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民意谋保官

明宣德六年（1431），河南府永宁县税课局代理大使刘迪，眼见原任李大使即将考核回任了，他不肯失去到手的肥缺，便杀猪宰羊，大摆筵席，请永宁县各里的里老人等前来，要他们到京城奏请皇帝，能将自己转正，而抵制李大使回任。那个时候的朝廷非常看重民情，只要是民众颂扬地方官，请求将其留任或免于治罪，基本上都会得到皇帝的恩准。税课局代理大使刘迪利用制度的空子，想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能成功吗？朝廷大臣能否看出破绽？宣德帝对这种行为又有什么看法呢？且从案件讲起。

河南府永宁县，位于洛河中游，为水路交通要道，四通八达，所以设有税课司局。明代并不是每个州县都设有税课司局的，有市集及交通要道的府、州、县才能设置。明初不过有四百余个府、州、县设有税课司局，在府为税课司，在州、县为税课局，所征收的商税不上交户部，而交本府、州、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税局。府、州、县只是将额定的商税上缴户部，其余都留在府、州、县，办公费用和地方官吏的各种补贴大部分出自于此。税课司、局是征税的部门，专门征收商贾、摊贩、屠宰、酒酤等各种买卖的捐税，还管理土地、房屋买卖的契税，就连寺庙所收的施舍也要纳税。县税课局设大使，是未入流官，因为管理税收，是很有油水的职务。按照规定，商税是三十而取其一，原本不算高，但各府、州、县为了增加地方收入，连蔬果、饮食、畜牧诸物，乃至于猪草都收税，所以民甚苦之，为此朝廷曾经废除一些税课司局。

却说永宁县税课局大使李时到京城接受朝觐考核。所谓的朝觐考核，就是地方官到京城接受由吏部主持的考核，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之为“大计”。经过考核，将参与考核的地方官分为称职、平常、不称三等，称职者升迁，平常者回原任，不称者降级或免官。是否能通过考核，难以预料，但职位不能空缺，所以吏部委任刘迪代理永宁县税课局大使。

刘迪是吏员出身，以前在浙江充当书吏，循资熬历，经过二十多年，升到刑部当吏，如今六年期满，终于可以当官了，却选了一个代理税课局大使，能否坐稳还很难说。若是代理之后，回吏部等待铨选，既不知道何时才能选上官，也不知道会选到什么官缺，若是个苦寒之缺，就不如在税课局了。如果能平安在税课局干满一任，所得钱财，至少可以养老无忧了。

如何能使自己得到这份差事呢？那就是原税课局大使李时不能回任。要让李大使不能回任，一是他考核称职，可以升迁；二是他考核不称，被降级免官。按照规定，考核称职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左右，不称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都是平常。作为一个未入流的税课局大使，要想争得称职，无异于登天。不过也很难得到不称，因为不称要有实在的标准，即贪、酷、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罢软无力、不谨。如何能使李大使考核得到不称呢？就要找出他的恶迹，告到京师，自然就会将他纳入不称之列。

刘迪到了税课局以后，把李大使的账目统统核查一遍，却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然后走访各集市商户，问李大使有没有收受他们的礼物，若是收受礼物，则可以用受贿罪名将李大使扳倒。《大明律》规定：“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财，坐赃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与者，减五等。”也就是说官吏即便是不贪赃枉法，只要是接受别人的钱财，就算坐赃。这里规定的“与者”，就是行贿者，减受贿者罪五等量刑，也就是说行贿者在没有请求官员办任何事的情况下，即便是人情关系，也是有罪的，若是求官员办事，则要以枉法论，行贿者也有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各集市商户人等，即便是送给李大使一些礼物，也不会承认送礼，即便是有些人承认送礼了，也只不过是什么瓜果梨桃、蔬菜时鲜之类，这些又都算是礼尚往来之列，律例并不禁止，因为属于土仪。

