持，并欢迎印度参与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

（四）印东（盟）关系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曾设想过印度在东南亚发挥作用。他曾说，“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但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印度外交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向苏联倾斜，印度和东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互相漠视的状态。“在大多数印度人的眼中，东南亚是一个贫困落后和愚昧的地区，所以在‘冷战’时期乃至‘冷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仍与东盟保持相当的距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体制痼疾的长期积累，印度已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的状态，外汇储备数量剧减到只够支付两个星期的外贸进口，政府甚至不得不将国家的黄金储备拿到英国进行抵押，以换取宝贵的外汇应付不时之需。从外部情况来看，苏联的解体使印度失去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撑”，难以获得宝贵的经济援助、稳定的市场和廉价的军事装备，“印度的对外政策失去了主要的靠山”。在这种艰难的背景下，1991年9月，当时的拉奥政府通过《外交政策决议》，初步提出了大力发展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思路。1992年，印度正式提出“向东看”的主张，确立了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1997年古杰拉尔出任总理后，进一步强化“东向意识”。他指出：“印度的未来取决于它同中国、韩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并相信‘东向外交’将开启印度外交的新时代。”

21世纪以来，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一直呈现日渐密切的趋势。2003年，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达成了《印度—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一样与东盟进行地缘和战略互动的国家。2004年双方签署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2005年，双方又签署《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为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增添了新的动力。2009年8月，印度与东盟签署《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已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一协定规定，双方将取消80%以上交易产品的进口关税，为大幅度促进贸易往来奠定坚实基础，2012年贸易总量超过700亿美元。印度与东盟积极磋商，准备尽快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便早日形成巨大市场。印度与东盟还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加大“物理联通”的步伐，力图建立迅捷而便利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就东盟的具体国家而言，印度的外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东盟内越南、缅甸和印尼等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更是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战略性投入，开展诸如安全合作、军事交流和经贸并举的方式，扩大自身影响，谋求利益最大化。

（五）印日关系

20世纪50年代，印度外交主要侧重在亚非舞台，因此有意接近日本，但日本反应冷淡。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外交主要侧重南亚，日本亚洲外交主要侧重东亚和东南亚，彼此的兴趣点不同，双边关系不冷不热。20世纪80年代后，两国关系开始升温，经贸合作有所扩大。虽然1998年印度进行的核试验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但随着世界局势的明显变化，印日出现了战略利益的某种一致性。双方开始强调抗衡中国的“合力作用”。

21世纪以来，印日关系开始由疏而近。2000年，印度邀请日本首相森喜朗访印，双方达成了恢复对印经济援助，进而达成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谅解。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日本将印度列为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受援国（2003年以前中国是其最大的受援国）。2005年，日本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7.5%，总数达1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18%。日本的发展援助主要集中在印度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德里地铁项目、加尔各答高架桥项目和拉贾斯坦邦的水项目。2005年4月，印度邀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双方表示将大力推动“全球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在改变亚洲战略力量结构和推动联合国改革中进行密切合作。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和继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先后访日，提出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对话和合作，特别是明确提出构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07年，印度与日本举行首次关于加强“全面经济合作关系”的谈判。2008年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再次访日，两国发表了《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进展联合宣言》，以及十分引人注目的《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10年10月，曼莫汉·辛格访日时，两国签署了《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1年2月，两国签署了促进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提出在未来10年内将占两国贸易总额94%的产品的关税逐步降低至零的目标。2011年10月，印度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外相和防卫相就经济和军事问题展开“ 2+2 ”会谈，突出表明双方的“价值观同盟”急剧升温。印度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卫相还就2012年两国举行的首次联合军演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同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应邀访问印度，确定向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构想”提供45亿美元的融资。2014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开启了为期5天的对日访问，双方特别强调“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

2018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印度进行访问。这是安倍首相2012年再次执政后对印度的第三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深入讨论了在印建设高铁、增加贸易、扩大投资、加强人文交流等事宜。2018年10月，莫迪访问日本，与日方达成了不少新的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初创企业相互进入以及不同领域人才的引进事宜。

