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演义》与国家的分裂和统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任何读者在翻阅《三国演义》时，那第一回的第一句话便会最先闯入他们的眼帘，然而它所引起的反响却会因读者所处时代或环境的不同而大有差异。和平环境中的读者或许会细数历朝历代的史实与此判语作印证，也可能轻蔑地讥之为历史循环论，急于阅读紧张情节的读者甚至可能将它一跃而过。生活在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时代的读者，其反应却要强烈得多。他们渴望国家统一与生活安定，亲身的经历使他们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都清楚，这“分”与“合”两个字看似简单，但它们却是残酷的历史进程的高度凝缩，是意味着千军万马的呼啸，惨不忍睹的杀戮，以及田园的荒芜和遍地的尸骨。对国家刚统一之际的读者来说，战乱的伤痕还在隐隐作痛，那句话自然就会引出他们沉重的感慨或悲伤的回忆。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八字又会被反复咀嚼、玩味，因为这其中含有太多的血与火的内涵。这种反应也许已在作者罗贯中的期待之中，那部《三国演义》的问世，正是在一场全国性大战乱刚结束后不久。
在过去，人们曾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即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为何恰恰是选择三国故事为题材。那时人们的回答，主要地都是从创作素材优劣的角度着眼。如胡适就曾解释说：“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因此“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好题目”。[1]他又将历史上各个分裂时代互作比较，指出三国鼎立之际的故事尤能引起作家的偏爱：
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的人才都可算是势均力敌的，陈寿、裴松之保存的材料也很不少；况且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了许多杂书的材料，很有小说的趣味。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了。[2]
其实，这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看法，在他之前的冥飞就曾说道：“《三国演义》为历史小说之最佳者，盖三国时人才最盛，材料较各代为佳，占天然之优胜故也。”[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是这样评论：“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4]此言虽是就《三国志平话》而发，但移至《三国演义》也同样适用。以上的解释无疑有令人信服的一面，在分裂的时代里，确实“自然有热闹的故事”，因此在情节安排、矛盾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可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带来很大的便利。然而，上述解释仍似嫌有不足。所谓给创作带来便利是相对而言的，只有当能为创作宗旨服务时，这类便利方能真正地显示出优势，而作家的创作宗旨，又并非是凭空产生。于是对于上述解释，必须还增入对作家因素的考量：罗贯中之所以选择三国故事为创作题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本人就生活在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之中，并亲眼看到了国家是怎样地陷于分裂，然后又逐步地走向统一。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罗贯中的生平事迹多不可考，明初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中有“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之语，由此可知这位作家活动于元末明初之际。贾仲明又说他“与人寡合”，“遭时多故”，明王圻《稗史汇编》卷一百三称其为“有志图王者”。据此推测，生活于元末社会动荡时的罗贯中为人倜傥不群，怀有创建一番事业的远大抱负，相传他曾为割据江苏一带的吴王张士诚的幕僚。后来罗贯中政治上的抱负未能实现，便专心致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这并非是意气消磨的表现，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变换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三遂平妖传》。此外，明代刊印的《水浒传》题署作者时也常有罗贯中之名，又有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说法，[5]有可能他也曾参与过《水浒传》的创作。具有这样经历的作家进行小说创作，他的作品又怎能不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呢？
所谓烙有时代的印记，并不意味着《三国演义》是在借对各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或故事的描写，来反映元末明初那场战乱的现状。那两个时代毕竟相距一千余年，而且它们又各自有着庞杂的内容，蕴涵着互不相同的种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对此已无法运用简单的影射、比拟的手法。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怎样地牵强附会，都难以将对刘备或曹操形象的描绘说成是在影射朱元璋；在关羽与张飞身上，也很难看出有徐达、常遇春的影子，尽管在明代的民间传说中，这两对人物之间有着前身与后身的关系。与此相类似，虽然赤壁大战与鄱阳湖之战在各自的时代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将这两者互作比拟也总嫌不妥。罗贯中无意作这类简单的影射或比拟，然而阅读《三国演义》时，又确实可以感受到元末明初那场战乱的气息。这一现象其实也不难解释，那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两场战乱所共有的带有整体性或本质性的东西。
三国鼎立与元末明初这两个时代相隔一千余年，分别活动于其间的两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所演出的大小事件的面貌也截然不同，然而从这两组形貌不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却可以抽象出极为相似的历史进程：首先，由于不堪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出现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原先的庞大帝国也因此而崩溃。就这点而言，两者间的差别只是前一个帝国叫“汉”，后一个叫“元”，前一次农民起义军号“黄巾”，后一次则称“红巾”而已。其次，在镇压与反抗镇压的过程中，出现了若干个并立的封建统治集团，全国处于分裂状态。三国时是魏、蜀、吴三家鼎立，前此还曾有过袁绍、袁术等势力的争霸；而元末时则出现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武装割据集团。最后，经过多年的杀伐争斗，又重新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这两个时代的历史进程是如此相像，它不能不使人怀疑，罗贯中是感慨于现实，才有意识地选择三国故事为自己创作的题材。