刘迪致力于收集李大使的罪证，收效不大，便想到拉拢一些商户及里甲的耆老们，想借助民众的力量保住自己的位置，阻止李大使复职，所以他把本县各里的里老人都请到局里做客。

朱元璋“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词讼”，在原有的里甲基础上，设置里老人办理本里的词讼，希望以德高望重的老人审理本里民众之间较为简单的纠纷，以减少官府办理诉讼方面的压力。这些里老人不仅仅要面对本里的民众，还要和官府打交道。可以说官府赋予了里老人较为显赫的道德权力，但并没有给予他们以实际的权力，更没有升迁的渠道，不可能当官，实际上是官府的杂役，唯官府马首是瞻。里老人制度到宣德时期已经趋于败坏，不但里老人的素质下降，而且他们与官府相勾结，以致猫鼠同眠、蛇鼠一窝，甚至狼狈为奸、通同作弊。正因为如此，刘迪才想到利用里老人的影响力，以达到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

里老人们来到税课局，刘迪让手下热情招待，还特地买来两只羊，当场宰杀，做成菜肴，菜品很丰富。白水羊头肉、它似蜜、滑溜里脊、火爆羊肉、红烧羊尾、爆炒腰花、清水百叶、黄焖羊蝎子，这是八道大菜；羊肉炒韭黄、羊肉炖茄子、羊肉烧豆角、羊肉烧笋、羊肉炖豆腐、羊肉烧冬瓜、羊肉炒芹菜、羊肉熬白菜，这又是八道菜。一道羊杂碎汤，配上青韭羊肉馅饼，算是主食。菜肴摆上，每个人面前的酒碗都满上酒，刘迪举起酒碗说：“各位里老，今天请客，不为别的，只是本官代理几个月以来，承蒙诸位关照，税课不缺，民不受扰，理当致谢，本官先干为敬。”说罢，举起碗来，一口而尽，却不住地叹息。

里老人们也干了碗中酒，但见刘迪叹息，不由得要问缘由。刘迪便把李大使即将回任，自己代理即将结束之事讲了。一位里老人说：“老爷与民同乐，如果不能当大使了，我等恐怕没有什么好日子了。”有人带头，自然就有人附和，七嘴八舌，有人便提出向朝廷申请保留刘迪之事。原来，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也喜欢清官廉吏，所以一方面允许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京城治罪，一方面也允许民众保留清官廉吏，只要百姓认为是好官，则该治罪的不治罪，还让他们风风光光地回到任上。自此以后，民众保留地方官，虽然没有形成制度，但基本上是民众一有所请，必然能如愿以偿。

见有人提出保留之事，刘迪便来了精神，频频向里老人们敬酒，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出力，却不想里老人们都不说话了。刘迪也不便问为什么，只好向身边的里老人询问原因，得知里老人们也怕惹是生非。要知道官府不给里老人工食银，他们要想为生，还要靠自己耕种收获。要是申请保留刘迪，他们就要远赴京城，耽误时日，家里的农活不能干了，田地定然荒废，影响生计。再说了，这里到京城将近二千里，路上盘缠也所费不赀，里老人虽然为本里德高望重之人，但也只是一些普通农户，如何负担得起这些费用呢？

刘迪了解到里老人们的顾忌，便一口应承，所有赴京的费用概由本官承担，另外再每人给银二两，以赔偿耽误农活的损失。二两银子在当时不是小数，至少可以买两亩良田，里老人们如何不答应？见里老人们应允，刘迪大喜，便频频敬酒，直到酒足饭饱，方才散席。

按照刘代大使的嘱托，里老人们来到京城，到都察院击鼓诉事。受理申请的是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顾佐，字礼卿，开封府太康县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历官知县、御史、按察副使、应天府尹、顺天府尹，宣德三年为都察院右都御史，主管都察院事务，以持法森严而著称，明察秋毫，所以时人认为他是包公转世。

顾都御史接见了诸位里老人，看他们个个身穿新衣，全不似农民，也就起疑了，但他们毕竟是申请保留官员的百姓，不能对他们用刑讯。顾都御史不问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是与他们谈家常，毕竟都是河南人，也算是老乡，谈起家乡话语长。顾都御史先问今年乡下的收成，再问里中百姓的负担，之后问地方官是否尽心尽力为民办事，渐渐地谈到税课局旧任李大使是否有恶迹。里老人们不曾想到顾都御史所问之事都与刘迪毫不相干，事先也没有准备，便说李大使不如刘迪能干。顾都御史让里老人们讲一讲李大使如何不能干，刘代大使如何能干。一个里老人说：“李大使只是在局里办事，从来不到市集商户去巡视，置摊贩、商户偷税漏税于不顾。代大使刘迪则不然，常常到市集商户去访问疾苦，与民同乐，而税课不缺。”另一个里老人说：“李大使官气十足，我们要见他，他总推脱不见，其架子比县太爷都大。代大使刘迪一团和气，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还时常请我们吃饭呢。”