（六）印中关系

印度与中国是在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20世纪50年代，两国的友好往来十分密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更是令人瞩目。1954年，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双方间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开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双边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两国（后来包括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同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接待的外国政府首脑。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来访的尼赫鲁总理进行会谈，仅毛泽东就与他进行了四次谈话，创造了毛泽东与外国首脑会谈的纪录。临行前，毛主席还把写有亲笔抄录《楚辞》的折扇赠与尼赫鲁，上面写有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可见双方情谊的深厚。此后，两国友好往来接连不断，两国之间充满了“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地语：印中人民是兄弟）的热烈气氛。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尼赫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以后，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议，加之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双边关系出现倒退。从1961年起，边界地区局势日益恶化，虽经几次谈判，但均未奏效。1962年10月，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原有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几乎全部停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两国随后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率团访华，实现了印度总理34年后的首次访问，奠定了中印关系新的里程碑。拉吉夫·甘地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了坦诚的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交流，特别是就边界争端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1991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达成不少共识。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对中国进行回访，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为改善双边关系的气氛，也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会谈，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很多国际性的问题上达成多项共识，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21世纪以来，印中关系克服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带来的干扰，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前行的态势。2000年，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继续增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关系的气氛，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关系。2005年5月，曼莫汉·辛格总理邀请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双方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在联合宣言中提出了发展和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其成为促进双边合作和在国际舞台上协调的重要指导方针。2010年，双方政府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活动纪念两国建交60周年。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和在各种场合的会见十分频密，只要是双方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一定都会安排专门的会见或会谈。2013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表明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发展中印关系的殷切期待。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莫迪总理打破惯例，在自己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热情接待了中国领导人。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26项合作协议，为构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中国武汉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双方从文明对话开始，就世界局势的百年变局进行坦诚的沟通。2019年10月，莫迪总理邀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金奈进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畅谈中印各自发展的形势，交流治国理政的理念，表示愿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的伟大复兴。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增加。2000年的双边贸易仅为29亿美元，2011年已经达到740亿美元，2018年达到955亿美元。截至2015年，中国在印度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达到约700亿美元，印度已成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中新签营业额和完成额的第1位。在军事安全领域，彼此之间的疑虑有所减弱，建立互信的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呈现出比较默契的局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等问题上，双方立场一致或相似。在二十国集团、中印俄、金砖五国、基础四国、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两国为维护双方及发展中国家利益进行了令人满意的沟通与合作。但必须指出的是，印度国内仍有一股对华持有偏见的力量，他们不时炒作一些敏感话题，例如边界冲突、西藏问题、水资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使得双方的互信面临不小考验。

（七）印巴关系

自印巴分治以来，印巴关系一直是印度外交和安全战略中最为核心的关键问题，也是印度实现大国雄心的重大战略牵制。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印巴曾经于1947年、1965年和1971年爆发过三次战争，彼此之间互为敌手，仇隙很深。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与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峰会期间，达成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文化合作和避免双重征税等三项协议，1989年7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巴基斯坦，成为时隔30年后首次访问巴基斯坦的最高领导人，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艰苦努力。由于双方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重大进展，所以缓和关系的进程经常出现挫折乃至倒退。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巴基斯坦马上跟进核试验，随后双方差点在卡吉尔地区发生第四次战争。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思维定势，开始以相对灵活的态度处理与自己“老对手”的关系。随着“板球外交”的展开，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基本保持正常，双方同意“以认真的、有目的性的和前瞻性的方式探讨和平协商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两国高官进行的“对口对话”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两国间已中止16年之久的联合委员会重新开始启动。印度还从克什米尔地区撤出5000名兵力，作为同巴基斯坦增信释疑的信号和步骤，并准备根据形势的变化继续从那里撤出军队。在巴基斯坦遭遇严重地震灾害之后，印度破天荒地提供1.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在当时这是印度独立多年来唯一一笔大额对外援助。但是，2008年孟买遭受恐怖袭击以后，印度强烈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越境恐怖主义活动，对巴进行严厉谴责，双方的关系跌入新的低点。自2010年开始，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了高压与示好并行不悖的政策，一方面施加强大军事和外交压力，另一方面有条件地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通过“板球外交”和邀请巴基斯坦总统进行“私人访问”等方式，力图改善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2014年5月，莫迪总理举行就职仪式时，邀请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出席，向巴方释放积极改善关系的信号。由于克什米尔争端激化，双方关系重新陷入紧张对峙的状态之中。特别是2019年初以来，双边关系严重恶化，呈现出高度紧张的局面。

（八）多边外交

印度与德国、日本、巴西一道组成的“四国集团”，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其要求“入常”的愿望得到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理解和不同程度的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次会议上，印度或单独或与中国、南非和巴西一道，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声呼吁，为促进“多哈发展议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近年举行的多次“东亚峰会”上，印度领导人也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等地区性或次地区性合作组织内也有较好表现。它还被上海合作组织吸收为观察员。在二十国集团中，印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方八国集团的峰会上，印度曾与中国、巴西和南非同为特邀嘉宾出席。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即“印度无所不在”。这不仅是印度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场合的一个口号，而且是21世纪以来印度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3月，印度在新德里成功举办了第三届金砖国家峰会，表明它正在成为一颗耀眼的新兴国家之星。另外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事情是，印度逐步加大对非洲的关注。除了与传统上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继续增进关系之外，特别重视对非洲整体的多边外交。2008年，印度就与非盟达成协议，举行第一届印非峰会。2011年，印度举行第二届印非峰会。但是当时印度与非盟达成的协议是：由非盟选出15个国家，印度与其进行会晤和讨论。2015年10月，印度因应现实的需要，邀请了所有54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会，其中34个国家都派出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印非峰会。该峰会主要集中讨论了双边和非洲内部的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信息技术、劳动力技能培训、反对恐怖主义等广泛问题。有媒体形容说，此次印非峰会是莫迪“非洲战略的开篇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