另有一事实能佐证上述怀疑的成立。在元末明初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七个分裂的时代，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较为特殊，此处可暂且不论。项羽与刘邦的楚汉相争虽然接踵于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但这是两大集团的抗争，并非是群雄并立的局面，而由于异族入侵而导致的南北朝或宋、金对峙也是性质较特殊的分裂。因此，与元末明初情形相似的只有三个分裂时代，即三国鼎立与晋统一全国、隋末农民大起义后群雄纷争与唐统一全国、唐末农民大起义后的五代十国与宋统一全国。一旦明了这一点，就不能不注意到罗贯中创作的那三部讲史演义的题材。《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所描写的内容，恰恰是分别与上述三个分裂时代相对应。即使直到元末明初时为止，中国古代社会也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其间不知出现过多少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也不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罗贯中讲史演义的创作却是始终紧紧抓住分裂的时代，而且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描写与元末明初模式相似的故事。这种现象显然无法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它只可能是作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罗贯中的讲史演义不仅描写了旧王朝的分崩瓦解、群雄的并立与纷争以及国家的最后统一，同时还根据这种历史进程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概括提炼出易使人窥其本质的典型人物与事件，而在这点上，《三国演义》显得尤为出色。读过这部作品的人谁也不会忘记曹操，作者将这位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人生哲学的乱世奸雄刻画得入木三分。曹操阴险狡诈，多疑且残忍，但同时又见识卓然，具有雄才大略，他已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然而读者却愿意接受这个形象，因为作品在这方面的描写，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本质面目的认识成果。将曹操简单地比拟或影射什么人显然并不恰当，不过这个形象确实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身处战乱的人们理解眼前的人和事。罗贯中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其实也得益于他所经历的战乱。在那种非常的时期里，各种人物平时隐藏着的或无机会暴露的思想、品格以及性格的复杂性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罗贯中才可能在以往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凭借自己于战乱中获得的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生活积累，将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丰满而典型。
作品中与曹操相对立的人物是刘备，在第六十回里，作者还曾让刘备将自己与曹操作了一番比较：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
这是对曹操与刘备行事处世差别的一种概括，同时也可看作是作者创作时贯穿始终的准则之一，即以互相对立、比照的原则来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在小说中，作者几乎都是用浓笔渲染的方式来强调刘备的仁厚：对弃樊城后携民渡江的描写是歌颂他爱民如子，与民共患难；三顾茅庐的故事是赞扬他礼贤下士，求才若渴；拒绝将“必妨一主”的“的卢马”转赠别人是突出他决不做损人利己之事的美德；而时时不忘渲染徐州、新野、樊城等地百姓对他的爱戴，则是为了肯定与颂扬他所施行的仁政。在作品中，几乎曹操每有某类恶行，则必可找到刘备的一项善举与之相对应，为了使这种对比显得更为强烈，作者有时还作了过头的描写，结果反而给读者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6]的印象。在历史上并不曾有过小说所歌颂的那种“仁君”，只不过封建统治人物的驭民术各有差异而已，因此在作品中，刘备这一人物也就无法体现出如曹操形象那般所具有的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后者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提炼，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面貌，而前者却是作家按照自己的理想，根据与曹操相对立的原则进行描写的产物。当然，严格地说这“作家”不只是指罗贯中一人，而是还应该包括先前曾参与三国故事形成的那些无名作者。就艺术创作而言，刘备形象的塑造并不很成功，然而它却显示出了另一种价值，即让人看到作者理想中的施行王道的仁君形象。这种理想其实是来源于封建时代百姓们长久以来的渴望，而在战乱时期，这一渴望在残酷现实的刺激下又变得尤为强烈。曹操和刘备都是乱世英雄，对于他们来说，战乱是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是对于百姓来说，战乱带来的只是苦难与死亡。《三国演义》不愧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作者在讲述精彩曲折的故事与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向读者交代，战乱对于普通百姓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故事刚展开不久的第四回里，就有一段揭露董卓暴行的描写：
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门下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
第六回叙述董卓强行迁都，尽驱洛阳百姓去长安时又这样写道：
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
作者似是在冷静地作客观描写，但读者仍可感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而董卓的暴行，还只是长达数十年战乱的开端。从此之后，全国就再也没有一处宁静的田园，有的军阀部队是“但到之处，劫掠百姓，老弱者杀之，强壮者充军。临敌则驱民兵在前，名曰‘敢死军’”；有些逃难的人群不幸正好陷身于混乱的交战之中，于是“百姓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中箭着枪，抛男弃女而走者，不计其数”。作品同时又描写了百姓遭受的另一种灾难：战乱毁灭了农田，掳走了青壮年劳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饥荒的发生，“饿莩遍野”则是触目可见的惨状。这时的百姓只能“皆食枣菜”，或“剥树皮，掘草根食之”，死于饥荒的人不知有多少。然而在军阀眼中，那些百姓却是理应充任印证自己是真命天子的牺牲，董卓就曾声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此处的“天下”当作争夺、独霸天下解，而其他的军阀，又何尝不是在按此准则行事呢。再广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每次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战乱年代里，各大小军阀的行径都是如此，他们同样都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元末明初时战乱的情形也不例外，而这正是罗贯中酝酿与创作《三国演义》的前期环境。
总之，《三国演义》与元末明初时的战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场战乱刺激了罗贯中创作欲望的萌生，促使他选择了三国故事为创作题材。这部作品对人物或事件的刻画与描绘，既是一种艺术创造，又是历史经验的可贵总结，同时也是对现实较为间接、曲折的反映，而作者在战乱中获得的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生活积累，则保证了这一身数任的巨大的艺术工程的出色完成。完全可以说，没有元末明初的那场战乱，就不会有如此杰出的《三国演义》的诞生，而罗贯中本人，其实也正是这场战乱所培育的天才作家。