见里老人们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李大使和代大使刘迪，顾都御史已经明白是刘迪作弊了。李大使不骚扰市集商户，并不意味听任市集商户偷税漏税，不见里老人们，正好说明他不徇私枉法。代大使刘迪恰恰相反，肯定是与集市商户及里老人们一起狼狈为奸。顾都御史不好直接道破此事，但见里老人们都穿着新衣服，但他们所穿的衣服的样式、颜色、质地都一样，便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所穿新衣都是一样的呢？多少钱一件？购于何处？里老人们的新衣都是刘代大使给买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多少钱，更不知道购于何处，所以都面面相觑，瞠目结舌。顾都御史见他们理屈，便厉声呵斥道：“何人指使你们前来，到底得到什么好处，从实招来，免得本官大刑伺候！”接着喊来衙役，十余人各自持棍站列两旁，齐声呐喊，声震大堂。里老人们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各个吓得浑身发抖，只好把刘代大使供了出来。

顾都御史弄清原委，便将此事移交吏部处置，此时的吏部尚书是郭琎。郭琎，字时用，保定府新安县人，国子监监生出身，因为曾经为东宫官，辅佐曾经为太子的宣德帝，因此得到赏识。宣德帝即位以后，不顾朝臣反对，破格提拔郭琎为吏部尚书，史称其颇有识才之能。郭尚书得知此事，当即奏请宣德帝，请将刘迪移付法司治罪。宣德帝当即批准，然后对郭琎等在朝官员们讲：“朕意各处保官，皆出公道。今观此事，人言可尽信邪？然君子小人操行不同，亦不可因此尽疑之。古人言，众好必察，众恶必察。卿等不可不审。”也就是说，朕原以为各地百姓保留官员，都是出于至诚的公道。如今通过税课局代大使刘迪之事，可以知道人们所讲的事情不能完全相信呀！不过，君子与小人的节操和行为都不同，也不要因为刘迪之事的出现，就怀疑所有民众请求保留的人。古人说的好：众人都说好的，一定要仔细核查；众人都说恶的，也一定要仔细核查。你们这些大臣不可以不注意，不要因噎废食。根据宣德帝的旨意，大臣们商议并草拟规定：今后凡是地方官所在地的百姓奏请保留地方官留任者，有关部门都要进行核实，不能听信一面之词。这正是：

寄语世人休作孽，害人还自害其身。

刘迪被押赴法司，如何定罪呢？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刘迪只不过是未入流官员，算不上宰执大臣，但毕竟也是官，而且是知情指使者，因此可以比附减等量刑，即便是减等，因为这个罪很重，所以法司将刘迪发边远充军并佥妻，也就是说举家迁往边远地区，没有没收家产，也算是开恩了。里老人们虽然不是官，但在士庶人等之列，若是加重处罚，也要同刘迪一样，因他们受人指使，且坦白罪行，属于“无知村愚”，故此各自杖一百，革去里老之役，在里接受里长管束。刘迪与里老人们原想各自谋得利益，却没有想到都身受其害。这种官员利用民众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事情，在明代是非常普遍的，即便是贪官污吏，在离任的时候，也会找一些狐朋狗友，在城门里扎个彩楼，摆上一些果品，吸引百姓来欢送，并且准备几双靴子，到时候出来几个人要他们把官员的靴子脱下来，这叫作脱靴遗爱。当时有口号云：“世情真好笑呵呵，三载赃私十万多。喜得西台参劾去，临行也脱一双靴。”“西台”也就是御史台，就是这样被监察官员弹劾罢官的人，去任的时候还演出脱靴的把戏，若是该官升任，更是另一番景象，什么建生祠、入名宦祠、刻德政碑、修遗爱亭，种种丑行备具，吹嘘有什么丰功伟绩，其实不过是虚假的歌功颂德而已。宣德帝还是清醒的，知道不能别人都说好的就认为是好，别人都说坏的就认为是坏，要仔细核查事实，不能轻信，并且在制度上进行修订，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们利用民意为自己谋利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